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望之与《公牍通论》

徐望之，浙江湖州吴兴人，先后就职于上海商务印书馆、河北训政学院。1929年在河北训政学院主讲公牍课程时，徐望之根据《公文程式》编著了《公牍讲义》。后将此讲义公开出版，就是今天我们所见的《公牍通论》。《公牍通论》最初由上海商务印书馆于1931年出版，该书一上市就受到了好评，热销异常，同年12月再版，以后又陆续再版，到1947年已出版了8次。1958年该书作为档案学旧著十三本之一，被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翻印。此后，该书又在海内外三度出版：1979年由东京中文出版社出版，1988年由档案出版社出版，1991年由上海书店出版。该书之所以能畅销并经久不衰，是有深刻原因的。

该书内容详实。正文共分九章。第一章释义，用了两页的篇幅介绍公文名称的来源及其定义。徐认为，公文者，国家或地方机关相互间及与人民团体相互间，为意思表示于一定程式之文书也。第二章类别，不仅介绍了公文在等级和政治上的分类情况，而且详细介绍了公文名称上的分类，列举并解释了从先秦一直到民国时期公文的诸多名称。第三章体例，是该书的重头戏，约占全书的三分之一，这一部分主要是讲解下行文、上行文、平行文和杂体文的体例。作者不仅从行文的方向角度阐述了上行、下行和平行的体例问题，而且更注意到了当时所惯用或沿用的与公文程式条例规定相异的文书，因此，作者认为“治牍者。仍应辨其异同，诸其体例，初不容率尔操觚，贻人笑柄也”，于是就对这些杂体类别的公文作了体例上的介绍。第四章储养。用了四页篇幅讨论人才问题，作者说“倘平时毫无储养，一旦从政，鲜有不误国殃民者”，所以呼吁大家修身养性，“只要遇事切实去做，言顾行，行顾言，言行如一，便可成大事”，“故在平日必须储才备用。养气以立身”。第五章撰拟，谈论公文的撰写。虽然作者认为公文的撰写系于人之品识才学，但在错综变幻之中，也有一些常行不易之法，所以就对公文的撰写略加阐释。第六章结构，从实质和形式两方面对公文作了结构上的解说。第七章公文之叙法，公文的三段结构几乎不变，但其叙法却随时因其关系之繁简，而变化万千，所以就需要加以解释。作者将叙述法分为引叙和自叙两种来阐述。第八章用语，不仅详细介绍了属于术语和成语方面的用语，而且还介绍了属于约语方面的用语。最后一章是程式。对公文的用纸、署名、盖印、记时和编号等问题作了阐述。该书前有绪言，后有附录。绪言从士大夫不习公文而导致僚吏败政讲起，认为“务使担任公务，事必躬治。牍必亲裁”，把公牍作为治国安邦的有力工具，这样就能除积弊、肃纲纪。而附录则是《公文程式条例》等以供参考的公文条令。除此之外，书前还分别有张元济、张悛和汪鸿孙所作的序。

该书极具学术价值。该书详细叙述了公文的含义、类别、体例、撰拟方法、结构、叙法和用语等，书中考证历史文种名称达百数十种之多，探索源流，纵观古今。所用材料详备。体例方面尤对杂体文详加叙列。全书内容全面系统，引例释言，上自《尚书》，下采近代实用公文体式，该书成为我国近代有重要价值的文书学著作和第一部文书学方面的高等学校教科书。

作者贯穿全书的主旨思想是：“盖公牍之中，有品，有学。有识，有文……在上者固当以此取才，在下者亦取即以此自立。如此则党治人才，必能辈出。他日布之县市。敷政优优，则所谓积弊，何患不除？所谓纲纪，何患不肃？公牍效用，有如此者！至若斤斤然徒为形式之求，纵令悉中绳墨，躯壳仅存。又何足贵哉？”因此，他认为“即以公牍而论，苟能在卷牍中留一分精神，便可为人民减了一分苦痛，余尝谓拟出有益于民之公文一道，胜贴不着实际之标语千张”，通过精湛的研究，写出了博大精深的《公牍通论》。汪鸿孙拿到书稿后。这样评价道：“吾国以公牍列作教程，可谓前无古人；而是编之闳博精确，谓为后无来者，洵非溢誉。今以饷世之学者，其关系党治前途者，裨益实匪浅鲜！苟入政之士，果心领而神会之，自可得左右逢源之效。尚得为幕胥故技所束缚乎？鸿孙作宰二十年。公余之暇，数数操觚，略知甘苦。自承先生出示此作，读未终篇，而瞠目咋舌矣！行见先生之化。风行全国，又岂仅河北一隅，受其熏陶涵育也哉！”

该书出版时，文书档案连锁法尚未提出，行政效率运动亦未开展。作为较早出现的现代学科意义上的文书学专著，它对当时的文书工作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虽然徐望之先生的具体情况并不广为人知，但凭借这样一部优秀的学术专著，他就足以名载史册。民国时期有众多学者探讨文书问题，出版和发表了大量论著，但时至今日，依然闪烁着智慧光辉的并不多见，而《公牍通论》依旧广为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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