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的藏书：最惜《金瓶梅》,不轻易借人
胡适在近代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举凡政治、文化、教育与外交领域,都可以听到这位“徽骆驼”发人深思的言论。作为民国自由派知识分子的领袖,他的一举一动长期成为学术界、文化界与思想界关注的焦点。作者从胡适的家族史讲起,涉及胡适整个生活世界。本文摘自《闲话胡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作者:石原皋)。
胡适的藏书。研究学问的人都爱藏书,胡适更甚。他的藏书很多,约有四十书架(大书架),以线装书为主,外文书比较少些。他的藏书中,少数是他的父亲铁花公留下来的。他的父亲有些藏书,一般的图书为多,好的较少。他一九一七年回国后,曾三次回老家,第一次是探望老母,第二次是结婚,第三次是奔母丧。他把老家好的图书都带到北京,一般的还是留在老家,留下的书经过十年内乱,荡然无存,虽可惜而又不很可惜。这话怎讲?因为没有善本啊!
哪些书带到北京,只有他自己知道,别人不知了,因为没有特别的钤记,无法识别。我认为,有两部书是他的父亲留下来的,比较可以肯定:一部是《汪士铎文集》,一部是《鹤肪诗词》。为什么这祥说呢?听我道来。汪士铎是江苏江宁人,清道光举人,名重一时,曾任绩溪县训导。我外祖父的祖父,在南京做生意,富有资财,重金礼聘汪士铎到宅坦村教他的孙儿胡宝铎、胡宗铎、胡宣铎(昭甫公,我的外祖父)三人的书。据我的外祖父说,汪对于山川形势、关隘险要,很有研究,尤其对于徽州的地理,更了如指掌。后来,胡林翼、曾国藩聘汪为幕僚,襄赞戎机。我想曾国藩以祁门为抵抗太平军的大营,说不定还是由于汪士铎的出谋献策。
胡适的父亲与宝铎公、宣铎公交谊最深,藏有《汪士铎文集》,是意料中的事情。《鹤舫诗词》一卷是我族的先辈石芝(号眉生)所著。他是嘉庆、道光间的廪生,著有诗词,富于人民性,名不出于乡里,但乡里中的文人学士藏有他的诗词者颇不乏人。胡适在《新青年》上登载过他的诗词数首,就是从这些诗词中选出的。这本书是他的父亲保存下来的,也比较可信。胡适的图书,大多数是在北京收购的。
北京琉璃厂有许多古籍书店,他们常常搞些古籍,待高价再行卖出,这些书贾对于哪一家有书要卖出,哪一个人想买进,打听得一清二楚。他们都知道胡适收藏旧籍,他们就代他收集,送上门让他选购,选中即留下,不一定马上付钱,何时付钱都可以,书贾识趣不来催。有些朋友也帮他买书。如他有一部乾隆甲戌(一七五四年)钞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残本十六回,就是友人帮他买的。
胡适的藏书,善本不多。胡成之对我说:“他有一部《金瓶梅》是珍本,非常珍视,不轻易给人家看。”我没有看见过这部书。报载胡适有一部《红楼梦》甲戌本,寄存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那便是钞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残本十六回。这部残本是海内最古的《石头记》抄本。胡适出了高价把这本书买来。他把这部书存藏在哥伦比亚大学母校,足见他的重视了。抗战前,胡适的藏书没有登记,没有编目,也没有钤记。大多数的图书在书架上,少数的放置书橱中。什么书,放在什么地方,他亲自放置,记得清楚,随时随手可以拿出。在北京,胡适四次搬家,第一次搬到钟鼓寺,第二次搬到陟山门,第三次搬到米粮库,第四次搬到东厂胡同。第二次和第三次搬家,他的图书都是我和他的从弟胡成之二人整理搬运的。我们事先将书架的书和它们的位置都记住,装在一木箱内,每个箱,编了号码,搬到新居后,依次打开,照原样放置。一九三七年日寇进逼,北京危险,他的藏书打包装箱,运到天津,保存在浙江兴业银行仓库。他在美国时,担忧他的四十架图书,恐怕要丢失了。幸而浙江兴业银行保管得好,没有遭受损失。抗战胜利,他到北京,这些图书也跟着搬到东厂胡同一号了。后未,他的图书是否登记,是否编目,是否盖有图章,我不得而知了,一九四九年一月,他仓惶南飞,他的图书丝毫未动,北京和平解放后,这些图书遂全部归公了。
胡适的书斋。我现在谈的是胡适住在钟鼓寺、陟山门、米粮库三处的书房。这几处的书房基本上是一样,大小稍有不同。房内有一张很大的写字台,一两个书橱,一张旋椅,几张小椅,四壁空空如也,没有悬挂字画。书桌上自然有文房四宝,有白锡包或大炮台纸烟一听,烟灰缸一只,火柴一盒,记事台历一本,此外,满桌都是书籍,看起来很紊乱。桌上的书籍,任何人都不去动它,稍为一移动,他就要费心去找了,佣人只将桌上面的灰尘拂去。他在书房中看书、写作时,我们都不进去打扰他。江冬秀爱打牌,打牌场所也远离书房,使打牌的声音传不到书房那里。书桌的抽屉,没有上锁,稿件和须要保存的书信,一部分放在抽屉内,另一部分则保存起来。胡适认为,没有保存的价值和无关重要的书信,看过后随手丢掉。一九七九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的《胡适来往书信选》,就是他自己保存,临行匆促,没有带走,留在北京家中的一些书信。那时,我们到他的书房去,从来不打开书桌的抽屉,也不翻阅桌上的书籍。但凡是没有收存起来,阅后丢在桌上的书信,可以随便阅看的,我看过杨杏佛、刘半农等给他的一些信件。胡适自印有稿纸,直行,每行二十字,分格,对折,署“胡适稿纸”四字。他写作时用毛笔,直写,字体不潦草,很少涂改,一稿完成,好似重抄一遍。实际上他没有功夫重抄,又不愿找人重抄,偶或找他的从弟胡成之和章希吕重抄一些。这是他的硬功夫。他的字虽有书卷气,却无功力。我没有见他练字,碑帖也很少。遇着有人找他写字,他也挥毫。他不用特别好的笔、墨,更不谈有什么名砚了。
胡适在家的活动场所主要是在书房,遇着疲倦时,读些诗词,看些小说,很少到庭院中散步。少数的朋友,直接可以到书房中和他谈天,一般的朋友都在客厅中会见。他晚上出去有事,无论什么时候回来,总要在书房中看一阵书再行睡眠,这是他的习惯。
胡适自一九一五年到一九四八年的往来书信,除在亲友手中已遭散失外,基本上是保存下来了。我现在要谈的是他的稿件问题。胡适写了许多稿子,有的是写好而没有发表,有的是在写中而没有完成,如《中国哲学史》等。这些稿件,未知是否保存在东厂胡同一号家中(现该宅为近代史研究所所址),如未在国内,一定是他带到国外去了。他最珍视自己的稿子和他父亲的手稿。据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五日他致胡近仁的信中说:“先人自作年谱记至四十岁止,其后有日记二十万字,尚未校好。其中甚多可贵的材料。诗只有一册,文集尚未编定,约有十卷。先人全稿已抄有副本。未及校勘校点。连年忙碌,无力了此心愿,甚愧。”(此信现保存在胡近仁的孙儿手中)据罗尔纲《师门辱教记》所载,他的父亲“全部遗稿分为年谱、文集、诗集、申禀、书启、日记六种,约八十万字”。这些手稿,早已带出去了。所以唐德刚说:“在纽约我看过一部分罗尔纲抄本,已印行的除《台湾记录两种》(一九五一年印行)……之外,我记得还看过另一本胡铁花先生年谱的单行本,然近日在哥大中文图书馆中,却遍索不得。”据此,铁花公的手稿,大部分尚未印行。未知这些珍贵的手稿是珍藏在祖望手中,还是保存在哥伦比亚大学中文图书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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