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的上海古籍往事

　　岁尾年头，去参加出版社退休人员的迎新茶话会。社长高克勤送我一本他的书，书名是《传薪者——上海古籍往事》。由于书中所写诸多前辈，都是我昔日尊敬的同事和有交往的学者，所以觉得分外亲切。回家捧读之余，不禁联想起许多往事。

　　我是在1981年通过招聘考试，进入上海古籍社编辑室工作的。除了对社领导李俊民、戚铭渠等前辈的革命经历略有所闻外，日常接触最多的，就是编辑室的同仁了。陈邦彦先生是当时的室主任，他深谙词学，尤精鉴赏，为人和蔼大度，喜提携后进。有一段时间由我起草回复外来信件，经他过目后签发。每次他都会认真审读，一一修改，指导我应该如何得体地表达意见，准确措辞。见我平时也写些小文章，就主动为香港《大公报》向我约稿。我在该报文艺版发表的欧阳修《秋声赋》的赏析文章，就是经他推荐的。我又清楚地记得，那年中国女排夺冠之战，社里许多青年都很想观看转播，他非常理解我们的心情，虽然占用了一些工作时间，但还是热情地请我们到绍兴路他的家中，打开电视机，让我们共同见证那个难忘的历史时刻。

　　在编辑室的同仁中，交往最多的，要数何满子、金性尧、王勉三位前辈了。何老不仅才华横溢、学识广博，而且为人坦直真诚，幽默风趣。与人相处，虽然身为社会名人，却没有一点架子。他对社会痼疾历来深恶痛绝，对青年后代则循循善诱，从不保留。我曾在他的指导下，审读过部分“古典文学名家选集”的书稿，并与他合作完成了《清诗精华二百首》一书的撰写。这些都是他留给我最难忘的纪念。金老虽然平时寡言少语，给人的感觉比较拘谨，但做学问、写文章却在严谨中时现诙谐。他注释唐诗、宋诗和明诗三百首系列享誉学界，一批杂文集也以出入古今为人称道。由于同属民进成员，一起参加活动机会较多。最可怀念的是他身前最后一本文集《闭关录》由我审读发稿，后来又参与了他的全集的编辑出版工作，从而对他的人生经历和写作甘苦印象深刻。王勉先生则是我从事古籍编辑工作的业师。那时新编辑上岗，都有老编辑具体指导携带，我就是被指派跟王老，主要审读研究著作类书稿的。在复读我的初审书稿时，他经常指出和纠正我的错失，同时提醒在审稿中必须加以注意的地方，及时发现我的知识盲点，开列相关书目让我开阔眼界，增加积累。退休后只要我去看他，他总会关心地询问，最近在看什么书、审哪些稿、写文章了没有。他曾邀我一起撰写归有光评传，先由我起草，他作了大幅修改后被收入《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一书。这是现存师生文字缘的一个见证。后来复审他的《清华园感旧录》，深感他学贯中西，渊源有自；年过九旬仍笔耕不辍，令人敬佩不已。

　　另外克勤兄书中所记同仁朱金城和陈奇猷两位前辈，虽不在一个编辑室工作，但交往颇多，有善可陈。我进社看的第一书稿，便是朱金城的《白居易年谱》，故与他接触甚早。朱老目力欠佳，却治学勤奋。当时他在从事《李白集》校注，又展开了《白居易集》笺校，工作量之大、头绪之多可想而知。《年谱》只是副产品。我在初审时发现问题或产生疑问，他总是不厌其烦地查找出原来出处，并用多种版本加以核对，然后再一一作出判断，毫不含糊。陈奇猷人称“奇老”，我们的交往始于修订出版他的两部大著作《韩非子集释》和《吕氏春秋校释》。当时他已年过八旬，却精神矍铄，治学严谨，平时谈天说地，风趣幽默。对后辈则多以“道友”、“老弟”相称。平时喜书法，凡年轻人有求，辄无不应允，慨然以手泽相赠。他去世前一年，也就是2005年，曾手书《九歌》中的“缓节安歌”四字与我，我珍藏至今。除善书法、诗词外，奇老又擅治印，相见时曾多次叹息年事已高，手已颤抖，无法再用力握刀了。

　　克勤兄的书分前后两部分。第一部分追记了古籍社的诸多学者型前辈，第二部分则传写了与我社多有学术出版渊源的高校著名学者。

　　在第二部分，最引起我记忆的是复旦王运熙教授和上海师范大学陈伯海先生。上世纪九十年代，王教授将早年的研究成果《六朝乐府与民歌》和《乐府诗论丛》两书合并成《乐府诗述论》交我社出版，即由我担任责任编辑，期间不乏电话和书信来往。他为人谦和，治学勤勉，尽管长期患有眼疾，查阅资料和书写文稿却一丝不苟，从不敷衍了事。后来编辑室在策划出版“中华要籍集释丛书”和“中国古代文学批评要籍丛书”时，又多次征询他的意见。记得有一年夏天，曾和克勤兄、奚彤云一起去府上拜访，他不顾炎热，一面端出切好的西瓜请我们吃，一面就相关选题热心地提出他的意见，娓娓而谈，完全不把自己当出版社的外人。那时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令人难忘。与陈先生相遇说来也巧，虽然他在我就读的上海师范学院任教，但读书时却无缘拜识。倒是他的夫人蒋哲伦，是我们唐宋文学的任课老师，很早就熟知的。那是1988年，在上海开往湖南衡阳的列车上，我们不期而遇。那时我睡上铺，而对面下铺正巧就是陈先生。经互相介绍，才知道是同去参加全国首届赋学讨论会，于是就赋学研究的相关问题聊了起来。陈先生说他在搞古典文学的宏观研究，由于涉及包括赋在内的各种门类，而赋学研究是第一次召开全国大会，他想去听听，了解一下这方面的情况。而我则向他报告了自己在这方面已有的一些想法，得到了他积极肯定和热情鼓励，使我更加坚定了日后坚持这项研究的信心。

　　此外，与克勤兄在书中写到的王元化、冈村繁、章培恒等前辈学者也多相识，但有的仅限于开会相遇，有的即使有过几次接触，因没有更深的交往，这里就略过了。

　　书中所记诸多前辈，堪称新中国最具影响的学者、作家和编辑代表，他们为传承中华文化作出了自己的突出贡献，也由此显示出非凡的人格魅力、严谨的治学精神，这些是值得后来人永远铭记和继续传承的。( 本文作者为上海古籍出版社退休编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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