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寻1944年版毛选五卷本

为了追寻中国第一套《毛泽东选集》五卷本的踪迹，笔者走访人民出版社、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主席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等部门，请教了很多毛选研究专家。我向他们提到，我在河南安阳见到了一套民国33年(1944年)版本的《毛泽东选集》的五卷本。专家们都说，他们知道历史上出版过这套书，但他们中很少有人亲眼见过，因而这套书很可能是孤本。

之后，记者又采访到了参加编选这套毛选的曹国辉老人，他向笔者讲述了中国第一套毛选的出版情况。

我想，我已触摸到了毛选出版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的一角。

中国第一套毛选五卷本是出版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中国和外面的世界都有这样一个共识，《毛泽东选集》是人类出版史上的一个奇迹，其出版发行的历史虽然只有半个多世纪，但其发行量和版本之多，却远远超过《圣经》。也就是说，《毛泽东选集》是出版史上发行量最大的图书，也是翻译成少数民族语言发行量最多的书。在中国，《毛泽东选集》几乎可以达到家有户藏。建国后，从1952年起，前苏联、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朝鲜、越南、古巴、日本、英国、美国、挪威、瑞典、希腊、芬兰等国都相继翻译出版了《毛泽东选集》。在出版过程中，毛泽东对选集译文本坚持要求保持其完整性，不容随意删节，可对其稿费，却大度地全部转送给出版国执政或不执政的共产党组织。1955年保加利亚付给保文版《毛泽东选集》稿费折合人民币729.94万元，毛泽东批示：“退回为好。将此款全部转赠给保共中央。此后，凡此类情况，均将稿酬转送给各国兄弟党，且成为惯例，无需请示。”

毫无疑问，《毛泽东选集》是一部影响和指导了一个国家的战争与和平进程的鸿篇巨著，是一部缔造了一个政党的理论和民族精神的历史长卷。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将是关注中国、研究中国国情、贯穿历史长河的宝贵文献。而《毛泽东选集》出版发行本身，也折射着一个个历史时期的春秋风云，蕴藏着一个个鲜为人知的故事，并打下了鲜明的时代烙印。

我们都知道，毛选五卷本是我们思想的灯塔、精神的支柱；我们也都知道，我们通常见到的毛选五卷本是建国后编辑出版的，直到1977年才出版了第五卷。现在35岁以上的人们也许还记得当时排队抢购毛选五卷的情景。但也许很少有人知道，早在1944年的晋察冀边区，中国的第一套《毛泽东选集》五卷本就已经面世。更鲜为人知的是，参与编选印刷这套选本的老同志还有很多人在世，他们分别是周明、沈达、邢显廷、曹国辉等人。

不久前，我发表了一篇短文介绍这套选集，很快引起了一些读者的关注，其中就有该书的编选者曹国辉，他们专门给我写了信，就我文章中不准确的地方给予指正。笔者随即采访了原《晋察冀日报》编辑，参加编选这套毛选的曹国辉老人，他也向笔者讲述了当年编选和出版的一些情况。

因为年代久远，这套薄厚不一的毛选五卷本，封面和内文纸均已泛黄

时间回到1988年，当时我在河南安阳一个野战部队服役。在这个诞生了甲骨文、孕育了《周易》的古都里，我开始文学创作并与当地的许多作家成为挚友，其中一位是在安阳群艺馆工作的翟和平，我读过他的很多文章，也常常去他家聊天。

一日，我在当地的报纸上，看到翟和平写的一篇散文《永远的毛泽东》，其中有这样一段文字：“1964年的春天，那时我在安钢小学上5年级，老师让学生们从家里带《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到课堂上来学习。回家后我从书柜里取下了《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下午到课堂上，老师让同学们打开书卷，学习第一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我发现手中这第一卷的首篇不是那篇文章，而是《新民主主义论》，而且比同学们手中的第一卷要薄许多，旧许多。回到家后，便问起这卷书为何与众不同，父亲说这是抗日战争时期出的书。当时我大惑不解，烽火连天中的八路军、游击队忙着埋地雷、掀铁道、端炮楼，怎么还有可能印刷这样很正规的五卷书。”

翟和平还在文章后面叙述了八路军印刷出版这套毛选五卷本的大概情况，这篇文章引起了我想要了解这段史料的欲望。

不久后的一个星期日上午，我去找翟和平，不巧他外出采访，他的父亲翟来清留我在客厅里小坐。这里是古都城最早修建的高干住宅区，四室一厅外加一个小院，虽然陈旧了一些，院中院的居住环境却也平添了几分安静。翟来清“文革”前曾任安阳钢铁公司党委副书记，“文革”后出任市经委、市科委主任，1983年离休。老人的身体看上去很硬朗，平易近人且很健谈。我就由翟和平那篇散文《永远的毛泽东》谈到了文中提及的那套毛选。这个话题显而易见引起了他的兴致。老人放下报纸，起身去了卧室，回来时手里端着一个精致的小箱子。他小心翼翼地打开箱盖，从里面取出了那套珍藏着的《毛泽东选集》，放在茶几上。

由于年代的久远，这套薄厚不一的毛选五卷本，封面和内文纸均已泛黄。我小心翼翼地翻起第一卷的封面和扉页时，手感纸页已经有些发硬发脆，不过封面套红印刷的《毛泽东选集》及“卷一”字样和内文铅印的字迹，仍十分清晰。扉页之后，是毛泽东的侧面头像，下面是一行铅印的字：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同志。这帧毛泽东的头像摄影照片，显然是从一幅照片翻拍而来，并经过局部放大的技术处理。头像后面的背景，是一片浓密的树叶，毛泽东神情十分严峻甚至有些憔悴，苍凉的目光凝视着右前方。或许是为了强化和突出这种严峻的视觉效果，头像的上部连一点“天”也没有留，下部则连两个领角也切在了画外。头像后面的一页，是“毛泽东选集”及“卷一”字样，下面印着出版单位：晋察冀日报社编，并用动感很强的花边线条圈了个框。这一页的背面印着：毛泽东选集卷一；编印：晋察冀日报社；发行：晋察冀新华书店；定价：平装六十五元(晋察冀边区币)，精装：七十五元；印数：2500(套)，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初版。

毛选在一窑洞里诞生，七八位同志为该书壮烈牺牲

就在这个星期日的上午，我随着老八路军战士翟来清旧日情怀的敞开，走进了烽火连天的晋察冀战场。

翟来清出生于河北省鹿泉市的一个贫苦家庭，其父是个泥瓦匠。翟来清8岁时在舅父的帮助下读了4年初小，之后便在舅父家种地作为回报。这短短4年的私塾学历，在他后来的革命生涯中发挥了影响他一生的作用。

1940年3月间，18岁的翟来清背着父母投奔了驻扎在井陉县的八路军。因为他有点文化，很快被选调给八路军县长齐维礼当警卫员。从军一个月后，翟来清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年多以后，又相继在县抗日青年救国会、北岳区党委、晋察冀边区政府担任文秘和有线电报务工作。1944年翟来清被派往《晋察冀日报》社任政治指导员。

翟来清在河北阜平县城南庄的马南村找到了处于游击状态的《晋察冀日报》社，接受他报到的是在中国现代史上无法轻描淡写的两位人物：一位是后来任《人民日报》社总编、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因与吴晗、廖沫沙合著《三家村夜话》成为“文革”导火索之一，蒙冤惨死的党的杰出文化战士邓拓；另一位是“文革”中率先发难后跃居中共高层领导地位，以戴罪之身病死狱中的江青反党集团的二号人物张春桥。当时，面目清瘦的邓拓是《晋察冀日报》社的主任兼总编，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的张春桥是《晋察冀日报》的编委。

在《晋察冀日报》工作的日子里，翟来清认识了新西兰来华抗日的国际友人路易·爱黎。路易先后在延安、晋察冀等地帮助中国参加抗战，并创建了国际工业合作协会中国分会。1988年路易·爱黎来华访问时，还专门到安阳找他的老朋友翟来清。他们共同回顾了那些烽火的年代，回顾了《毛泽东选集》出版的情况。路易先生这次来华还有一个目的，想把翟来清珍藏的毛选带到他的国家去，但翟来清只送给他一套新版的毛选，因为那套老版毛选是他的命根子。

翟来清回忆说，出版这套毛选的起因，是1944年1月1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对晋察冀分局干部扩大会议发的指示中提出，要在干部中特别是高级干部中“建设正确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以达到统一党的思想”。根据这一指示，晋察冀分局决定，立即编辑出版一本毛主席的著作。1944年春节过后，在阜平县雷堡村邓拓亲手挖出来的一口窑洞里，邓拓向报社里的主要负责同志提出了编选《毛泽东选集》的建议。邓拓提出，所选文章主要是抗日战争开始后，毛泽东同志公开发表过的，将报社已经发表过的毛泽东的文章和资料，从边区政府和其他渠道再搜集一些。确定的编辑方针：一是以抗日战争以来的讲话稿和文章为主；二是边编辑边搜集，不受先后年代顺序的限制。

这个建议很快得到大家的赞同。在邓拓同志的主持下，周明、沈达、邢显廷、曹国辉等人展开了前期的毛选编选工作。1944年5月，邓拓去党校学习，交由印刷二厂厂长周明负责主持印刷。据曹国辉回忆，油墨是用猪油和锅底、柴草烟灰熬制而成的；纸张是以稻草、谷秆为主要原料土法制作的，同时也派人到敌占区购买了可用作封面的纸张及铸铅字的原料。在外出采购印刷原材料和传送毛泽东讲话文本的过程中，有七、八位同志在与敌人遭遇时壮烈牺牲。

经过3个多月的昼夜奋战，一套五卷本的《毛泽东选集》在1944年的麦收季节来临前抢印了出来。为了表明根据地的实力，还用在根据地发行的边区币标明了定价，并迅速转送到了各根据地的军政机关。

这套毛选五卷本是不是孤本，我仍不能给朋友一个肯定的答复

这套五卷本的《毛泽东选集》印刷了2500套，在转送过程中又有一些被日伪军截获查抄。解放以后，当大批的印刷精良的《毛泽东选集》问世后，许多当年拥有这套书的人也就不再保存了。翟来清老人说，这套书我一直作为纪念品保存着，陪伴我经历过无数次战斗，很多东西都丢了，但这套毛选一直保存完好。“文革”中曾被造反派作为邓拓“篡改毛主席著作”的罪证抄走，我也为此被长期批斗审查。为我平反时，我提出需要归还的查抄物品，就是我的这套毛选和一本解放战争时期的日记。

翟来清老人动情地说，一个报社为了出报出书在不到9年的时间里，死了40多位记者、编辑，加上为掩护报社死去的几十位交通员和老乡，不容易啊!

就在我和翟来清老人倾心交谈的一年之后，老人因突发脑溢血而病逝。尽管当时我了解这段珍贵的历史资料，但当时没有报道出去。后来，我离开安阳到了北京。10多年后，因为接触了很多研究毛选和毛主席诗词的研究专家，我想起了那套民国时期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五卷本。1998年秋天，我去安阳找到了翟和平，提起了那套《毛泽东选集》。

翟和平显然是进行了一番研究，他首先拿出了一本1951年10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指着卷首“本书出版的说明”让我看。这个说明称这部选集包括了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各个时期中的重要著作。几年前各地方曾经出过几种不同版本的《毛泽东选集》，都是没有经过著者审查的，体例颇为杂乱，文字亦有错讹，有些重要的著作又没有收进去。现在的这部选集，是按照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所经历的五个历史时期并且按照著作年月次序而编辑的。

我注意到说明中还提到：“现在出版的这个选集，还是不够完备的。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对于革命文献的毁灭，由于在长期战争中革命文献的散失，我们现在还不能够找到毛泽东同志的全部著作。有些曾经流行的著作，例如《农村调查》，遵照著者的意见，没有编入；又如《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也遵照著者的意见，只编进了其中的一章。”

在翟和平家，我又看到了10多年前那个很精致的纸盒子，我看到盒中放着几袋防潮剂，便知道他是用心收藏这传家之宝。可能也是为了与后来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作比较，他将1944年出版的这套《毛泽东选集》的篇目依次列了出来，共29篇。其中包括后来的选集中所没有的《农村调查》，以及只收录了第一章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正如邓拓在《编者的话》中所声明的“我们所选的主要是毛泽东同志抗战以来各种名著、讲演、及其他重要方面的言论”。

回到北京后，我打电话到人民出版社咨询，出版社政治编辑室的一位同志告诉我，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有毛选研究的专家。我又打电话联系了中共中央毛泽东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的亓丽，并向她介绍了翟和平收藏的《毛泽东选集》五卷本。亓丽经过查阅资料，多方探询，为我提供了有关详细的资料，并帮我查阅到了这套毛选五卷本出版的有关情况。

关于翟和平珍藏的这套毛选五卷本的情况，后来我又找到了编选者之一曹国辉老人。据曹国辉说，他知道现有4套，分别存于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北京图书馆、中国印刷博物馆、福州邓拓纪念馆。另据研究《毛选》出版情况的专家、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研究员刘金田提供的消息说，中宣部资料室也存有一套，加上翟和平珍藏的这一套，现已查明现存的毛选共有6套。但这是不是仅存的6套，我仍不能给朋友一个肯定的答复。

但我仍在努力探寻，探寻在早已散尽的战争风云中一部巨著的故事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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