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区别铜活字本和木活字本

用活字版印刷的古书，绝大多数为木活字本，也有少量铜活字本。一直以来，版本学家区分铜活字本和木活字本，都是依靠文字记载，而未提出通过观察版面可以获得的鉴定依据。

如黄永年先生的《古籍版本学》中说：“除非有文字标明其为铜活字印本，否则是铜活字抑用木活字极难区别。有人说，铜活字印起来墨色淡，木活字浓，这仍怕是想当然。”张秀民先生的《中国印刷史》中则说：“活字中再细分木字与铜字，自然更困难。铜版书有不少标明为铜字，而木活字本则本身很少有标明为木字的。因此同一印本甲以为木字，乙以为铜字，丙甚至以为整版，异说纷纭，莫衷一是。现在为研究便利起见，只好把活字本中除确实注明为活字铜版，或一般公认的几种铜版外，其余的一律算作木活字本。”

版本鉴定研究的是书本实物，最可靠的鉴定依据来自书籍本身，文字记载只能作为辅助证据。一方面，并非每一本书都有文字说明其采用何种技术印刷，甚至大部分是没有说明的，上述学者的话已说得很清楚。另一方面，对文字记载也要分析采用，因为古人往往语焉不详而好用典故，读者稍不留意就会产生误解。如原来一直认为是“铜活字版”的明代“活字铜版”，现在就有多位学者辨析其并非铜字，而是锡字。因此，仅依靠文字记载，无法区分出铜活字本和木活字本，要完成这样的任务，还需要从书籍本身找出更加直观、可靠的依据。

实际上，如果把已确认的铜活字本和木活字本放在一起比较观察，它们各自的特征和相互之间的差别还是很明显的，这些主要是由铜与木物性不同造成的。找到其中规律，我们就可以提出若干版面现象作为区分铜、木活字本的鉴定依据。

首先，活字是否铸造。铜便于铸造而难以雕刻，以当时的技术能力，铜活字应该是铸造的，表现为每一页上重复的字由同一个字模翻铸而成，字形结构相同。如清道光间福建人林春祺铸造了二十余万枚铜活字，排印了《音学五书》等几部书。在书前的《铜版叙》中，林春祺说明了制作铜活字的过程，几次说铜字是镌刻的。但我们很容易观察到，林氏印的书一页之中有的字出现几次，字形完全相同，乃至有共同的缺陷，证明这些字实铸非刻。林氏自称“镌”、“刻”，只是用词习惯而不是技术描述。朝鲜古代用铜活字印书的规模远大过我国，他们的铜字也都是铸造的。可铸造是铜的独有属性，铸字也成为铜字区别于木字的根本特征。如果我们发现一部书的字是同模铸造的，在排除了陶瓷字可能后，即可断定它是铜活字本而非木活字本。同样，如果我们发现一部有文字记载的“铜活字本”上的字并非铸字而是刻字，就应该有所警觉，先搞清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再断定它是否铜活字本。

第二，能否高质量地刷印出大面积图形，这也体现了铜的特性。木字吸附墨水的能力强，刷印出来的文字图形无论大小均墨迹均匀。而铜金属表面光滑，吸附墨汁能力差。文字笔画纤细，尚可解决着墨问题，遇到版心鱼尾这样面积稍大的图形，就难以保证墨色均匀。古人解决这一问题的做法是尽量消除这类图形，改变鱼尾的式样。例如清代刻书鱼尾基本上是整体黑色的，称为黑鱼尾，但几种铜活字本如康熙、雍正间武英殿本与道光间林春祺本，鱼尾只有几条边线，线内图形印出来是空白的，称为白鱼尾。又如古代朝鲜的书基本为花鱼尾，即在鱼尾中刻上几道花纹，究其原因，最初应该也是为保证铜字版印刷质量采取的技术措施。因此，如果遇到这类带“白鱼尾”、“花鱼尾”的书，不妨先考察一下它是否铜活字本。此外，明代还有所谓“活字铜版”印书，其版框可证实由铜铸成，刷印出来的墨色也不能均匀。我们可以根据版框与文字之间的墨迹对比，来判断其文字是否为铜活字。

第三，活字是否新旧杂用、断裂残缺。这主要体现了木字的特性。木料远没有铜材坚硬，在墨汁的浸泡和棕刷的反复冲击下，木字很容易损坏。损坏较轻时，印出来的字往往笔画损坏、残缺，特别是几道笔画会顺着同一道木纹断裂。损坏严重时，就需要雕刻新字更换坏字，在印出的书页上，会出现新字与破旧字同存的现象。铜字由于不易损坏，即使因各种原因添加了新字，也不会出现文字新旧杂用、断裂残缺的情形。

第四，版框能否拼合严整。无论铜活字还是木活字，在排版时都要用四周的版框围合成版面，固定活字。从理论上说，一副版框在新制成时总能拼合得比较严实，四角没有缝隙或缝隙很小。但木料有遇水膨胀的特性，在经过墨水浸泡后，木活字慢慢涨大，版框就会被它们撑开，四角产生缝隙。特别应注意观察这种现象：在一本书刚开始印刷时，因木字尚干燥，版框的四角也拼合严整。随着刷印继续，字不断膨胀，版框四角的缝隙也越来越大。这时，就应该考虑它是木活字本。而铜活字遇水不会膨胀，所以不存在撑开版框的问题，印刷质量一般要好于木活字，版面看上去也更加美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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