【殖民遗产与国家治理】英国在中东的“分而治之”政策及其后果

英国在中东的“分而治之”

政策及其后果

田文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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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分而治之”是一种十分古老的统治政策，在近现代被西方殖民国家“发扬光大”。19世纪到20世纪前期，英国作为塑造中东格局的最重要外部力量，在中东殖民统治主要采取“分而治之”政策。这一殖民遗产给中东带来多重负面影响，具体而言，主要体现在三方面：首先，支持阿拉伯人发动大起义，借以分裂奥斯曼帝国，中东缺乏“核心国家”导致该地区群龙无首，动荡不定；其次，在中东各国间制造纠纷，同时在各国内部制造分歧，由此导致中东各国矛盾四伏，中东国家治理困难重重；再次，扶植犹太人在中东建国，由此为“世纪冲突”——阿以冲突埋下祸端，以色列与阿拉伯世界矛盾愈演愈烈。需要指出的是，二战后，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中东新霸主，美国从维护自身霸权统治出发，继续在中东推行“分而治之”政策，由此使中东地区至今处在动荡之中。

关键词  殖民政策英国“分而治之”中东安全

作者简介 田文林，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研究员（北京100081）。

引言：英国在中东

“分而治之”政策的缘起

“分而治之”作为一种统治政策十分古老。历史上，罗马帝国、埃及、波斯帝国以及拿破仑时期的法国都曾经实行过这种政策。英国是典型的海权强国，其基本地缘特征就是领土面积有限且远离大陆，经济和商业主要靠海洋通道将其不连贯的领土连接在一起。这使英国具有将欧亚大陆国家分裂为较小单位的固有倾向——因为国家越小，就越要依赖强国，国家越小也越容易被掌控。

英国统治者明确提出“分而治之”政策是在1857～1859年印度发生民族大起义后。莫拉达巴德地方驻军司令官琼·柯克中校在一份文件里写道：“我们的态度是尽力维护现存的宗教和种族分裂，而不是使之融合,分而治之应该是印度政府的原则。”孟买总督爱尔芬斯顿非常赞赏这种观点。他在一份备忘录中写道：“分而治之是古罗马的座右铭,也应当是我们的座右铭。”因此，英国“在每一个殖民地里进行分化，利用这一部分去反对另一部分。”这就是英国在其殖民地统治中惯用的“分而治之”政策，而这种统治方式也被推广到其他的英国殖民地。值得注意的是，二战后，英帝国从其殖民地精心撤退之后出现的印巴分治问题、南非种族问题、新马问题、中东领土纠纷及族群冲突等问题，某种程度上与英国的殖民统治遗痕不无关系。

这其中，中东地区就是英国“分而治之”政策的重要试验田和牺牲品。国内学者围绕相关话题已有一些探讨，但是专门研究这一议题的著述仍不多见。鉴此，笔者不揣学浅，尝试从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角度，对该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英国在中东“分而治之”

政策的实施

19世纪至20世纪前期，英国成为塑造中东地缘格局的最重要外部力量。中东地处欧、亚、非三大洲接榫地带，地理位置重要，石油资源丰富，人口数量众多。该地区如果将地理优势与人口优势有机结合而形成统一的国家，则会成为世界性强国，这种前景显然是英国所竭力避免的。英国殖民者非常清楚：“一个处在中东中心的巨大的军事强国，可以随意打入欧洲、亚洲或非洲；它也能够阻止这三大洲彼此合作。”要彻底消除伊斯兰世界复兴对欧洲的威胁，釜底抽薪的办法就是“分而治之”，尽可能蚕食、分裂、肢解伊斯兰世界的地缘版图。

而伊斯兰世界的地缘特征使之很容易被英国利用。我们知道，伊斯兰世界（主要以奥斯曼帝国为代表）最主要的特征就是“既统一又分裂”，或者说是“有差异性的统一”。萨米尔·阿明曾指出，伊斯兰世界“商业立国”的传统，使各地区之间既是统一的，又是割裂的：商业文明使不同地方的居民相互来往，日渐形成统一的经济体系和语言，就此而言，伊斯兰世界是统一的；但商业文明存在的基础，是对立商业城市之间的竞争，就此而言，伊斯兰世界又是割裂的。伊斯兰世界的这一地缘政治弱点，很自然被英国充分利用和放大，乘机在中东地区推行“分而治之”政策。具体地说，这主要体现在依次递进的以下三方面。

（一）蚕食、分裂并最终瓦解奥斯曼帝国

英国在中东进行“分而治之”的第一步，就是想方设法地分裂乃至瓦解奥斯曼帝国。

奥斯曼帝国始建于13世纪末，极盛时势力达亚欧非三大洲，领有东南欧、巴尔干半岛之大部分领土，北及匈牙利和斯洛文尼亚，掌握东西方陆上交通线近6个世纪之久。“在没有发现通往印度的直接通路以前，君士坦丁堡是广泛贸易的中心。”从地缘政治角度看，奥斯曼帝国一直是伊斯兰世界的“核心国家”，中东作为奥斯曼帝国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奥斯曼帝国统治之下，总体处于和平稳定的状态。

然而，从17世纪开始，奥斯曼帝国由盛转衰，到18世纪已成为欧洲列强任人欺凌的“西亚病夫”。当时，欧洲外交界谈论颇多的所谓“东方问题”，实际上就是“对奥斯曼帝国怎么办”的问题。“法兰西、英吉利、奥地利甚至俄罗斯，已经开始要求‘势力范围’，而且它们用贪婪的眼光注视着‘欧洲病夫’的财产。”英国和其他欧洲强国认识到，谁能征服奥斯曼帝国及其埃及属地，谁就能控制通往东方的重要通道，谁就能成为地中海、黑海、红海的主人；谁能让“东方问题”的解决有利于自己，谁就能巩固自己在欧洲的地位。

英、法殖民者由此逐渐将伊斯兰世界作为蚕食和扩张的重点对象。从地理位置看，地中海南岸的北非地区因更接近欧洲，远离伊斯兰世界的中心和心脏，因而成为奥斯曼帝国最早丧失的领土。标志性事件就是拿破仑于1798年率军横跨地中海入侵埃及。在法国人看来，控制埃及会让法国恢复欧洲与印度之间的苏伊士商路，对抗日益增长的大西洋贸易的优势。占据埃及还会弥补法国在美洲殖民地的损失，抑制俄国向奥斯曼帝国的推进，威胁英国占领下的印度，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外交和军事地位也会急剧削弱。此后，法国继续在北非扩张。1830年，法国军队在阿尔及利亚登陆，18年后法国宣布该国及其沿海一带为法国领土一部分，成为第一个被分割出来的阿拉伯地区。1881年，法国又占领了突尼斯，将其纳入法国的属国。1901年，法国又征服了摩洛哥。

英国在伊斯兰世界的扩张，同样从征服地中海南岸的埃及开始，并且以此为跳板，一步步向伊斯兰世界纵深扩张。在殖民大国英国眼中，埃及的战略重要性不言而喻。“对大英帝国来说，埃及的价值在于它保护着英国至印度这颗帝国皇冠上的宝石的交通生命线。”1869年开凿苏伊士运河后，埃及成为沟通欧洲与印度洋之间的海上捷径、东西方贸易商路的中枢，以及世界上最重要的地缘战略据点。英国政府很快买下苏伊士运河的多数股份。此后，英国以保卫苏伊士运河为核心，逐步向伊斯兰世界纵深扩张：1878年，英国将塞浦路斯作为海军基地，用来保卫土耳其海峡和苏伊士运河；1883年，英国军队为镇压阿拉伯起义，又占领了尼罗河谷；同样为控制苏伊士运河，英国还夺取了阿拉伯半岛西南顶端的亚丁，并在位于非洲东海岸上的英属索马里兰建立了殖民地。英国还与波斯湾国家的众多国王签署条约，并制造障碍阻止其他欧洲国家进入该地区。英国首相艾德礼曾公开说过：“欧洲在全球战略的优先次序中是第一，从我们的观点看，中东就是第二。”

英国还在远离奥斯曼帝国权力中心的海湾地区加大渗透力度。英国在海湾地区的核心政策，就是确保从欧洲途经海湾到印度的航道安全。为防止当地出现威胁英国航道安全的地区大国，英国在当地扶植起众多小国，并与这些小国签署各种条约，相继将其纳为大英帝国的“保护国”。1820～1945年期间，英国通过签署一系列条约，在海湾地区扶植了7个“停战国家”（TrucialStates）。英国禁止这些酋长国与其他国家签署条约，不允许其发展海军，还阻挠这7个酋长国团结联合。这种“小国林立”的格局，后来随着海湾国家独立被延续和固定下来。

总体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英国在奥斯曼帝国的渗透和扩张是渐进而有限的。这是因为，当时英国拥有海上霸权，在奥斯曼帝国拥有商业优势，因此不允许俄国等欧洲列强瓜分奥斯曼帝国，由此才使奥斯曼帝国得以苟延残喘，其寿终正寝的时间推迟了将近一个世纪。马克思当年就指出：“英国想维持土耳其帝国，并非根据任何同东方问题有关的考虑，而是‘由于它相信，任何一个重大的东方问题被提出来热烈讨论，都会成为西方纠纷的源泉’。”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成为英国对奥斯曼帝国政策转变的转折点。一战爆发后，奥斯曼帝国误判形势，站在同盟国德、意、奥一边参战，由此促使英国决意彻底瓦解奥斯曼帝国，并重塑战后中东秩序。“当奥斯曼帝国在1914年10月开始敌对协约国时，英国开始重新评估它的传统政策，即由保全奥斯曼帝国转向推动该帝国瓦解”。1914年11月5日，英国正式吞并了塞浦路斯，并于同年12月18日在埃及建立保护国。军事上，英国开始加紧装备埃及，炮轰达达尼尔港口，一支在波斯湾整装待发的远征军在美索布达米亚南部登陆。

为彻底削弱奥斯曼帝国，英国处心积虑地策动阿拉伯人发动起义，在奥斯曼帝国的后院点起大火。从1915年7月到1916年1月，英国驻埃及、苏丹高级专员麦克马洪与阿拉伯世界领导人谢里夫·侯赛因共交换了8封信件，史称“麦克马洪-侯赛因通信”。英国承诺在战争胜利后建立一个北到亚历山大勒塔，东到伊朗边境，南到波斯湾，西接红海、地中海的“阿拉伯帝国”。阿拉伯人信以为真，随后便在1916年6月5日发动大起义，配合英军向奥斯曼帝国发起挑战，由此加速了奥斯曼帝国的失败命运。

但英国不可能帮助阿拉伯人实现这些承诺，因为侯赛因的要求一旦梦想成真，中东地区将出现自阿拔斯王朝以来最大的帝国。因此，麦克马洪在回复侯赛因时，故意含糊其辞，让双方对这份设计好的回复各有自己的解读。英国与侯赛因谈判的同时，英国的印度总督却推行截然不同的政策，支持侯赛因的敌人沙特人。更关键的是，英国还与其他列强暗中约定，图谋在战后将阿拉伯世界肢解。一战期间，英、法、俄、意之间先后签订了4个秘密协定：1915年3～4月的《君士坦丁堡条约》、1915年4月26日的《伦敦条约》、1916年4月的《赛克斯-皮科特协定》，以及1917年4月的《圣让·德莫里埃纳条约》。这些条约不仅要瓜分阿拉伯诸行省，还要瓜分安纳托利亚的大部分地区。

在这些密约中，对中东地缘格局影响最大的就是1916年由英、法、俄（后因十月革命退出）秘密签署的《赛克斯-皮科特协定》，它明确了英国、法国和俄国的全部要求：俄国得到已许给它的君士坦丁堡（即伊斯坦布尔）和土耳其海峡，以及亚美尼亚、库尔德斯坦部分领土和安纳托利亚北部地区；英国将获得美索不达米亚和地中海港口海法和阿卡；法国的势力范围将包括提尔以北的叙利亚领土、阿达纳省和安纳托利亚西南部的西里西亚地区。曾担任殖民事务部大臣的丘吉尔曾自我吹嘘说，他“在一个周日的下午用笔轻轻一划，就创造出约旦”，约旦与沙特之间巨大的“Z”字形边境线，被称为“温斯顿的打嗝”或“丘吉尔的喷嚏”。有评论认为，“即使以当年的标准衡量，这种做法也堪称无耻。”

《赛克斯-皮科特协定》等4个秘密协定，与英国同侯赛因达成的建立统一阿拉伯国家的协议显然相互矛盾。英、法用赛克斯在沙漠中划出的那条线——从地中海沿岸的阿卡至波斯边界的基尔库克，直接把英国高级专员承诺给侯赛因的领土一分为二，甚至连英国军方情报机构负责人也心怀歉疚地抱怨说：“我们面对的状况就类似猎人在杀死黑熊前已经瓜分了熊皮。”换个角度看，这些协议看似相互矛盾，实则体现出西方列强控制中东伊斯兰世界的一贯方略，那就是“一直分裂”：先让阿拉伯世界从奥斯曼帝国中分裂出来，再将阿拉伯世界进一步分裂。唯有如此，才能便利于英、法等殖民者驾驭和控制中东伊斯兰世界这个庞然大物。

1917～1925年是决定中东历史发展道路的关键时期。1917年12月,英军攻陷耶路撒冷。在法国的配合下，英军沿地中海东海岸北进，夺取了提尔、西顿、贝鲁特和的黎波里。在约旦河东岸,费萨尔领导的阿拉伯军队同艾伦比率领的英军配合作战。1918年10月,阿拉伯军队和英国军队同时进入大马士革。根据《摩德洛斯协定》条款,奥斯曼土耳其在叙利亚、黎巴嫩、巴勒斯坦、伊拉克、汉志、阿西尔、也门的行政当局被废止，从而结束了奥斯曼帝国对阿拉伯人400多年的统治。

一战结束后，以英、法为首的战胜国在1919～1922年期间确立起新的国际权力体系，即“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由于美国在战后重回孤立主义，俄国国内发生革命，英、法实际成了凡尔赛体系的主要操控者。列强数量减少使英、法对中东地区的干预和控制力度比过去明显增大。以英国和法国为主宰的国际联盟决定在中东地区建立委任统治制度。所有委任统治地被划分为A、B、C三类。前奥斯曼帝国属地伊拉克、巴勒斯坦(包括外约旦在内)、叙利亚和黎巴嫩被划分为A类委任统治地区。根据国联盟约规定,A类委任统治地可以暂为独立国,但在行政管理方面须由受委任国予以指导和援助。费萨尔作为其父侯赛因国王及阿拉伯人的代表参加了巴黎和会,令人失望的是，阿拉伯独立问题未被纳入此次会议的讨论内容。侯赛因宣布自己为阿拉伯国王,但英国只承认他为汉志国王。

从后来中东历史的发展看，该地区地缘版图正是根据英、法的预谋发展的：先是将战败的奥斯曼帝国彻底解体，然后根据英、法密谋达成的《赛克斯-皮科特协定》，将原本可能成为世界性强国的阿拉伯世界分裂成若干“委任统治国”。巴勒斯坦、外约旦、伊拉克、南也门（亚丁保护国）、埃及和苏丹等是英国控制的地盘，黎巴嫩和叙利亚属法国的势力范围，利比亚则由意大利控制。现代中东就是在一战废墟和自相矛盾的战后安排基础上诞生的。丘吉尔曾警告说，奥斯曼帝国的解体，将会使潜在于阿拉伯世界的种族、民族、宗教等矛盾喷薄而出，把世界搅成一团糨糊。这一结局被不幸言中。

（二）在中东国家间制造纠纷和矛盾

英国对中东地区的“分而治之”政策，并未因奥斯曼帝国解体而宣告终结。相反，为了使新独立的阿拉伯国家臣服于西方强权之下，英国刻意在中东国家之间设法制造分裂，播下冲突和不睦的祸种，由此使英国可以从容实现“离岸平衡”。

最典型的例证就是挑动海湾国家与伊朗、伊拉克等地区大国内斗，由此为当前伊朗与海湾其他国家关系恶化埋下隐患。为挑唆海湾其他国家与伊朗关系，英国煽动海湾部落首领侵占位于海湾的伊朗各港口和岛屿，并于1902年宣布贾希姆部落对大通布、小通布和阿布穆萨岛拥有主权，将其并入沙加和哈伊马角两部落所控制的领土，由此使阿联酋与伊朗围绕三岛主权的纷争一直延续至今。2011年中东剧变后，沙特等海湾国家与伊朗矛盾持续升温，这与当年英国埋下的祸端不无关联。

英国还刻意在伊拉克与科威特之间制造领土纠纷，最终为后来伊拉克的悲剧性命运埋下祸根。1913年，英国与奥斯曼帝国签署协议，将伊拉克在波斯湾的两个岛屿——沃巴岛（Warba）与布比延岛（Bubiyan）划归科威特，由此使伊拉克唯一港口乌姆盖斯尔（Umm Qasr）失去直通波斯湾的航道，并受到科威特与伊朗两国的钳制。伊拉克领导人抱怨说，科威特的分离使伊拉克几乎没有海湾的出海口，伊拉克几乎成为一个内陆国。1938年，科威特立法委员会一致通过科威特重新和伊拉克合并的要求，结果，第二年英国镇压了一次以此为目标的武装起义。1961年科威特宣布独立不久，伊拉克卡塞姆政府企图入侵科威特，科威特求助英国出兵，迫使伊拉克知难而退。1990年，伊拉克强人萨达姆再次以这段历史为借口，武力吞并科威特。这场战争本质上是英国殖民主义政策种下的祸根。正是这场战争，使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进入海湾地区，将原本属于地区强国的伊拉克彻底打回原形。

事情并未到此为止。即使在阿拉伯国家内部，英国继续推行“分而治之”政策。以伊拉克为例。1917年英国占领巴格达后，根据殖民统治需要和经济利益考虑，重构该国政治版图，将什叶派占主导的巴士拉、库尔德人占主导的摩苏尔，以及逊尼派占主导的巴格达，硬性组合在一起。由此导致伊拉克教派矛盾、政治暴力蔓延，与邻国边界争端延续至今。

为达到有利于己的目标，英国曾威胁要使整个巴士拉省脱离伊拉克，除非伊拉克政府赞成确保英国对伊拉克有效控制的条约。英国还威胁要使库尔德人居住地区和摩苏尔从伊拉克分离出去，除非费萨尔国王把那里的石油控制权交给英国。伊拉克政治结构先天不稳，要么是“少数宗派统治多数宗派”的萨达姆式强权，要么是体现教派多数意志的“弱势民主”，始终没有找到适合本国的政治发展道路。

英国在中东“分而治之”的政策特点是如此鲜明，以至中东地区流行一种说法：“如果两条鱼在相斗，背后一定有英国人在捣鬼。”

需要指出的是，法国是英国对中东国家“分而治之”的主要帮凶。法国在1920年击溃费萨尔的阿拉伯军队后，控制了根据《圣雷莫协定》划归法国进行“委任统治”的全部地区。为满足自身统治需要，法国还不遗余力地阻挠当地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并着手肢解叙利亚。尽管多数分割条款未能行得通，但有两项延续下来：一是在1938年将亚历山大瑞塔周边地区分割开来，并使其在第二年被土耳其正式吞并；二是创造出黎巴嫩这一独立国家。在黎巴嫩地区，法国采取“分而治之”做法，将穆斯林逊尼派、什叶派和希腊东正教、德鲁兹教派都纳入“大黎巴嫩”，但主要扶植基督教马龙派掌权，由此造成该国族群矛盾重重，法国则从中坐享渔翁之利。

（三）扶植以色列在中东建国

为了确保殖民利益，防止阿拉伯民族发展壮大，英国还刻意在巴勒斯坦地区扶植犹太人建国。巴勒斯坦位于欧亚非三大洲交界处的地中海东岸，北邻黎巴嫩，东接叙利亚、约旦，南与埃及的西奈半岛接壤，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对英国来说，巴勒斯坦既是英国连接埃及和印度的“大陆桥”,也是连接英国的非洲和亚洲殖民地的链条,是从地中海往波斯湾运兵的通道。英国若能控制该地区，就能在运河的北翼建立起一道坚固的保护屏障，大大加强自己在运河地区的垄断地位，还能同马耳他、塞浦路斯、直布罗陀等英国领地遥相呼应，控制地中海，并将英国在两河流域直至波斯湾的势力范围同埃及联为一体。夺取巴勒斯坦，英国就能更有效地维护它在整个中东的战略利益。

一战为英国夺取巴勒斯坦提供了难得良机。1914年8月，奥斯曼帝国刚刚向英国宣战，英国驻埃及总督就迫不及待地立即下令，命令英军越过巴、埃边界，对巴勒斯坦的奥斯曼驻军进行袭击。为掩盖夺取巴勒斯坦军事行动的真实目的，英国打出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旗号。英国认为，如果在巴勒斯坦有一个大规模的犹太居留地，对英国重大利益正处于危机中的那个地区将起到稳定作用，并将有助于整个中东的新生。“只要公开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理想，把巴勒斯坦打造成犹太国家，就可以既确保苏伊士运河东翼的利益，又避开外界指责英国攫取领土。”

《赛克斯-皮科特协定》签署后，英国首相格雷马上指示英国驻巴黎大使试探，如果英国发表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声明，法国会作何反应。法国起初对此嗤之以鼻，但英国人清楚讨好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诸多好处。尤其是1916年7月协约国在索姆河攻势受挫后，英国认为必须依靠美国才能击败德国。美国有200万犹太人，只要赢得他们（犹太人）的支持，就能把美国拖入战场。1916年12月，劳合·乔治取代格雷担任英国首相。劳合·乔治一心想占领巴勒斯坦，又担心引发批判帝国主义的浪潮，于是决定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者，认为这既可挫败法国在中东的野心，也能让主张当地实现民族自决的美国总统威尔逊闭嘴。

毕生致力于犹太复国的魏茨曼，敏感地抓住英国意欲控制巴勒斯坦的图谋，向英国政府一再陈述帮助犹太人建国“从而赢得犹太人支持的好处”。他宣称，在英国保护下的“一个与埃及的一翼接壤的强大的犹太社团的存在，将对可能来自北方的任何危险形成有效的防御”。

1917年11月2日，英国外交大臣贝尔福宣称，英国政府同意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一个“犹太人的民族之家。”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贝尔福宣言》。表面看，《贝尔福宣言》包含了两个承诺：一个对犹太复国主义者，一个对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实际上，这两个承诺相互抵触。早在贝尔福宣言发表前3年，英国便向阿拉伯人许诺，可以有成立国家和获得自由的政治权利。因此贝尔福对阿拉伯人的许诺，不过是装装样子罢了。贝尔福在1919年写给内阁的备忘录中指出：“在巴勒斯坦，我们没有打算，甚至在形式上也不去征询这个国家现有居民的愿望……而犹太复国主义是扎根于悠久的传统、当前的需要和未来的希望之中的，因而其意义远较目前居住在这块古老土地上的70万阿拉伯人的愿望和偏见要深刻得多。”《贝尔福宣言》给欧洲犹太复国主义者注入一剂强心针，促使大批犹太人向巴勒斯坦地区迁徙，由此为后来以色列在阿拉伯领土建国铺平了道路。

英国抛出《贝尔福宣言》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从近期看，俄国对协约国的战争支持正在动摇，英国需要得到俄国犹太人的支持，迫使俄国继续参战。从远期看，则是借助犹太人增强苏伊士运河防卫力量。一战时期，土耳其曾经从巴勒斯坦向整个西奈半岛上的协约国军队发动进攻，这一事件使英国政府意识到，巴勒斯坦对于防卫有战略意义的苏伊士运河的重要性。

更重要的是，以色列在中东建国可用来抑制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发展壮大。英国人很清楚，阿拉伯民族主义一旦获得成功，阿拉伯新政府将不允许外部大国统治中东，大国不可能像过去那样肆意掠夺阿拉伯石油和战略财富了。而犹太定居者人数远比阿拉伯穆斯林少得多，其不得不依靠英国，因而更愿意帮助英国维护苏伊士运河安全。英国首相劳合·乔治认为：“相比阿拉伯人，犹太人可以为我们提供更多帮助。”殖民大臣丘吉尔认为，巴勒斯坦的犹太国能够充当英帝国在中东的一个堡垒和盟国，犹太复国主义还是“布尔什维克主义邪恶行为”的“解毒剂”。

英国鼓励犹太人建国，并将犹太人作为中东代言人，目的就是在阿拉伯世界制造混乱与分裂，确保英国长期控制中东这一战略攸关地区。英国政府预测，在阿拉伯人地区建立一个犹太人家园，意味着两个民族声称拥有同一块土地，由此使定居者与巴勒斯坦人的冲突不可避免。这种冲突“将非常有利于英国对于犹太复主义者和当地阿拉伯分而治之的策略，从而保证其对苏伊士运河的控制。”恩道尔也指出：“在相互割据、争吵不休的阿拉伯国家的包围之中，由犹太人主导巴勒斯坦，只有求助于英国的庇护才能勉强存在下去。”

英国进行委任统治初期，在巴勒斯坦的统治地位并不稳固。为改变这一状况，英国奉行“扶犹排阿”政策，在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刻意播下仇恨的种子。英国当局积极鼓励犹太人移入巴勒斯坦，并规定希伯来语是同阿拉伯语、英语一样的官方语言。在英国殖民当局的支持和鼓励下，犹太人向巴勒斯坦移民的规模迅速扩大。据统计，1918年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为5.6万人，占居民总数的7%，1922年增为8.3万，占11.1%，到1931年达到18%。1932年全球经济危机后，由于德国大规模迫害犹太人，同时美国移民数量缩减，大量欧洲犹太人涌向巴勒斯坦。“从1933年起，迁入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数目从涓涓细流变转为汩汩波涛。”犹太移民从1932年的9 553人猛增到1933年的30 327人、1934年的42 359人和1935年的61 854人。巴勒斯坦犹太人的总人数从1919年的6.5万人上升到1939年的45万人。英国委任统治当局还偏袒、庇护犹太移民掠夺阿拉伯土地投资建厂，英国甚至纵容犹太人建立“哈加纳”“伊尔贡”“斯特恩集团”等地下武装组织，还向其提供武器弹药。犹太社团俨然成为巴勒斯坦的国中之国。

以色列移民的大量涌入激起了当地巴勒斯坦人的恐慌和强烈不满。1919年参加叙利亚代表大会的巴勒斯坦代表团宣称：“犹太复国主义比法国人（对叙利亚）的占领更为危险，因为他们（法国人）还知道自己是外国人，而犹太复国主义者竟认为他们到巴勒斯坦来是回家。”因此，阿拉伯人对犹太人的攻击愈来愈频繁和猛烈，包括1929年的哭墙骚乱、1936年阿拉伯人“民族政治总罢工”和1938年的阿拉伯人大起义。但这些起义终因内部分裂和英国人镇压归于失败。巴勒斯坦由此丧失了阻止犹太人继续移民的反抗能力。到1948年，犹太人已经占到当地总人口的1/3。犹太移民武装也迅速发展，奠定了后来以色列军队的雏形。

二战前夕，英国眼见与德国交战的可能性愈来愈大，所以必须尽快解决巴勒斯坦阿拉伯人起义的问题，并避免阿拉伯人倒向“轴心国”。为此，英国政府于1939年5月17日发表了由英国殖民部拟订的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白皮书》,即政府文件第6019号。白皮书主要有三点内容：一是澄清“民族之家”不是“把巴勒斯坦改变为一个犹太国”；二是限制犹太人向巴勒斯坦移民；三是英国将禁止犹太人在巴勒斯坦购买土地。这意味着英国从“扶犹抑阿”转向“抑犹扶阿”。犹太人由此将矛头对准英国人，频频针对英军目标发动袭击。

英国对犹太人建国问题态度转变，已无法改变以色列建国的大趋势。1947年11月，在联合国关于巴以分治决议的投票中，美国和苏联均投下赞成票。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宣布成立后，美国16分钟后就予以承认，其速度之快使联大陷入一片“惊奇和犹豫的混乱之中”。5月17日，苏联宣布承认以色列，也属于最先一批在外交上完全承认犹太国的国家。苏联在承认以色列独立时，斯大林曾说了一句话：“这个地方不会再有和平。”

美国和苏联在全球各地对抗，但在扶植以色列问题上则立场一致。此举看似费解，实则一目了然：美、苏为了实现争霸目标，都不希望中东实现和平稳定。因为只有中东动荡不定，相互嫌隙，矛盾重重，外部大国才可能坐收渔翁之利。美、苏既可以利用中东紧张和混乱的机会，使中东国家牢牢地依附于它们，从而巩固和扩大它们在中东的势力范围，又可以互相勾结，在必要时拿中东国家的利益做交易，避免因其直接对抗。

英国“分而治之”殖民遗产

对中东的负面影响

英国在中东推行的“分而治之”政策，极大改变了中东地缘格局，基本奠定了当代中东政治的地缘政治根基。这些殖民遗产并未因民族解放运动兴起，以及英国从中东黯然离场而随之消逝。相反，随着时间推移，英国殖民遗产留下的祸端，在此后数十年中持续发酵，至今仍是中东动荡不定的重要根源。

（一）缺乏“核心国家”使中东地区陷入长期动荡

英国肢解奥斯曼帝国，给中东地区带来的最直接后果就是导致中东地区缺乏“核心国家”，由此使中东长期陷入动荡和冲突。我们知道，核心国家是维护地区秩序稳定的关键因素。一般来说，任何一个地区，只有存在版图辽阔、幅员广大的核心国家，该地区便总体可以维持稳定；相反，“核心国家的解体，一般都意味着混乱和灾难。”过去相当长时期，奥斯曼帝国实际充当了伊斯兰世界“核心国家”的角色。奥斯曼帝国作为一个核心国家的长期存在，保障了中东的秩序与和平。奥斯曼帝国除了与欧洲基督教国家，东部的萨珊帝国偶有冲突外，内部各民族、宗教间一直保持高度和谐。

然而，英国强行肢解奥斯曼帝国，乃至在阿拉伯世界进行委任统治，导致中东地缘版图碎片化。这种地缘版图碎片化使伊斯兰世界陷入前所未有的混乱无序状态，并葬送了阿拉伯人建立统一的阿拉伯国家的梦想。阿拉伯民族拥有庞大的人口、宗教、历史和文化纽带，本来有潜质建立统一国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但由于英、法对奥斯曼土耳其在一战后进行的委任统治，使该地区最终被分裂为22个阿拉伯国家。

阿拉伯世界小国林立，而且国家间政体、意识形态、外交政策乃至宗教教派差异甚大，各国间难以组建长久性联盟。相反，每个国家都唯恐地区局势不利于己，因此不约而同地采取“相互制衡”做法，导致地区内耗不断，地区安全困境加剧。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沙特担心伊拉克、叙利亚和约旦在同属谢里夫家族的统治者下实现联合；而埃及意欲成为中东地区的领袖，继续充当许多小国政府之间的仲裁者，也反对这种联合，因此与沙特联手阻止伊拉克、叙利亚和约旦三国联合。与此同时，叙利亚和伊拉克均不愿依附对方。叙利亚出于被伊拉克吞并的担忧，采用了依靠埃及甚至依靠俄罗斯的外交取向，以期获得两国的保护。而黎巴嫩也颇为担心被叙利亚吞并。在约旦与叙利亚之间，开始是叙利亚怕被约旦吞并，后来变成了叙利亚威胁了约旦。“中东地区阿拉伯集团的分裂状况，同它在土耳其人统治下的相对团结形成了鲜明对比。”

总之，由于缺乏综合实力强大、足以主导地区局势的“核心国家”，中东至今没有形成稳定的地区结构（包括地区安全机制），使其既无法实现自强，也无力阻挡外部势力进入中东，甚至主动邀请外部力量进入中东，从而使地区局势持续动荡。

（二）基于殖民国家利益而形成的中东“主权国家体系”引发诸多政治冲突

另外，英、法在中东实行“委任统治”留下的所谓“主权国家体系”，还使中东体系始终处在被质疑和挑战状态，由此导致中东地区动荡持续不断。由于中东地区的“主权国家体系”是英、法殖民者从外部强加的，因此该体系始终没有得到阿拉伯民众普遍认可，试图颠覆和重组地区秩序的诉求和力量始终络绎不绝。20世纪50～60年代中东流行的阿拉伯民族主义，以及70年代末兴起的伊斯兰复兴运动，实际就试图分别按照“阿拉伯民族”和“伊斯兰教”，重新整合地区版图。每次图谋颠覆地区的政治社会运动，都伴随着持续的战争、冲突和动荡。由于中东现行国家与这种主权体系已经相互绑定，改变地区版图阻力太大，这些重塑地区体系的努力均以失败告终。

2011年以来，中东发生自1916年以来堪称“百年一遇”的大剧变，利比亚、叙利亚、也门等地区国家陷入动荡乃至濒临解体，这意味着维护现行主权体系的力量明显削弱。在此背景下，要求重划中东地缘版图的势力重新抬头。这其中，最突出的就是2014年异军突起的极端组织“伊斯兰国”。“伊斯兰国”公开否定1916年英、法达成的《赛克斯-皮科特协定》，认为这是西方人为制造的产物，是非穆斯林的西方压迫伊斯兰世界的象征，西方将伊斯兰世界人为分割成不同国家，破坏了在哈里发领导下的神圣统一。2014年6月10日，“伊斯兰国”在网上发布铲平叙利亚、伊拉克边境的照片，下面的标题就是“打破赛克斯-皮科特边境”。但由于“伊斯兰国”的恐怖主义组织属性，其谋求推翻英、法殖民者塑造的中东地区体系的努力注定失败，唯一留下来的是“一地鸡毛”，使中东地区更加动荡无序。

（三）阿拉伯国家相互间纷争不断，地区矛盾层出不穷

英、法在中东国家间制造纠纷，使原本可以团结统一的阿拉伯各国彼此相互敌视，以“小国林立”的地缘结构呈现在世界面前。而英、法殖民者在一战后在这些国家之间埋下的冲突隐患，最终随着时间推移日趋发作出来。因领土、种族、教派分歧，中东国家间始终纷争不断。根据国际和平研究所（PRIO）的统计数字，相比于世界其他地区，中东地区更倾向于产生冲突。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几十年来阿拉伯国家之间的边界冲突和领土争端，是委任统治时期的疆界划分埋下的祸根……当前中东问题中最难解决的那些冲突、争端、矛盾、纷争，大多与‘委任统治’有关。”

2011年中东剧变后，中东原本脆弱的地缘格局被彻底打破，由此使中东长期被压制的各种潜在矛盾日益爆发。当前，中东俨然进入“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新蒙昧时代”。具体地说，目前中东主要面临4种不同类型的战争与冲突：

第一类是教派冲突导致的“代理人战争”。中东是伊斯兰世界核心地带，逊尼派与什叶派之间的教派矛盾一直时隐时现。2011年中东剧变以来，中东主权国家意识淡化，部族教派等原生性矛盾凸显。尤其沙特与伊朗的地区影响力凸显，使中东教派矛盾空前加剧。叙利亚内战就是典型的带有教派色彩的“代理人战争”。

第二类是争夺地区霸权引发的侵略战争。中东地区小国林立，没有哪个国家具有绝对支配权，因此各国争夺地区主导权的博弈十分激烈，经常“城头变幻大王旗”。2011年中东剧变后，沙特凭借“福利换稳定”等一系列安抚措施，成功躲过政权更迭潮，并取代埃及成为阿拉伯世界新的“领头羊”。新背景下，沙特地区野心膨胀，尤其将“遏制伊朗”和什叶派阵营扩张作为核心目标，也门战争就是这种情势下的产物。

第三类是打击“伊斯兰国”的反恐战争。中东一直是极端恐怖势力高发地带。尤其2011年中东剧变后，中东国家转型不畅，地区安全真空增大，为恐怖活动滋生蔓延提供了丰厚土壤。2014年6月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异军突起，由此使反恐战争成为中东新的主要矛盾。

第四类是因库尔德分离运动引发的反分裂斗争。库尔德人是除了阿拉伯人、土耳其人和波斯人以外的中东第四大民族，总人口约3 000万，但始终没有自己的统一民族国家。2011年中东剧变后，中东地缘格局根基动摇，库尔德人武装乘机发展壮大，由此使中东伊拉克、叙利亚和土耳其等国面临反对国家分裂的新问题。

中东内部纷争不止，使外部大国成为最大受益者。尤其是海湾小国没有实力同伊朗、沙特这样的地区大国较量，为确保自身安全和保全领土，这些小国不得不引入第三方势力，借助外力平衡地区大国。“阿拉伯小国准备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寻求安全保障，以此防范他们的阿拉伯兄弟。”1990年伊拉克吞并科威特，科威特正是靠美国出兵才得以复国。这段惊心动魄的经历更加坚定了海湾小国依靠“外援”的决心和立场。1991年海湾战争后，阿曼、卡塔尔、巴林、阿联酋、科威特等先后与美国签署《防务合作协定》，允许美国使用本国的军事基地。这些小国在安全上依附西方，同时也自觉不自觉地充当了西方在中东拓展霸权的马前卒。

中东国家间冲突不断、外部列强频频干涉，看似是中东国家自身的问题，但从根源看，则是英国“分而治之”殖民遗产留下的恶果难辞其咎。

（四）阿以冲突成为中东的“世纪争端”

英国在阿拉伯地区扶植以色列建国，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借以色列遏制阿拉伯民族崛起态势。对于以色列而言，该国身处敌对的阿拉伯世界包围之中，其要想在中东地区立足乃至建立“大以色列”，基本前提就是阿拉伯世界进一步碎片化。曾任以色列外长的奥代德·伊农（OdedYinon）于1982年2月曾提出所谓“伊农计划”。该计划认为，现行阿拉伯世界是由英、法等外部殖民者随意划分成19个国家，根本没考虑居民的意愿，不同教派和种族混居，因而这些国家像“临时建筑”一样不结实。以色列要想确保在中东的生存安全，必须将整个地区分成若干小国，尤其将所有现存的阿拉伯国家进行分解。按照伊农的设想，黎巴嫩将被分成5个省；叙利亚按照种族或宗教被分成几个部分：沿海地区的什叶派阿拉维、阿勒颇地区的逊尼派，大马士革的逊尼派、戈兰高地的德鲁兹人等分别组成不同国家；伊拉克将分裂为巴士拉、巴格达和摩苏尔3个国家。如果埃及被分成许多小国，利比亚、苏丹等北非国家也将群起效仿。

事实表明，正是以色列在中东搅局，才使阿以问题（后来是巴以问题）成为中东肌体上难以愈合的溃疡面；力促阿拉伯国家团结联合的阿拉伯民族主义，也最终在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失败而半路夭折。当前，中东地区大部分战争、冲突和矛盾，都与以色列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冷战期间，阿以至少爆发了5场地区战争：1948年的阿以战争、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战争、1967年的赎罪日战争、1973年的第四次中东战争、1982年的黎巴嫩战争。冷战后，以色列至少针对巴勒斯坦的加沙地区、黎巴嫩发动过3次大规模进攻。持续多年的阿以冲突将阿拉伯世界搅得周天寒彻，各国军事负担沉重，难以全力进行经济建设。

近年来，随着阿拉伯世界整体衰落，以色列在巴勒斯坦乃至整个中东地区的扩张态势更加咄咄逼人。2006年7月，以色列仅因真主党绑架了2名以色列士兵，就大举入侵黎巴嫩，造成黎巴嫩5 000多人伤亡，100万人流离失所；2008年底至2009年初，以色列借口哈马斯向以色列境内发射火箭弹，在加沙大开杀戒，造成巴勒斯坦5 000多平民伤亡。此外，以色列还持续侵占巴勒斯坦土地，同时残酷镇压巴勒斯坦的抗议活动。2018年3月30日，巴勒斯坦人发起“愤怒日大游行”，以色列对手无寸铁的巴勒斯坦抗议群众悍然开枪。在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至少造成135人死亡，14 000人受伤，其中7 800人住院。在叙利亚问题上，以色列无视叙利亚领土主权，频频对叙利亚境内军事目标发动军事打击。此外，以色列还竭力渲染“伊朗威胁论”，称伊朗在中东扩大影响使“黑暗正在降临”。正是在以色列竭力鼓动下，美国在2018年5月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而伊朗也由此开始重启核计划，这使原本平息下来的伊核问题再次出现“硬着陆”危险。

以色列在中东建国和发展壮大，还导致它与伊朗、土耳其等非阿拉伯国家冲突日趋激烈。伊朗不属于阿拉伯世界，与以色列也无领土争端，但出于意识形态、地缘政治、安全竞争等多重考虑，伊朗自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始终将以色列视为中东稳定的最大威胁。伊朗最高领袖霍梅尼将美国称为“大撒旦”，将以色列称为“小撒旦”，中断了与以色列的各领域合作。2005年8月上台的内贾德总统同样极端反以。他上台后频频发表反犹极端言论，如宣称“以色列应该从地图上抹掉”，以色列像“一棵干枯、腐烂的大树”，认为犹太人大屠杀历史是“神话”，建议将以色列迁往欧洲或阿拉斯加等等。与此同时，随着2003年伊核问题曝光后，两国对抗增加了新的矛盾点：伊朗执意推进核计划，以色列则竭力渲染“伊朗核威胁”，屡屡扬言对伊核设施动武，双方关系数度到达几乎爆发战争的程度。

土耳其作为北约成员国和美国盟友，原本与以色列相处和睦。但近年来，随着土耳其外交重心从“向西看”转向“向东看”，土耳其开始高调介入阿以问题。埃尔多安不仅在国际场合严厉谴责以色列侵犯巴勒斯坦权益，还废除两国长达10多年的协议，禁止以空军进入土耳其领空训练。2010年6月，土耳其派遣救援船救援加沙，在遭到以军袭击后，土耳其召回驻以色列大使。2020年1月，特朗普政府提出《新中东和平计划》后，土耳其明确表示反对，其调门甚至比许多阿拉伯国家还高。土以关系恶化，为本就不太平的中东局势增添了新变数。

总之，以色列在中东建国和发展壮大后，频频引发的阿以冲突延续至今，以色列与伊斯兰世界矛盾持续升温，由此导致中东地区陷入持久动荡，乃至多次爆发战争或面临战争风险。从表面看，这是以色列的安全战略与阿拉伯或伊斯兰世界安全战略冲突所致，是美国长期偏袒以色列的结果，但从历史根源看，正是当年英国扶植犹太人在中东建国，才为中东动荡埋下“世纪争端”的祸根。在2017年《贝尔福宣言》发表100周年之际，有媒体撰文指出：“巴勒斯坦被占领，这是英帝国在亚非世界制造的最大的领土纷争之一。一百年后，这些事件仍余祸未消。”

余  论

英国在中东地区实施“分而治之”政策的动因及后果表明，西方大国在伊斯兰世界频频分疆裂土，归根到底是霸权逻辑的必然产物。一个软弱、分裂的阿拉伯世界，显然有利于西方大国对中东的霸权统治。只要霸权主义存在一天，中东地缘版图分裂就可能持续下去。事实也是如此。二战后，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霸主，并基本继承了英国的地缘传统。美国作为孤悬于欧亚大陆之外的海权国家，其在欧亚大陆的主要目标就是防止出现潜在挑战者，阻止欧亚大陆内部整合。为此，美国总是想方设法在欧亚大陆制造纠纷、动荡、冲突，以便使美国从容扮演“离岸平衡手”角色。

冷战时期，美国主要针对欧亚大陆“巨无霸”苏联采取遏制政策，并最终通过鼓动民族分离的方式，促成苏联轰然解体。冷战结束后，布热津斯基等战略家又希望“欧亚大陆巴尔干化”，使从北非到中东到高加索到中亚再到印度的欧亚大陆，变成相互征战的黑洞。

在这种情况下，伊斯兰世界成为美国新的遏制和分裂对象。尤其2001年“九一一”事件发生后，美国更是将该地区锁定为“改造”对象。“分而治之”就是惯用伎俩之一。2003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后，美国高层曾多次萌生肢解伊拉克的念头。2006年，美国国会的一个独立委员会建议，伊拉克应实行由3个自治区组成的联邦制度；2007年1月，美国前常驻联合国代表博尔顿公开声称，美国已不再需要伊拉克的领土完整，计划将其一分为三，最终完全攫取其石油资源；2007年6月，美国高层秘密流传一份“计划B”，核心就是把伊拉克分为什叶派国和库尔德国两个国家，人口占少数的逊尼派要么归于什叶派国，要么归于库尔德国；2007年7月，两名美国学者提出将分区计划，将伊拉克分为3个主要地区；2007年9月，美国参议院通过一项不具约束力的决议案，建议将伊拉克分为库尔德族、什叶派与逊尼派3个实体分治。据传美国高层还秘密流传过一份瓜分沙特的中东新地图。2011年1月，在西方支持下，苏丹南部通过公投宣布“独立”，苏丹这一非洲领土面积最大的阿拉伯国家，由此一分为二。2011年中东剧变后，各国教派和部族矛盾凸显，西方武力干涉又使利比亚和叙利亚陷入乱局，中东再度面临地缘版图碎片化趋势。

需要指出的是，中东地缘版图的破碎化，固然使西方大国进入中东的门槛和阻力变小，但与此同时，由于中东矛盾错综复杂，各种政治力量林立，使外部大国很难找到可以依赖、长久稳固的战略支撑点。艾森豪威尔曾感叹说：“由于民族主义精神的觉醒和高涨，这个地区出现了一些独立的，然而是不稳定的政权，它们彼此猜疑，并且都是朝不保夕地建立在反复无常、日趋贫困的民众基础之上的……这样一口充满了政治动乱和频繁的‘边境’战争的沸腾的大锅，结果必然使美国很难把这个地区作为一个整体来开展和坚持一项稳定而广泛的政策。即使是美国与各个个别国家的双边关系也要考虑到各种急骤的变化，因为邻邦之间的对立往往如此强烈，以致对某一国的友谊竟自动地造成另一国的敌意。”在某种程度上，中东政治就像流沙一样，成为诱惑大国称霸，进而又埋葬大国霸权的坟墓。

（原文请见《西亚非洲》202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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