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州图书馆藏《四书章句集注》探疑
图一和图三是两部书的同一页内容，即《大学章句》的首页。简单比较一下就能看出，这两部书，不是同一个版本。
徐州市图书馆（以下简称徐图）有一部宋版书《四书章句集注》。近年来省、市各报已有数篇文章谈及此书。然而，有关这部书的名称、内容、版本、卷帙、现存卷数、刊印时间等问题，仍有介绍不清甚至讹误之处。为此，本文作者带着问题，查阅了相关资料，并两次前往馆中请教古籍部主任王仁同老师，并获查看原书。现将探寻的初步答案写在下面，供有兴趣的读者参考。
一部找不到书名的书
平时我们能见到的图书，无论是古本，还是今本，封面或扉页上总会有书名。奇怪的是，前文提到的这部徐图藏本，总共十四册书中，连一处“四书章句集注”的字样也找不到。既然公开介绍的文章中，都说它名为《四书章句集注》，为什么却找不到书名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还得从这部书的来历说起。
《四书章句集注》实际上是四部书
提起儒家经典，一般人都知道“四书五经”。“四书”和“五经”这两个名词，“五经”的出现，要早于“四书”。秦代以前即有《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的说法。后来因为秦始皇“焚书坑儒”，六经中的《乐》失传，于是出现了“五经”之说。唐代孔颖达编《五经正义》，用《礼记》取代了《仪礼》，成为后来通行的“五经”。他的这部书，也是官方认可的权威的《五经》注解。
“四书”这个名词的出现，始于宋代大儒朱熹（1130-1200）。朱熹认为，《大学》才是“初学入德之门”，《中庸》才是“孔门传授心法”的捷径。初学者应该先读《大学》《论语》《孟子》《中庸》等书：“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定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朱子语类》卷十四）
朱熹推崇这四部书，并不仅限于口头提倡。为了便于初学者阅读，他还亲自动手，为《论语》、《孟子》作“集注”，为《大学》、《中庸》作“章句”。
所谓“集注”，顾名思义，即“集众人之注释”，朱熹把“二程”（程颢、程颐）及其弟子们对《论语》、《孟子》的注释汇集起来，编成了《论语集注》和《孟子集注》。
“章句”一词，原是“章法”与“句子”的合称。《文心雕龙·章句篇》谓“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可见章是文章的段落，句是文章中最基本的语义构成部分。根据文章中每句、每章（段）的内在含义，逐句、逐章地加以诠释，就称为“章句之学”。在汉代，由于注家多用分章析句的方式来解说古书的含义，于是便形成一种流行的著作体——“章句”，朱熹注解《大学》和《中庸》时，就采用了“章句”体。他对这两部书的注解，被称为《大学章句》和《中庸章句》。
朱熹的这四部书，并不是同时完成的。《论语集注》和《孟子集注》编成于南宋孝宗淳熙四年（1177）。淳熙十六年（1189）年，他又完成了《大学章句》和《中庸章句》。
第二年，宋光宗绍熙元年（1190），朱熹到漳州任知府。就在这一年，他第一次把这四种书刻印了出来。同时印出的这四种书，被称为“四书”。人们通常所说的“四书五经”中“四书”的称谓，就是从此开始的。
之所以说它们实际上是四部书，是因为这四种书，是各自独立成书的，即所谓“各有起讫，各自单行。”四种书在一起，没有统一编定卷次，前面没有总《序》，甚至翻遍全书，连个统一的书名也找不到。
那么，本来各自独立的四部书，是从何时起，被合称为《四书章句集注》的呢？
这个问题，涉及到另一部宋版的《四书章句集注》。那部书，现藏国家图书馆。
为了便于区分，姑且称之为“国图藏本”。徐州市图书馆的这部宋版《四书章句集注》，就叫“徐图藏本”吧。
私家藏书的书目为其定名
朱熹的这四种书，在宋代人的书目中已有记载。如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中，著录有朱熹《论语集注》十卷，《孟子集注》十四卷，《大学章句》一卷，《中庸章句》一卷。但是，宋代书目中，没有《四书章句集注》的著录。可见，在宋代，人们是把它们当做四部书看待的。
元代编著的《宋史·刘爚（音悦）传》中，载他“取熹《四书集注》刊行之。”这是《四书集注》之名出现的较早记载。明代编著的《元史·许谦传》，谓谦“读《四书章句集注》，有《丛说》二十卷。”这是较早出现的《四书章句集注》之名。但这些记载，只是行文用语，并不是严格的书目著录。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刊印的《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卷六中著录了此书，书名就是《四书章句集注》，并说：“是本为诸家所未见，故并无题识及收藏印记，而间有妄加涂改之处，然楮墨完好，字大悦目，真宋刊之上品也。”国家图书馆的李致忠先生，依据文中“为诸家所未见”这句话推断，最早在书目中以《四书章句集注》之名著录此书的，就是《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
“铁琴铜剑楼”是晚清四大藏书楼之一，它的主人是常熟瞿氏。瞿氏家藏古铁琴、铜剑各一，因以为藏书楼命名。铁琴铜剑楼所藏的那部宋版《四书章句集注》，在解放初期，被瞿氏后人捐给了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也就是前文所说的“国图藏本”。
徐图藏本的具体刊印年份能确定吗？
在省市各报关于徐图藏本的文章中，已有确指其刊印年份为南宋某年者。经查阅相关资料，基本可以确定，那是因为作者把徐图藏本和国图藏本弄混了的结果。
先来看看徐图藏本和国图藏本是否同一版本。
在两部书的同一页内容，即《大学章句》的首页。简单比较一下就能看出，这两部书，不是同一个版本。（见图片）
既然不是同一版本，那么，国图藏本的刊印年份，就不能照搬到徐图藏本上来。
事实上，曾经前来徐图鉴定该书的李致忠先生，和国家图书馆的其他专家们，只是根据徐图藏本中的刻工姓名、用字避讳以及刻书使用的字体等因素，确认其刊印于南宋晚期，并没有确指其刊印年份。
那么，徐图藏本的具体刊印年份，是否能确定呢？先来看看国图藏本的刊印年份是如何确定的。
国图藏本《四书章句集注》，包括《论语集注》十卷《序说》一卷，《孟子集注》十四卷《序说》一卷，《大学章句》一卷，《中庸章句》一卷，共28卷。
国图藏本，古籍圈内称为“当涂郡斋本”。当涂即今天安徽的当涂县。南宋时期，那里是太平州的治所，当涂县与太平州同城，是其附郭。这四部书，是当时的太平知州，在官署中刻印的。宋代的知府和知州，亦被文人习称为“郡守”，因此，太平知州刻印的书，就被称为“当涂郡斋本”。
国图藏本，之所以被确定为当涂郡斋本，并能判定确切的刊印时间，是因为在其中的《大学章句》文后，镌刻有宋理宗淳祐十二年（1252），太平知州马光祖写的一段刻书跋。他在这段跋语中写道：
当涂旧有文公（注：朱熹）《语》、《孟》集注，注与本文皆大字，于老眼为宜，盖正肃吴公所刊，见谓善本。……光祖应竭来攸守，依仿规制，取《中庸》《大学》章句并刊之，足成《四书》。《语》《孟》岁月浸久，间有漫灭，就加整治，是书在天地间无穷达，老少皆不可一日废。熟读玩味，则施之行事，岂有不敬且畏哉！淳祐壬子孟秋朔旦，金华马光祖敬识。
这段跋语中，已经说明了国图藏本中的《大学章句》和《中庸章句》两书，是1252年，马光祖上任后，仿照《论语集注》和《孟子集注》的书版模式，新刻书版刊印的。而《论语集注》和《孟子集注》两书，则是利用旧版，“就加整治”，修补后刊印的。马光祖修补的旧版，跋语中说是“盖正肃吴公所刊”。“正肃吴公”，是宋宁宗嘉定十年（1217）任太平知州的吴柔胜。
（光绪戊寅）木版《四书章句集注》（资料图片） 据网络
此后，后代的研究者们又根据书页中“某年重刊”等字样，确定这两种书的书版，是经过嘉熙四年、淳祐八年两次修补的。
“嘉熙四年”，是1240年。淳祐八年，是1248年。
因此，专家们判定，国图藏本中的《论语集注》和《孟子集注》两书，是1217年，太平知州吴柔胜主持刻的书版，由于刷印频繁，书版屡遭毁损。此后，分别于1240年、1248年对书版进行了修补。到了1252年，马光祖对书版进行了第三次修补。这三次修补，在书中都能找到证据。
雕版印刷时代，对书版修补后印的书，被称为“修补本”或“重修本”。经过两次或两次以上修补后印的书，则称为“递修本”。因此，在版本学上，国图藏本中的《论语集注》和《孟子集注》两书，全称应该是“宋嘉定十年当涂郡斋刻嘉熙四年淳祐八年十二年递修本”。
如果对国图藏本做一个小结，那就是：1252年，马光祖就任太平知州后，利用官署中已经修补了两次的《论语集注》和《孟子集注》旧版，再次修补后，重印了这两部书。同时，仿照这两部书的版式，新刻印了《大学章句》和《中庸章句》两书。这样，就凑齐了“四书”之数。马光祖印的这四种书，其中的一套一直流传到了今天，目前收藏在国图的书库中。
国图藏本，是能够确定刊印年份的该书最早的版本。
既然国图藏本的刊印年份是这样确定的，那么，徐图藏本能否也如此确定呢？
精绝的影抄与唯一的缺憾
徐州图书馆古籍部的王仁同、张菲菲对徐图藏本都很熟悉。据他们介绍，徐图藏本的《大学章句》文后，没有像国图藏本那样的跋语。书页中，也没有“某年重刊”的字样。因此，徐图藏本的具体刊印年份，目前是无法确定的。
除了刊印年份无法确定外，徐图藏本和国图藏本，还有不同。
国图藏本虽然是递修本，但全部28卷书，都是1252年刷印的。也就是说，全书都是宋版宋印。
徐图藏本，共14册。其中9册是宋版宋印。还有5册（《中庸》1卷，《论语》1-2卷，《孟子》6-14卷），是清代的影宋抄本。也就是说，这部书是在部分丢失或毁损后，借助其他同版的书，精心影抄后配上的。版本学上，称为“抄配本”。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虽然是抄配本，但丝毫不妨碍它被认定为宋版书。按照古籍认定的惯例，一部书中，哪怕只有一页是宋版，其余都是配补的，整部书也应认定为宋版。
影宋抄本，是抄本的一种，它是将白纸覆盖在宋版书上，小心翼翼地手钩描填，一点一画，一丝不苟。抄本中的精品，被称为“精抄本”，历来是古籍收藏市场中的抢手货。影宋抄本中的精品，更是难得。雕版印刷史上的一些高手，像汲古阁主人毛晋等人的影宋抄本，已是难得的“稀世之珍”。
据王仁同介绍，徐图藏本的影抄者，国家图书馆的专家们认为是席鉴。国图有席鉴的其它抄本，他们是在对照后得出的结论。徐图藏本的《大学章句》首页，钤有席鉴的收藏印。由此推断，是席鉴得到了九册宋版《四书章句集注》后，又找到其他同版的书，精抄配补的。
席鉴字玉照，号茱萸山人，室名酿华草堂，他也是常熟人，大约生活在清康熙、雍正年间。
常熟席氏原籍苏州洞庭东山，是清代最著名的藏书、出版世家之一。从席鉴的伯祖席启图、祖父席启寓起，即开始大规模地藏书、刻书。康熙皇帝南巡时，曾驻跸席鉴的祖父席启寓家，启寓进奉自刻的《百家唐诗》四套及蕙兰两缸，康熙笑纳并予以盛赞。从此席氏刻书声名远扬。席鉴的从孙席世臣曾参与审校《四库全书》。席鉴本人也以藏书与刻书名垂史册，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席鉴”条称：“玉照藏书极富，所刻古今书籍，版心均有‘扫叶山房’字。”
席氏扫叶山房（取古人“校书如扫落叶，随扫随落”之意）是自常熟毛氏汲古阁后的民间书坊中经营时间最长、刻书数量最多、社会影响最大的私家刻书机构。1918年的《扫叶山房书目序》称“本号设垂三百年”，据此推断扫叶山房可能创办于明末。孙毓修《中国雕版源流考·坊刻本》赞曰：“清时书坊刻书之多，莫如苏州席氏扫叶山房”，“贩夫盈门，席氏之书不胫而走天下。”在三百多年漫长的岁月中，席氏扫叶山房刻印图书两千余种，直到1954年才退出历史舞台，堪称中国出版史、印刷史上一段不朽的传奇。
对于席鉴精抄配补的五册书，李致忠先生评价道：“其影抄之工致，确可谓墨妙笔精，毫厘不爽，毕肖宋刻；字画结体确在欧、柳之间，盖即出自席氏之手，十分珍贵。”
徐图藏本的影抄书页，用照片是无法精准再现的。什么叫“形神毕肖”，什么叫“墨色如漆”，什么叫“触手如新”，只有亲眼看过后才知道。
最后要说明的是，徐图藏本《四书章句集注》，现存27卷，缺了1卷《论语序说》，这应该是它唯一的缺憾了。
参考文献：《简明中国古籍辞典》《中国古籍版刻辞典》（增补本）《小议四书章句集注》《宋刻本四书章句集注》《徐州图书馆发现宋本四书章句集注》《江南席家与扫叶山房》
来源：彭城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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