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懿荣与清曹寅影宋抄本《鉴诫录》

　　常熟翁氏藏书自道光、咸丰间翁心存开始,历经翁同、翁曾翰等,至今已经六世收藏,是清末以来最后一份重要的私家藏书楼藏书。常熟翁氏藏书所遗留下来的精华,计80余部善本书,经嘉德公司多方努力,已经在2000年从大洋彼岸的美国安然回归到久违了的中华故土,这无疑是近年来我国文化文物方面的一件大事,也是我经历过的最大的一件事。


　　《重雕足本鉴诫录》十卷(以下简称《鉴诫录》),五代后蜀何光远撰,清康熙四十八年曹寅影宋抄本,清光绪年间王懿荣曾藏。

　　《鉴诫录》传世极为罕见,宋刻本仅见一部,南宋浙江地区所刻。明代此本为著名收藏家项元汴天籁阁之物,清初康熙年间归著名学者、藏书家朱彝尊曝书亭。朱彝尊得此书如获至宝,一时名士闻之,争相拜观,如王士祯、查嗣、曹寅、徐嘉炎、汪士等,咸为题记题跋,王士祯手校。其中官居江宁织造的曹寅,号楝庭,他是《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祖父,当时不仅负责为大清朝廷采办锦缎,而且喜好藏书,与朱彝尊交情极深。李文藻撰的《琉璃厂书肆记》中说:曹寅交于朱竹坨(彝尊),曝书亭之书,楝亭皆抄有副本。曹寅见此宋刻孤本《鉴诫录》,自然也会抄录副本一部,这就是清康熙四十八年曹寅影宋抄本《鉴诫录》的来历。

　　曹寅之后,藏书散失,此抄本亦不知所归。直到清咸丰同治年间,这本曹寅影宋抄本《鉴诫录》流落到京师琉璃厂,时山东诸城王莲()塘在京,闲暇之际,在文盛书肆中捡得此书,收为插架之物。王莲塘(约1790-1865年),字吏香,山东诸城人,咸丰进士,官至郑州知府等。此抄本尾有王懿荣题跋云“此本得自诸城族叔塘诗郎”,说明此书从王莲塘直接转归了王懿荣。

　　王懿荣(1845-1900年),字廉生,山东福山人。关于王懿荣,我虽说是专攻中国近代史的,也是对其人了解不多。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王懿荣这个历史人物才引起我的注意。记得那是1989年前后,我还在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部善本组工作,主要任务就是整理善本组藏的“手稿库”。善本组藏的这部分名人手稿书札没有目录,外人鲜知,其中有不少极为重要的手稿,令我称奇的是王懿荣1900年殉国时的绝笔,竟然也保存在手稿库里。我的工作和我的专业都告诉我,这是一件非同寻常的文物。因为《清史稿》卷四百六十一《王懿荣传》中说:“(1900年)七月,联军攻东便门,犹率勇拒之。俄众溃不复成军,乃归语家人曰:‘吾义不可苟生!’家人环跪泣劝,厉斥之。仰药未即死,题绝命词壁上曰:主忧臣辱,主辱臣死,于止知其所止,此未近之。掷笔赴井死。”

　　若按此言,王懿荣绝笔题于壁上,随着人亡壁残,此绝笔已不复存于世间了。然北京图书馆所藏王懿荣绝笔书于纸上,为王懿荣之子王汉章收藏,内有张之洞、端方、康有为、徐世昌、樊增祥等20余人题诗题跋,证之凿凿,说明《清史稿》的记载有误。因此,王懿荣绝笔引起我的注意。可是当时北京图书馆面临从文津街向白石桥新馆搬迁的繁重任务,无暇深入去做考证,便将此事暂时放下。

　　说来也巧,我们搬到白石桥新馆后不久,一次组长会上,时任善本特藏部主任的李致忠先生向我说,文化部转来一份全国政协题案,要求查找王懿荣的绝笔下落,你回组里查一查,看看咱们善本库里有没有。因我对这件绝笔印象极深,所以当时就向李先生肯定地说,王懿荣绝笔就在善本组的手稿库里。随后,馆里向文化部、文化部向全国政协逐级反馈这个信息。很快,在全国政协的王懿荣后人及其海内外的后裔数人来到北京图书馆善本部,我接待了他们,并将王懿荣绝笔原件从手稿库中调出,使在场王氏后人有幸一睹先人气贯山河绝命墨迹,莫不为之动容,纷纷拍照留念。

　　这件事令我感觉到:王懿荣绝笔连他的后人都不知其下落,别人就更难晓得它的存在了。所以,我觉得应该写一篇文章将王懿荣绝笔介绍给世人,于是我写了一篇题为《一代文物:王懿荣绝笔》的文章,发表在《文献》杂志1993年第2期上。

　　此后,我只要看到有关王懿荣的墨迹或相关资料,总是情不自禁地产生一种敬重之情。正因此,我在看到原由王懿荣收藏、后王懿荣又转赠翁同的这部曹寅影抄宋本《鉴诫录》时,甚为亲切,并想起一段百十年前发生的历史故事:光绪十七年正月二十日中午,翁同在府中邀请盛伯羲、王懿荣、费屺怀等诸友畅饮(《翁同日记》记载),酒兴所至,翁同拿出所藏,请在座者鉴赏。王懿荣看到恩师翁同收藏的宋刻本《鉴诫录》,沐手拜观,赞叹不已,欣喜之中,慨然将自己收藏的曹寅影抄这部宋版的《鉴诫录》“奉充”恩师翁同庋藏,翁相国欣然捻须笑而纳之……宋本原刻《鉴诫录》与曹寅影宋抄本《鉴诫录》在百十年后重归—处,成为一段藏书佳话。

　　王懿荣赠送给翁同的这部曹寅影宋抄本《鉴诫录》,正是这种人格之谊的信物。藏书之交,上为君子之交。藏书交换,可以笔书墨记,而君子交情,岂区区文字尽能道哉!此王懿荣赠翁同的曹寅影宋抄本《鉴诫录》足验此言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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