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修复的苦与乐：从打浆糊到修敦煌遗书

　　近年来，随着《我在故宫修文物》和《大国工匠》等纪录片的走红，让国内“隐藏”的一批文物修复师进入人们视野。位于国家图书馆深处的古籍馆文献修复室内，不足20名专业古籍修复师日复一日与传承千年的古书打交道。他们的工作是千篇一律还是饶有趣味？目前国内古籍修复的状况如何？

　　传世的古籍，往往存在诸多破损情况。破损的原因有絮化、鼠啮、虫蛀、烬毁、老化、霉蚀、缺损、粘连、酸化等。修复师会根据不同的破损情况以及纸张的不同质地，再制定修补方案。出生于1989年的李屹东本科学的是美术史，硕士学的是中国古代书画鉴定，毕业后应聘到国家图书馆，成为这里最年轻的修复师之一。学习如何打浆糊，是李屹东在国图古籍馆学的第一课。“早晨来了之后就是打浆糊，因为我们修书需要用到淀粉浆糊，所以早晨第一件事就是打浆糊。这个是比较稠的，调稀了之后用来粘书页。然后每天基本上都会按照原先的进度往下一页页去修，修之前先要做档案，就是拍照，原来破的什么样，它原先的文物信息都得拍下来，修完之后也要拍照、存档，等于说有一个前后对比。”

　　来到古籍馆一年半，李屹东更多的时候是跟着师傅一起修复古籍。李屹东的师傅杜伟生今年65岁，是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古籍修复的代表性传承人。谈到印象最深的修复经历，已经有43年经验的杜老师傅仍然如履薄冰。“一个是《敦煌遗书》，一个是《西夏说法图》那个佛经碎块，应该说是难度最高的。《西夏说法图》底下有一个小卷，时间长了磨损后卷起来了，稍微不注意一动那块就没了，打开那个卷就用了一个星期。所以每次做这个事修复总要小心翼翼。尽管我可能干了了20年、30年，一样要注意。因为这个纸品类特别多，即使是一个厂家出的，不同季节出的纸都不一样。所以是战战兢兢。”

　　古籍修复是个经验活，可能在其他行业做5年就是老手；但对古籍修复来说，5年才算刚刚入门。日复一日经历拆书、洗书、补书、折页、喷水、剪页、压平、捶书等十余道工序所积累起来的经验，是古籍修复师的最大财富。但杜伟生坦言，修复师也需要与时俱进，拥抱新科技带来的便利。“首先一个你得把破损的级定了，以什么为主的破损。然后是看纤维，它的纸是什么结构的，然后根据这个进行修复。因为过去来讲，我们老先生都是拿手摸、拿眼看，但现在有显微镜了，比如说你要一摸就知道是什么纸，你肯定得要十年经验；但是你要学会了看纤维的话，你两三个月就可以了。所以有时候现代的东西会让你更快掌握知识技能。”

　　今年恰逢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实施10周年，有关方面在建立珍贵古籍保护机制、加强古籍原生性保护和再生性保护、专业人才培养等方面都做了不少工作。据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副主任王燕行介绍说，截至2016年年底，全国已有200万叶（通“页”）古籍得到了修复。“全国馆藏古籍，我们粗略统计，超过5000万册。在这么长的历史长河中，古籍的破损状况很严重。从2012年开始，全国设立了12家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现在我们有一个初步统计，到去年年底，全国修复了200万册古籍。”

　　然而，古籍修复工程仍然任重而道远。在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实施之前，全国古籍修复专门人才不足百人；如今，全国专业古籍修复师扩大到千人，但跟庞大的失修古籍相比，这个数字仍是杯水车薪。此外，古籍修复工作的枯燥性也让很多年轻人打退堂鼓，不愿意投身到这份事业中。古籍修复师李屹东透露，他的大学同学多数都干着更“接地气”的工作。“和其他同学聊天的时候，他们可能会做跟现在时代发展特别接近的工作，比如互联网行业例如在线艺术品交易之类的；也有进拍卖行的；也有进高校任教、中学当老师的；还有去电视台当记者、出版社当编辑的都有。我们这个工作相对来说显得比较古老一些吧，当然我觉得也很好，因为什么工作都得有人来做，而且我觉得我也挺喜欢这个工作。”

　　其实，古籍修复师也是普通人。李屹东说，自己平时最大的娱乐是看看直播；而当回到古籍修复室中时，就一心沉浸在工作中。“择一行爱一行”，这个被很多人奉为座右铭的工作格言，放在文物修复领域格外有分量。记者发现，不管是老一辈的修复师，还是这些年轻的修复力量，脸上都有一种宠辱不惊的淡定，或许这也是古籍修复工作所传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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