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成之业 开创之功——贵州古籍保护的耕耘者们
贵州秦汉时曾为古夜郎国故地，此后历代郡县和羁縻制度并行，至明永乐年间设立贵州承宣布政使司，正式建制为省。贵州地处西南边隅，素有“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之称，受地缘条件限制，社会经济、文化教育发展水平与同时期的中原地区相比有较大差距。直到明嘉靖年间，建省已经100多年的贵州才获得了独立开科取士的资格。此后300多年里，贵州士子奋起直追，考中进士700余人。特别是晚 清，贵州省连举两状元、一探花，贡献了“西南巨儒”郑珍、莫友芝、黎庶昌等杰出学者。民国初年，贵州政治、文化领域的人才更是联袂而起，举国瞠目。
随着人才的井喷式崛起，近代以来，贵州在文献著述、搜集、整理方面也有了长足发展。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贵州省内少数民族众多，文化形态丰富多样，各类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古籍、古旧文书和少数民族文字文献数量庞大、学术价值极高。以郑珍、莫友芝、黎庶昌为代表的几辈贵州学者，凭如炬之眼，怀桑梓之情，对贵州地方文献、民族古籍高度关注，极力搜寻保护。抗战期间，作为西南大后方的重要组成部分，贵州又担负起保存中华文脉、捍卫文化主权的重要责任，如浙江省立图书馆和浙江大学抢救文澜阁《四库全书》的“文化长征”、辗转入黔，充分彰显了贵州各界为保护文化、文献不遗余力、毁家纾难的崇高精神。
这样的学术追求和人文精神延续至今，为当代贵州古籍保护工作者们提供了根基深厚的文化支撑。2007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正式启动“中华古籍保护计划”。文件下达后，贵州全省积极响应，建立全省古籍保护厅际联席会议制度和省古籍保护中心，开启了贵州文化史上的新征程。
鹿冲关森林公园位于贵州省贵阳市北黔灵山中，是贵阳市区内最大的公园。园内山石重叠，花木错落，望之蔚然而深秀。由于临近市区、交通便利，每到节假日，公园里游人如织，往来不绝。早些年，游客到公园游玩，享受的是花鸟山林之乐。而从2015年起，鹿冲关森林公园因为其园内的一处景致——林莽掩映下的“地母洞”，而被赋予了浓重的历史文化色彩与爱国情怀。
抗战期间，“南三阁”中仅存的文澜阁《四库全书》，辗转奔波数千里，由浙江杭州运至贵州贵阳，其间三迁秘藏地点，最终在这座鲜为人知的山洞里秘藏长达6年8个月。在浙、黔两省政府、文教界和运输、典守、护卫库书人员的艰苦努力下，整部《四库全书》得以幸存完璧，抗战结束后回杭。浙江图书馆原馆长、著名学者张宗祥为此赋诗云：
护书心血偿全愿，
历劫缥缃发异香。
天一丛残怀甬上，
文澜安稳到黔阳。
时移世易，战争的伤痛被时间抚平，义举的炽烈也难免不随着光阴淡出普通人的视野。几十年后，地母洞独一无二的历史价值，即便在贵阳，也变得鲜为人知。
2015年，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举办全国范围内的“抗战时期古籍抢救保护史迹研讨会”，贵州省古籍保护中心主任、贵州省图书馆副馆长钟海珍在接到国家古籍保
护中心下发的通知后，认为抗战时期保护文澜阁《四库全书》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事例。在准备参会文章、收集相关资料时，发现了深藏在省图档案柜中的273页
《代管文澜阁〈四库全书〉档案》专卷，系统保存了抗战时期文澜阁《四库全书》在贵阳的相关文件、电报、信件、经费支出票据等一系列史料。然而历经岁月剥蚀，档案已经虫蛀破损，面目狼藉。
贵州省图书馆保存的《代管文澜阁〈四库全书〉档案》
对此，贵州省图书馆深感责任重大：以抗战时期条件之艰苦，放在山洞里的《四库全书》尚且没有生虫，我们今天又怎么能将档案专卷弃置箱底，任其蠹烂呢？省图采取措施，对档案进行杀虫、修复和数字化，并移至恒温恒湿的古籍书库保存。当年6月13日——我国第十个“文化遗产日”当天，贵州省古籍保护中心面向公众组织古籍修复体验活动，并向体验现场的高校师生、社会公众和媒体记者介绍了文澜阁《四库全书》在抗战时期秘藏贵州的全过程。该消息一经媒体报道，在贵州各界引起强烈反响。时任贵州省委副书记、省长陈敏尔对此高度重视，做出重要批示，要求有关部门做好地母洞历史文化资源和代管档案的保护、挖掘、宣传工作，更加 清晰翔实地还原文澜阁《四库全书》千里避寇、入黔保藏这段历史奇迹。随后，地母洞所在的金鳌山被改名为“文澜山”，鹿冲关森林公园管理部门为地母洞景点做出显著标识，以志纪念。
2015年8月，钟海珍在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举办的“抗战时期古籍抢救保护史迹研讨会”深情讲述70年前浙、黔各界冒着烽火、协力保护《四库全书》的动人事迹，深深打动了与会嘉宾。
筚路蓝缕，群哲既开其先；发扬光大，我辈宜善其后。“文澜安稳到黔阳”的故事激励着当代古籍保护工作者，特别是贵州古籍保护工作者继踵先贤，守正创新，在新的征程上勇做前驱。
2007年6月，贵州省图书馆收到省文化厅转来的全国古籍保护工作部际联席会议文件复印件，上面有省领导批复：“请省文化厅牵头，抓紧会同有关部门提出，贯彻国务院精神，切实加强我省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同时建立我省古籍保护工作厅际联席会议制度，会议成员名单报省政府。”看到这份文件和批示后，作为分管古籍的副馆长，钟海珍敏锐意识到，为贵州各民族古籍争取保护政策、经费和项目支持的历史机遇到了。为了尽快获得各厅际联席会议成员单位的支持，及时形成对省政府的 反馈意见，贵州省馆上下通力合作，钟海珍仅用一天时间就跑完省内所有联席单位，以高效率、快速度，促成了贵州省古籍保护工作厅际联席会议制度、贵州省古籍保护中心、贵州省古籍保护专家委员会的建立。随后，贵州省政府批准拨付每年80万元的古籍保护专项经费。钟海珍在和笔者谈到这些往事时，脸上浮现出自豪而 欣慰的笑容。10年前，省政府能快速批下每年80万元的古籍保护专项经费，在中西部地区是不多见的。偏处西南山区的贵州省在古籍保护事业上走出了敢为人先的一步。
贵州省图书馆副馆长、贵州省古籍保护中心主任钟海珍向媒体和公众陈述抗战时期文澜阁《四库全书》存藏贵阳的经过
随着工作的深入，贵州古籍保护开始着意追求本省亮点优势。在贵州，汉文古籍主要存藏在公共图书馆系统，而文 40 33598 40 13553 0 0 5365 0 0:00:06 0:00:02 0:00:04 5363种丰富、特色鲜明的少数民族文字古籍则主要存藏于高校图书馆和基层档案馆。要全面提高全省古籍保护水平，跨系统合作与多民族并举是其必由之路。
在2007年全省第一次古籍保护厅际联席会议上，省档案局就被增补为厅际联席会议成员单位。以存藏水文文献著名的荔波县档案馆申报“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获得成功，作为第一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中唯一一家县级档案馆，与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等大馆并列榜上。
水文文献
在古籍保护人才培养方面，公共图书馆与高等院校的合作更是意义重大。2012年8月，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拟采取自主申报、统一评审的形式，在全国范围内启动 “国家级古籍保护人才培训基地”建设。该项目预设名额只有10个，东部发达地区的图书馆、博物馆、高等院校古籍存藏量大、人才基础雄厚，在评审过程中优势明显。
即便如此，老图书馆人钟海珍却不打算放弃——没有资源才需要争取资源、缺乏人才更需要培养人才—— 做事情的逻辑本来该是如此啊！在贵州民族大学图书馆馆长卢云辉、副馆长龚剑的大力支持下，贵州古籍保护界决定创新思路、突出特色，迎难而上，以少数民族文字古籍人才培养为切入点，探索公共图书馆与高校图书馆协同创新模式，由省图与贵州民族大学图书馆两单位跨系统联合申报人才培训基地。数轮评审后，12家 “国家级古籍保护人才培养基地”名单揭晓，贵州组合赫然在列。这样一份得来不易的荣誉，让贵州古籍保护人喜出望外，备觉振奋。至此，贵州古籍保护领域的跨系统合作跨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公共图书馆与高等院校的密切合作成为贵州古籍保护“新常态”。
当代的人类学家与民族学家，常用汉化与现代化并存这样的概念描述近代以来西南各少数民族生活方式和文化认同的变化，各民族青年人越来越热衷于城市生活，使用城市中的公共语言文字——汉语汉字作为交流方式，本民族传统文化的空间日益狭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少数民族固有的历史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典籍的保护与留存，也为中华民族数千年文明不断不绝提供了重要的保障与依据。国家图书馆老馆长、著名学者任继愈曾说：“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古籍的整理有待加强，缺了这一部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就不全面。这一部分不研究，也难以看清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长期并存、互相兼容的特色。”
水书先生
贵州少数民族众多，保护民族古籍是贵州古籍保护工作的重点和难点。说起贵州的民族古籍保护，一个重要人物不能不提，那就是中国古文字研究会副会长、贵州民族大学水书文化研究院副院长及教授，已经70岁的潘朝霖。潘朝霖是贵州三都县人，水族，青少年时代曾经追随其父亲和同村的“水书先生”学习水书，并由此对水书文化产生了浓厚的感情。
水书，是一种类似甲骨文和金文的古老文字符号，被誉为象形文字的“活化石”，它为水族知识分子“水书先生”所使用，记载水族古代天文、地理、宗教、民俗、伦 理、哲学、美学、法学等文化信息，是水族的百科全书。因为与华夏民族的早期文字书写方式十分相近，从晚清贵州大儒莫友芝直到当代，水书一直为语言文字学家、民族学家、历史人类学家所重视，是研究上古时期文字书写与民族迁徙的宝贵资料。
贵州民族大学教授潘朝霖阅读水书
随着时代的变迁，学习水书的人越来越少。由于没有继承者，依靠手抄、口传流传至今的水书正面临失传的危险。2005年以后，潘朝霖开始下乡系统调查水书，用 个人资金从民间搜集收购正在佚失流散的水书文献。2007年，他作为学术顾问，协助巴蜀书社和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了160册的巨著《中国水书》，并为之撰写了长达4万字的序文。
2007年，“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开始实施，在保护汉文古籍的同时，少数民族文字古籍保护也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申报期间，中国民族图书馆馆长吴贵飚、贵州图书馆历史文献部主任陈 琳等人特意来到潘朝霖家中，鼓励他以自己收藏的珍贵水书文献申报《名录》。2008年，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由国务院发文公布，潘朝霖所藏清嘉庆抄本《九星诵读》赫然在列。当时，入选第一批《名录》的私藏古籍只有两部，一部是著名藏书家韦力芷兰斋的珍品——辽刻本《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疏》残卷，另一部就是《九星诵读》，其文献与文物价值可见一斑。
为了使精心搜集来的水文古籍有更好的保存条件、更大范围地为水族文化传承服务，近年来，潘朝霖陆续将私人收藏的水文古籍捐赠给贵州民族大学图书馆、水书文化研究院等机构。即便如此，饱含传承本民族历史责任感的潘朝霖仍然忧心忡忡，他多次表示，水族文化是水文文献与“水书先生”相结合的文化。一个“水书先生”的过世，就是一座图书馆的消失。如果只将水文文献收集、存藏于库房中，无论保管条件多么优越，也是“临终关怀”。他希望政府部门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对现有“水书先生”的抢救与保护，不断从水族儿女中培养能够读写、研究水文的“水书先生”，让水文文献能够继续植根于水族人的日常生活中，培养水族青年对本民族优秀文化的自知、自信，自觉将水族文化传承下去。
随着少数民族古籍保护理念深入人心，如今在贵州，越来越多的高校科研机构领导、中青年学者投身到少数民族古籍保护中来。正如潘朝霖所说，贵州民族大学校领导，乃至整个贵州省文化、教育、民族系统都给予他个人以极高荣誉，给予他的水书研究事业以极大的支持，几乎做到了“要人给人”“要钱给钱”。2014年， 贵州民族大学图书馆馆长卢云辉在校图书馆成立了“贵州世居民族文献与文化研究中心”，2016年，成立了“贵州民族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系统开展本省少数民族文献的采编、保护、整理、研究、出版和数字化工作。卢云辉专门在图书馆为潘朝霖和他的研究团队开辟了“潘朝霖水书工作室”，以便书、人结合，更好地开展研究，使贵州民族古籍保护摆脱“临终关怀”的窘迫，逐步进入“自觉传承”的佳境。
除了关注本省古籍保护工作外，贵州古籍保护人还将视野放到了更高、更深层面。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卢云辉自2010年起担任贵州民族大学图书馆馆长，由于高校图书馆系统的相对独立性，在卢云辉任职初期，本来与以公共图书馆系统为主干的古籍保护工作体系联系不甚紧密，但卢云辉看到了以图书馆为媒介，通过保护、 宣传馆藏古籍与地方文献，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本地区、本民族的优秀文化，对于高校学术氛围、人文精神构建的重要作用，并开始以此为己任，不遗余力地招聘、培养相关专业人才。他的这一思想付诸实践后，为贵州民族大学图书馆带来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2014年，贵州民族大学图书馆先与省图书馆联合申请、挂牌“国家级古籍保护人才培训基地”，又在当年9月承接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举办的全国古籍鉴定与保护高级研修班。此后，卢云辉开始跳出本馆甚至本省范畴，站在更高层面密切关注、充分思考古籍保护发展方向。2015年两会期间，作为全国人大代表的卢云辉向大会提交了《加快〈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立法进程》的议案，获得包括时任贵州省委书记赵克志、省长陈敏尔在内的60多位全国人大代表的支持附议，在全国 图书馆界引起强烈反响。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草案）》已进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阶段，卢云辉对于立法的推进功莫大焉。
文化立法一直是我国法制建设的短板，数量少、占比轻，据不完全统计，仅占整个立法的2.7%，还不能支撑国家的文化发展战略。古籍保护立法也相应缺失。古籍作为一种特殊形制的文物，长久以来被涵盖在《文物保护法》的范围之内。但与文物不同的是，古籍本体的价值虽大，其记述的内容价值更大；古籍本体的存藏保护非常重要，其内容的研究利用、宣传推广更为重要。因此，针对古籍自身属性，科学合理地制定古籍保护法律法规，规范政府机构、社会组织和个人在古籍保护中的权利义务，使今后的古籍保护工作能够有法可依、可持续发展，是“中华古籍保护计划”进行到现阶段的重要任务。不过，受制于有限的立法资源，《古籍保护条例》文本虽已形成初稿，但推进速度仍十分缓慢。
受《公共图书馆法》立法加速的 启发，从2015年起，卢云辉凭借图书馆人传承文化的崇高责任感，阅读了大量文献资料和实证例子，全面掌握当前古籍保护整体情况。2016年3月，第十二 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他向大会提交了《加快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古籍保护法〉》的议案。卢云辉向笔者感慨，在为与会代表介绍自己的议案、宣传古籍保护立法时，他愈发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全国人大代表无疑是我国各行各业的精英、模范，然而在“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实施近10年之际，绝大多数代表对古籍、古籍保护的概念仍然非常模糊，甚至一无所知。可见，古籍保护已经不再是简单的文化传承问题，而是关系到国家文化安全能否保障、中华民族文化基因能否延续的迫切问题了。
卢云辉在第十二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分组讨论中发言
鉴于此，在第十二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召开期间，卢云辉随身携带自己的议案，走到哪里介绍到哪里，参观间隙谈、饭后休息谈，与各界代表在交流互动中达成共识。最终，功夫不负有心人，一位来自边远省份的代表提交的一份冷门行业议案，居然得到与会72名人大代表的联名附议。其中第一位签名附议的代表是我国驻俄罗斯大使李辉。多年的外交使节经历让他对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文化安全问题尤为关注。了解到国内古籍保护工作面临的困难后，李辉表示，在同为文化大国的俄 罗斯，即便古代流传下来的一张带有文字的纸片，也被认为是民族记忆的珍贵载体，不能随意丢弃损毁。像中华古籍这样传承有序、蔚为大观的人类智慧宝库，理应得到珍视与保护。古籍保护立法必不可少，势在必行。
今年3月，卢云辉在第十二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上再推古籍保护立法，同时建议由国家投入资金，建立中华古籍资源总库，在操作层面对全国各系统各地区的古籍保护工作进行体系化通盘考量。这一建议再次得到70余名代表附议，成为两会焦点。
卢云辉说，2017年初，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将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升到构建文化自信的核心地位，这是古籍保护事业发展的最佳历史契机。他作为图书馆人、作为人大代表，将不惮烦难，继续利用两会平台为古籍保护奔走呼吁，保护中华文化根基、阐发中华文化精髓。
原载于《中国文化报》2017-07-24第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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