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辉斌：黄文暘与《曲海总目》
在由清代初期而中期的众多戏曲批评家中，有两位于“戏曲目录学”颇具贡献的代表性人物，其一为黄文暘，其二即黄丕烈。关于黄丕烈与“戏曲目录学”的关系及其成就，本章将于下一节进行具体论述，故此节只就黄文暘的生平事迹、著作概况，以及其于《曲海总目》的编撰，《曲海总目》与《重订曲海总目》的关系，《曲海总目》的特点与成就，黄文暘之于戏曲学的贡献等，作一综合考察与具体观照。
一、黄文暘的生平与著述
黄文暘是清代乾、嘉时期（公元1736—1811年后）的一位著名学者、诗人与戏曲批评家，其著作丰硕，时人以“等身”称之，现所存见者，有《扫垢山房诗钞》12卷、《曲海总目》1卷等行世。《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七集虽然收录了黄文暘“原编”之《重订曲海总目》一卷，且撰有《重订曲海总目提要》一文，但对黄文暘的生卒年、籍贯、行止等，却均无只字涉及，这对于具体认识与把握黄文暘的文学创作、戏曲批评等成就而言，显然是有所不利的。所以，以下将以黄文暘《扫垢山房诗钞》、李斗《扬州画舫录》等材料为据，对黄文暘的生平事迹、著述概貌等，略作考察与梳理。
《扫垢山房诗钞》今可知者，有南京图书馆藏嘉庆七年刻本[1]，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续修四库全书》（第1459册）即据此刻本影印。影印本每卷卷首署有“甘泉黄文暘”五字，“甘泉”即今江苏扬州，而《扬州画舫录》本《曲海总目》卷首则有“丹徒黄文暘焕章”之署，又表明黄文暘为今江苏镇江人，一扬州，一镇江，二者孰是？检读《扫垢山房诗钞》卷首所附孔宪增《序》一文，其中有云：“嘉庆四年春，为兄子庆镕延师，迎秋平黄先生于扬州。”则黄文暘为今江苏扬州人乃无疑。是序又有云：
先生年近七旬，目光莹然，须发兼兼。……先生名文暘，字时若、秋平，其号甘泉人，通声律之学。乾隆庚子，两淮盐使聘之总裁词曲局，进呈。尝以古文见知于彭芸楣尚书。”[2]
此序文之末，有“嘉庆七年仲春”之落款时间，知孔《序》的作年乃为是时。“嘉庆七年”即公元1802年，斯时黄文暘既已“年近七旬”，推之可知，其生年当在公元1735年前后。又，《扫垢山房诗钞》卷五《寿吴柏槎六十》诗有云：“我生岁丙辰，君生岁丁卯。”[3]其中的“丙辰”，为清高宗乾隆元年（公元1736年），而此，与孔宪增《序》文所言黄文暘嘉庆七年“年近七旬”者，乃正相扣合。
另据孔宪增《序》又可知，黄文暘在“乾隆庚子”时，曾为“两淮盐使聘之总裁词曲局”，“乾隆庚子”为乾隆四十五年（公元1780年），是年，黄文暘44岁。但孔宪增《序》之所载，与《重订曲海总目》卷首所附黄文暘《跋》之所言，乃小有出入。其云：
乾隆辛丑，奉旨修改古今词曲，予受盐使者聘，得与改修之列，兼总校苏州织造进呈词曲……阅一年，事竣。[4]
其中的“乾隆辛丑”，为乾隆四十六年，也即公元1781年，此《跋》既出自黄文暘之手笔，则理应以“乾隆辛丑”为是，即黄文暘奉旨总校“苏州织造进呈词曲”（或者受聘“总裁词曲局”）的具体时间，乃在他45岁的乾隆四十六年。又，撰写于“嘉庆七年秋八月”的阮元《序》有云：
谈者谓秋平为诗人，不知秋平者也。秋平研穷六经，融贯诸史，以修其身蓄而通之，得其经纬，可以治繁剧、决疑惑……撰《正统通志》若干卷。……又好审辨金石文字，有《古泉考》八卷。长于制义格韵，在嘉（庆）、（乾）隆而上，善词曲，入东篱汉卿之室。……近秋平在曲阜衍圣公尚幼。秋平为之师，观于鲁国山川，孔庭礼器，以博物之衷，好古之志，形而为诗。[5]
又，李斗《扬州画舫录》卷五《新城北录下》之《黄文暘和<曲海>》有云：
乾隆丁酉，巡盐御史伊龄阿奉旨于扬州设局修改曲剧，历经图思阿并伊公两任，凡四年事竣。总校黄文暘、李经，分校凌廷堪、程枚、陈治、荆当为，委员淮北分司张辅、经历查建珮、板浦场大使汤唯镜。[6]
其中所言“凡四年事竣”者，是指乾隆四十五年，四十六年、四十七年、四十八年这四年，以此勘之黄文暘《跋》之所言，可知黄文暘奉旨参与“总校苏州织造进呈词曲”者，实际上为乾隆四十七年、四十八年这两年，且二者合起来只有一年左右，故黄文暘乃于《跋》中有“阅一年，事竣”云云。《扬州画舫录》卷九《小秦淮录》又有云：
黄秀才文暘，字时若，号秋平……为《古金通考》六卷。……又《隐怪丛书》十二卷、《丙官集》数卷。……著《葫芦谱》……著《淑华集》。……又著《通史发凡》三十卷。
合勘以上诸材料，可知黄文暘不仅工诗擅文，而且还是一位“研穷六经”、“审辨金石”的著名学者，晚年曾“在曲阜衍圣公尚幼”，也即坐馆曲阜孔家，担任孔宪增兄衍圣公之子孔庆镕的家庭教师。
著作等身的黄文暘，之所以在晚年坐馆山东曲阜孔家，据其《自述》诗之所述，知主要是为贫穷所致。是诗有云：“少年客气盛，进颇误刚愎。老年事势穷，止讵关道德。止岂无所恨，归路恨逼仄。古今较穷境，我穷实无敌。陶公本世家，有田收稼穑。杜老亦朝官，旧绣穷可拆。浩然多贵游，禁省身能匿。郊岛两穷人，亦各守微职。我以贱得贫，无田更无宅。举家系生死，岂能讳谋食。所嗟谋太愚，碌碌事笔墨。文境与穷境，其苦无不历。……俛仰苟随人，富贵早可得。若以诗悦世，枉值愧今昔。分嘱妻与子，饿死共努力。”[7]在这首诗中，黄文暘历数陶渊明、杜甫、孟浩然、孟郊、贾岛等前代诗人，认为他们虽然很穷，但却都有着一份薄产或者一份微职，而他自己则是“我以贱得贫”、“无田更无宅”，即较陶渊明等前代诗人之穷乃更甚。正因此，故于诗末乃特地叮嘱其妻与子：我死之后，你们一定要努力地使自己活下去！
依据以上之考察，可将已知的黄文暘生平概括为：黄文暘，字时若、秋平，又字焕章，号甘泉人，今江苏扬州人，生于公元1736年（乾隆元年），约卒于公元1811年（嘉庆十六年）后。终身未仕。45岁时，应两淮盐政使伊龄阿之聘，于扬州参与“修改古今词曲”，并“兼总校苏州织造进呈词曲”，一年后事毕，还归故里。晚年因贫穷所致，曾坐馆山东曲阜孔家约四年，数年后卒。黄文暘一生著述颇丰，有《扫垢山房诗钞》、《正统通志》、《古泉考》、《曲海》、《曲海总目》、《古金通考》、《隐怪丛书》、《丙官集》、《葫芦谱》、《淑华集》、《通史发凡》等传世。由是而观，可知黄文暘除了工诗擅曲（主要指戏曲批评）外，还是一位著名的学者。其于《曲海总目》的编撰，则当在奉旨“总校苏州织造进呈词曲”事竣之后的数年内，也就是乾隆五十年（公元1785年）前后，而板梓则在10年后的乾隆六十年。
二、《曲海总目》与重订
据上引李斗《扬州画舫录》卷五《黄文暘和<曲海>》的记载，清高宗乃在“乾隆丁酉”（公元1777年）勅旨于“扬州设局修改曲剧”，而黄文暘奉旨参与“总校”者，则在“乾隆辛丑”（公元1780年）年，也即“设局修改”的第三年，“阅一年”而“事竣”，其时为乾隆四十七年（公元1780年）。而就在这“阅一年”的时间内，黄文暘因有机会“尽阅古今杂剧传奇”，故于“事竣”之后，乃“拟将古今作者，各撮其关目大概，勒成《曲海》一书”，“并先定总目一卷，以纪其人之姓名”，于是，也就有了《曲海总目》一书。此书又称《曲海目》。“总目一卷”虽然是重在“以纪其人之姓名”，但实际的撰写情况却并不理想，所以，黄文暘在附于卷首的《跋》中又说：“然寓感慨于歌场者，多自隐其名，而妄肆褒讥于声律者，又多伪托名流以欺世，且其时代先后，尤难考核，即此总目之数，亦非易事矣。”此则表明，在黄文暘所生活的清代中期，存在于戏曲界的某些不良现象，已是发展到了相当严重的地步的，其中，尤以“伪托名流以欺世”者为最。在这种情况下编撰“曲海”，考定剧目，进行剧目作者真伪的辨订等，显然都是十分困难的，尽管如此，但黄文暘最终还是完成了极具戏曲学价值的《曲海》20卷（具体参见丰支宜《曲目新编小序》，《集成》本第九册，第129页），以及“以纪其人之姓名”的“总目一卷”。
通行的《曲海总目》主要有两种，一为李斗《扬州画舫录》本，一为管庭芬《销夏录旧五种》本，前者有国家图书馆藏嘉庆刻本，中华书局1960年排印本、扬州广陵书社影印本等，后者有民国期间北京图书馆影印本。管庭芬《销夏录旧五种》之《曲海总目》，曾为无名氏“重订”，并附有管庭芬《跋》一篇，其落款时间为清穆宗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集成》本《重订曲海总目》所据者，即为无名氏“重订”、管庭芬“校录”之《销夏录旧五种》本。李斗《扬州画舫录》本为《曲海总目》原刻本的转录本。其原目分“元人杂剧”、“明人杂剧”、“国朝杂剧”、“元人传奇”、“明人传奇”、“国朝传奇”六部分，“重订”者删去重覆的剧目后实存1068种。另据焦循《曲考》补入55种，据叶堂《纳书楹曲谱》补入17种，共72种附录于卷末。二者合计剧目为1140种。《集成》本《重订曲海总目》一卷，由于系据管庭芬《销夏录旧五种》本所排印，故于卷首的书名（即《重订曲海总目》）下端乃署云：“黄文暘原编，无名氏重订，管庭芬校录。”或有认为重订者“无名氏”即管庭芬本人，可备一说。
而需加指出的是，在管庭芬《销夏录旧五种》本《曲海总目》问世136年后的1930年，武进（今江苏常州）人董康（公元1867—1949年）以《乐府考略》和《传奇汇考》为据，编撰了一部46卷的《曲海总目提要》，并交由当时的上海大东书局排印，但大东书局误以为此书即黄文暘为《曲海总目》所写之“提要”，因而将编撰者迳作黄文暘。《曲海总目提要》卷首载有董康丙寅（公元1928年）自序一文，以及吴梅、天生我虚二人的戌辰年（公元1930年）序各一篇。其中，吴梅序有云：“武进董廷尉（康）得《乐府考略》四函，又从盛氏愚斋假《考略》三十二册，为一书而失群者，互相比窍，得曲目都六百九十种。复取《扬州画舫录》所载黄文暘《曲海总目》互勘之，则《考略》之六百九十种，较《曲海目》之一千一十三种，所佚止三分之一。于是就《考略》所存者排比纂录，厘为四十六卷，锲印行世，较坊刻《传奇汇考》有条理矣。……仍名曰《曲海》者，盖不没文阳搜集之盛心也。”[8]吴序虽然言及了黄文暘的《曲海总目》，但其却与《曲海总目提要》毫无关系，因之，大东书局之此举，也就自然成为了“曲海史”上的一桩笑谈。
由于种种原因，黄文暘《曲海总目》的原刻本今已很难见到，现所存见者，如上所言，一为李斗《扬州画舫录》的转录本， 一为管庭芬校录之《重订曲海总目》本。管庭芬校录本之末附有管氏《跋》文一篇，记述了其获得《曲海总目》的大致经过，如其中有云：“此卷始见于李斗《扬州画舫录》，惜庞杂无次。咸丰改元春秒，从西吴书估处购得斯册，题曰‘重订’，稍为可读。……为校录一过，聊以志概。时同治二年，岁在癸亥，六月上院，芷翁管庭芬识于蛰庵馆舍，时年六十有七。”[9]作为转录本的李斗《扬州画舫录》之《曲海总目》，虽然“庞杂无次”，但其转录原刻本剧目所分之六部分（具体详上），却全为无名氏重订、管庭芬校录之《重订曲海总目》所保留，即就这一方面而言，《重订曲海总目》与《曲海总目》乃是甚为一致的。此则表明，重订者对于《曲海总目》将所收录之剧目分为“元人杂剧”、“元人传奇”等六部分之举措，乃是完全赞同的。
对于《曲海总目》与《重订曲海总目》之间的文本关系，则可通过对二者的比较而获得。为便于了解与把握，这里仅对二者于“元人杂剧”、“元人传奇”的收录实况略作比较，以意在窥其一斑。李斗《扬州画舫录》卷五之“元人杂剧”的剧作者与剧目数量依序为：
马致远（7）、乔梦符（3）、关汉卿（8）、张国宝（3）、吴昌龄（2）、秦简夫（2）、李文蔚（1）、杨显之（2）、石君宝（2）、郑廷玉（3）、白仁甫（2）、武汉臣（3）、李直夫（1）、岳伯川（1）、杨文奎（1）、戴善甫（1）、李寿卿（1）、孙仲章（1）、高文秀（1）、郑德辉（3）、王仲文（1）、王实甫（1）、宫大用（1）、范子安（1）、张寿卿（1）、贾仲明（3）、李行夫（1）、尚仲贤（3）、谷子敬（1）、曾瑞卿（1）、杨景贤（1）、王子一（1）、孟汉卿（1）、石子章（1）、纪君祥（1）、康进之（1）、李致远（1）、李好古（1）、王骅（1）、朱凯（1）、无名氏（28）。
共有剧目102种，若除去无名氏的28种不论，《扬州画舫录》所转录之《曲海总目》的“元人杂剧”，实为作者40人，剧目74种（此数量不含无名氏之剧目，下同）。而《集成》本《重订曲海总目》之于“元人杂剧”的著录，则为46人、剧目95种，即其于作者中增加了李子中、庾吉甫、王伯成、侯正卿、陈廷玉、罗贯中6人，且6人共有剧目11种。若除去这6位剧作者与11种剧目，其所著录之40人共有剧目84种，即较《扬州画舫录》本《曲海总目》多出了10种剧目。这多出的10种剧目依序为：《踏雪寻梅》（马致远）、《破家子弟》（秦简夫）、《两团圆》（杨文奎）、《谇范睢》、《并头莲》、《画眉》、《班超投笔》（高文秀）、《救孝子》（王仲文）、《越王尝胆》（宫大用）、《王魁负桂英》（尚仲贤）。此为其一。其二，《重订曲海总目》（《集成》本）之于《曲海总目》（《扬州画舫录》本）在作者的次序排列方面，唯将排序为15的杨文奎改排于马致远之后（即排序为第二），其余则全部依《曲海总目》而为。这两个方面的不同，即皆属于无名氏的“重订”所为。
而事实上，无名氏表现在上述两个方面的“重订”，不但没有对黄文暘《曲海总目》构成任何影响，反而还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错误。这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1）“重订”所增加的马致远《踏雪寻梅》等10种剧目，据钟嗣成《录鬼簿》所载，虽然均为事实，即其皆为马致远等各家之所有，但《曲海总目》所收录的剧目，上引黄文暘附于《曲海总目》卷首的《跋》已明言，其乃皆来源于“扬州词曲局”，即其所增加者，有可能非为“扬州词曲局”所藏。（2）在对剧作者的排序上，“重订”虽然将《曲海总目》排名为第15的杨文奎提前且安排在马致远之后，但这一“重订”却是甚为错误的，因为据朱权《太和正音谱》的记载可知，杨文奎乃“国朝”人，也即为元末明人[10]。黄文暘《曲海总目》将杨文奎排序在高文秀、郑德辉等人之前，虽然有欠稳妥，但较之“重订”而言，却是可以理解的，原因是《曲海总目》之于剧目作者的排序，与钟嗣成《录鬼簿》之所排列几乎没有差异。此则表明，黄文暘在编撰“总目一卷”时，于作者的“时代先后”之“考核”，应是参考了《录鬼簿》等前人著作的。
总体而言，重订者对《扬州画舫录》所转录之《曲海总目》虽然进行了“重订”，特别是删去了一些重复的剧目，使其所收录之“总目”更为准确。但据《集成》本编者所撰之《重订曲海总目提要》可知，重订者之“重订”，虽“较《扬州画舫录》有不少修订和增补，但所订补的，现在看来，并不完全可信，最好和其它曲目参照使用”。既然是“并不完全可信”，则其所“重订”的内容，也就自然是甚为有限的，由是而观，则《曲海总目》的重订者无论是谁，其之“修订与增补”，都是鲜有所获的。如此，将《重订曲海总目》的文本，视之为黄文暘《曲海总目》原刻本的文本，也就并不为过。即是说，据《重订曲海总目提要》之“提要”可知，《重订曲海总目》与《曲海总目》在“总目”的收录、增补，以及其对作者与剧目真伪的考订等方面，是并没有多大的区别的。所以，《重订曲海总目》之“重订”除“删去重覆”者一端外，其所存在于辑录、作者次序等方面的成就与特点，实际上也是可视之为黄文暘《曲海总目》的成就与特点的，而《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一册之总目作“《重订曲海总目》……清，黄文暘”者，又可为之佐证。所以，以下论述黄文暘的戏曲学贡献时，除特殊情况外，所据者即皆为《重订曲海总目》一书。
三、黄文暘的戏曲学贡献
黄文暘之于戏曲学的贡献，实际上就是他表现在“戏曲目录学”方面的贡献，也即其先《曲海》而编撰的“总目一卷”，为明、清两朝戏曲论著史上继无名氏《传奇汇考标目》、笠阁渔翁《笠阁批评旧戏目》等著述之后又一份重要的“戏曲目录学”成果。而其之存在，即成为了黄文暘对于戏曲学所作贡献的重要依据。所以，黄文暘表现在戏曲学方面的贡献，除了编辑《曲海》一书外，其主要者即皆蕴含于《曲海总目》之中。
在由明而清的戏曲论著中，对戏曲批评家所生活之前与之时的剧目进行录载者，主要有无名氏《录鬼簿续编》、徐渭《南词叙录》、吕天成《曲录》、高奕《新传奇品》、祁彪佳《远山堂剧品》、无名氏《传奇汇考标目》、笠阁渔翁《笠阁批评旧戏目》等，这些著述虽然各具成就与特点，但却有着一个共同点，即其所录载之各类剧目大都来自于民间里巷，也即其几乎皆为私家之所藏所见。而黄文暘的《曲海总目》则不然。据上引附于《重订曲海总目》卷首的黄文暘《跋》之所言可知，黄文暘《曲海总目》所录载的各类剧目，乃皆为“扬州词曲局”所藏之“古今杂剧传奇”，则其具有明显的“皇家”色彩，乃不言而喻。二者之所录载者，要而言之，一为官方所藏剧目，一为流传于民间（含文人之所藏）的剧目，而此，即成为了《曲海总目》不同于《传奇汇考标目》等著述的最大特点。从文献学的角度讲，黄文暘《曲海总目》所录载之剧目，显然是比徐渭《南戏叙录》等之所录载更为可靠的，因之，其较《南戏叙录》等更具“戏曲文献学”价值，也就自不待言。而正是因为有了黄文暘的“总目一卷”，才使得当时及后世的戏曲批评家有机会一睹清代“皇家”所藏剧目之真面目，并由此而可进一步窥探“古今杂剧传奇”表现在文本方面（此指黄文暘所编《曲海》）的历史真实。这实际上是为“扬州词曲局”所藏剧目所进行的一次分类整理与录载，则黄文暘之于戏曲学的贡献之大，仅此即可见其一斑。此为其一。
其二，由于黄文暘《曲海总目》所录载之各类剧目，乃皆来源于“扬州词曲局”，而使之具有“集皇家大成”的明显特点，正因此，“总目一卷”中的杂剧、传奇剧目之数，也就自然是多于《南词叙录》与《传奇汇考标目》等著述的。而值得注意的是，《曲海总目》之所多者，却并非为元、明两朝的剧目，而是被称之为“国朝”的清朝剧目（《重订曲海总目》亦属如此）。为便于对此之认识，这里以无名氏《传奇汇考标目》为例略作论析。《传奇汇考标目》所录载的传奇剧目，虽然也将其分为元、明、清（国朝）三部分，但总数却只有677种，其具体为：元5种，明394种，清278种。而在明代的394种传奇中，有作者姓名的剧目为347种，无作者姓名的剧目为47种。如上所述，《重订曲海总目》除对《曲海总目》所收剧目之重覆者删除外，实有剧目为1068种。另加上补入的72种，合计为1140种。在《曲海总目》删去重覆者后所存在的这1068种剧目中，“明人杂剧”为作者30人[11]、剧目71种，“明人传奇”则为作者74人、剧目263种，加上“重订”所增加之“明人杂剧”1人1剧目，“明人传奇”2人2剧目，总计为336种，这一数量较之《传奇汇考标目》的394种，乃少58种。而“元人杂剧”剧目与“元人传奇”剧目共计为作者51人、剧目155种（其中“元人杂剧”作者47人、剧目151种，“元人传奇”作者4人、剧目4种）。元、明两朝的杂剧剧目与传奇剧目总计为491种。如此，则可知《重订曲海总目》所收录之“国朝”剧目，共有649种，这一剧目之数，几乎与《传奇汇考标目》的全部剧目数量（677种）相当。此则表明，《重订曲海总目》所收之“曲海总目”，乃是以“国朝”之杂剧、传奇剧目为其重点的。
存在于《重订曲海总目》中的上述实况，反映出了“国朝”戏曲的两个方面，也即存在于《重订曲海总目》中的两个特点。其具体为：（1）无论是杂剧抑或传奇，其在舞台演唱、师徒传授、文本传抄等传播过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都经历了大浪淘沙似的历史检验，因之，凡为黄文暘于《曲海总目》中所录载者，即皆可称之为具有“皇家”色彩的优秀剧作，而成为当时戏曲界的“国粹”。即是说，黄文暘《曲海总目》所录载之各朝各类剧目，都是得到了具有“皇家”色彩的“扬州词曲局”的审定与认可的，这较之于那些私人著述所收录之剧目，显然是更具有“戏曲文献学”的价值的。而这些出自于“扬州词曲局”的“国粹”，对于推动当时及其后戏曲的繁荣与发展，则又应是具有不可低估的影响与作用的。（2）“国朝”剧目（含杂剧与传奇）数量的众多，一则反映了戏曲在清代中期已成为了一种可与诗文比美的文学品类，二则也蕴含着元、明戏曲对清代戏曲的影响于其中，而或此或彼，都成为了戏曲在清代深受社会各阶层欢迎的一个显证。而附于《重订曲海总目》卷末的管庭芬《跋》之所谓“昔日檀板金樽，搯谱按拍”云云，又可为之佐证。所以，着眼于这两方面而言，都是可见出黄文暘《曲海总目》的与众不同的，而此，大约也正是管庭芬愿意花重金“从西吴书估处购得斯册”的原因之所在。
其三，据《重订曲海总目》卷首所附黄文暘《跋》之所载，黄文暘在据“扬州词曲局”所藏戏曲编辑“古今杂剧传奇”之“总目一卷”时，曾感叹当时的戏曲既“多伪托名流以欺世”，又于剧目或作者的“时代先后”互为混淆，而使之“尤难考核”，所以，黄文暘于《跋》之末乃认为，“即此总目之成，亦非易事矣”。据此“即此总目之成，亦非易事矣”而论，表明黄文暘在编撰“总目一卷”时，是曾进行过剧目辨伪与作者“时代先后”之考察的。《重订曲海总目》虽然经过了无名氏的“重订”与管庭芬的“校录”，但在有些方面却并不如《曲海总目》之可靠与可信，如上举重订者将属于“国朝”即元末明初的杨文奎“重订”于马致远之后者，即为具有典型性的一例。而《曲海总目》于所收录之“元人杂剧”作者“时代先后”的排列，与钟嗣成《录鬼簿》几乎完全相同的实况，又表明了黄文暘在排列作者次序方面，乃是参考过《录鬼簿》等前人著述的，如此，则《曲海总目》作为一种具有明显“皇家”色彩的戏曲论著，其所反映出的“戏曲目录学”之特色，也就自然是非他人他作可比。众所周知，在明、清两朝众多的戏曲论著中，具有“戏曲目录学”特点且所辑录之剧目与“皇家”相关联者，只有朱权《太和正音谱》与黄文暘《曲海总目》两种，《太和正音谱》虽然收录了《群英所编杂剧》之“元五百三十五”、“国朝三十本”等，但其重点却是“一部‘元曲’的曲谱”[12]，而非为专门的“戏曲目录学”著作，正因此，其于杂剧作者的“时代先后”排列，即与《录鬼簿》、《曲海总目》多有不同。黄文暘在撰著《曲海总目》时，能考虑到剧目作者“时代先后”混乱的实况，并藉相关材料对其进行“考核”，以尽量让时人与后人能放心使用《曲海总目》，此即成为了黄文暘表现在戏曲学方面的又一种贡献。
从总的方面讲，黄文暘因奉旨参加“扬州词曲局”对戏曲审定、总校等方面的工作，并于“事竣”后将其中的“古今杂剧传奇”先《曲海》而撰成“总目一卷”的实况，使得具有“皇家”色彩的《曲海总目》首次以“戏曲目录学”的形式呈现于世人面前，这对于激发戏曲作者对戏曲的创作、批评家对于戏曲的批评，无疑是会起到相当大的助推作用的。而黄文暘之于戏曲学的贡献，即因此得以最大程度之凸现，而以上之所述，便为黄文暘之于戏曲学所作贡献的三个方面。
注释：
[1]此《扫垢山房诗钞》嘉庆七年原刻本，应是始刻于嘉庆七年，竣工于嘉庆八年，盖因其卷首所附孔宪圭《序》之落款，乃为“嘉庆八年三月望日”故也，否则，嘉庆七年刻本是可不能附有嘉庆八年所写之序的。
[2]孔宪增《序》，《扫垢山房诗钞》卷首，《续修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影印。第1459册，第1页。
[3]黄文暘《寿吴柏槎六十》，《扫垢山房诗钞》卷五，《续修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影印。第1459册，第57页。
[4]黄文暘《跋》，《重订海曲总目》卷首，《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本（第七册），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第317页。
[5]阮元《序》，《扫垢山房诗钞》卷首，《续修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影印。第1459册，第2页。
[6]李斗《扬州画舫录》卷五《黄文暘和<曲海>》，中国画报出版社2014年版。第78页。
[7]黄文暘《自述》，《扫垢山房诗钞》卷十二，《续修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459册，第135—136页。
[8]吴梅《序》，《曲海总目提要》卷首，上海大东书局1930年版。第3页。
[9]管庭芬《跋》，《重订海曲总目》卷末，《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本（第七册），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第372页。
[10]关于杨文奎为元末明初人，可具体参见姚品文《太和正音谱笺评》第64页，中华书局2010年出版。而且，钟嗣成《录鬼簿》、无名氏《录鬼簿续编》皆无杨文奎的事实，又可为之佐证。
[11]此处所言明人杂剧中的作者30人，实有姓名者29人，无名氏以1人计；以下所言明人传奇作者为74人者，其中的无名氏之上、中、下，亦均以1人计，即其实有姓名者为71人，无名氏之上、中、下计为3人；以下所言元人杂剧47人者，实有姓名者为46人，无名氏亦以1人计。如此所统计之数据虽然有欠准确，但可供参考，特此说明。
[12]洛地《序言》，《太和正音谱笺评》卷首，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3页。
（本文节选于2016年6月《国学》总第三辑《清代戏曲目录学著作考论》一文）
本文系网易新闻·网易号“各有态度”特色内容
如需参与古籍相关交流，请回复【善本古籍】公众号消息：群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