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内山书店”的十年缘

没过多久，我们的视野里开始经常出现一个穿着蓝色长衫，个子不高，走路很特别，鼻子底下留着黑色胡须，眼神清亮，虽然身形单薄却让人无法忽视的人。这个人每次都带几个朋友一块儿到书店来。……我问他：‘这位先生，怎么称呼您？’他回答道：‘噢，叫我周树人就好。’我惊呼起来：‘啊！您说是鲁迅先生吗？我知道您。我还知道您刚从广东回到上海，不过从没见过，失礼失礼。’我和先生的交往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我在进出口处摆了两个石库门，把小天井四周的拉门全部打开便于采光，不过里边还是有点暗，白天也要亮着灯。我在电灯下放了一张小桌，又在桌子四周摆了几张长椅和椅子，这就是所谓的聊天场所。哪个客人没事或者累了都可以自由地坐下来，喝杯茶，优哉优哉地看看书，聊聊天。”

2012年几乎同时冒出了两本书，《上海下海》和《我的朋友鲁迅》，均出自一个似乎好久没人提过的名字——内山完造。他不但是鲁迅的老朋友，还是我们原来课本里的一个老熟人，那《一面》之后似乎多少年都没再见“一面”。现在的中学课本里还有他的“一面”吗？

久违的内山完造，这个离鲁迅最近的日本人，先不去纠结他的作品为何那么多年才“在国内首度结集出版”以及针对该书的种种评议，《我的朋友鲁迅》书前崔永元的读后感《又见鲁迅》，既为我们阅读该书指引了比较正确的方向又同时点出了本文关注的一个重点，“如果说内山完造先生眼中笔下的鲁迅和我们认知的有所不同，关键在于他认识的鲁迅登场时只是个书店的顾客，而我们知道的鲁迅是印在课本里的骨头。铁骨铮铮，当然可敬，但高山仰止的先生一出现就缺少了几分人间烟火气，没了亲近的可能性。”

鲁迅的骨头和思想，这一代人是没法儿比了，唯有他对书店的热爱，让众多的爱书人有了与之同行和比肩的可能。鲁迅每天都到内山书店去，还每次都带几个朋友一块儿去，还因在书店停留时间很长，有时竟被顾客误认为老板。嘿，今日的读书人和书店老板们，看到这儿，应该比较振奋吧。

内山书店，鲁迅和内山书店。

内山的内山书店

内山书店，内山完造与太太美喜子创立于1917年的中国上海，起因和起点倒也不高，“出门旅行了半年，妻子独自在家甚是寂寞，与其说寂寞，不如说是觉得虚度时光。考虑到未来，两人开始盘算着做点什么，最后决定开间书屋，……书店开在北四川路魏盛里169号，没有书架，只是普通的民居而已。两层的柜子里摆了不足一百本书，价值八十余元。书架的第二层是摆在桌子上的两个啤酒箱盖子，显得有些寒酸，现在回想起来还是感到汗颜。”

不过，内山经营书店还确有一套，最早就懂得利用软广告和名人效应，他自称“狡猾的家伙”，“和鲁迅这样的文化人交往时，也让他们的地位名望成为我宣传的手段。晓谕读书界，不是靠我的能力人品也不是靠我的地位，完全是借着鲁迅先生的去世搭了个便车而已。”还首创了对中国人和朝鲜人可以赊账，以至于后来在内山书店赊账多少成了一种炫耀；店里书籍摆设就好像图书馆一样，没有一扇玻璃门，客人们可以自由翻阅，再放几把凳子，可以慢慢阅读，甚至还提供茶水和点心，买不买都没有关系，这种轻松的氛围和对客人的信任在当时的中国书店都是不多见的。当然这些现在看来稀松平常，1917年时真算是“小革命”了。

不幸的是，太太美喜子于1945年去世，年仅53岁，长眠于上海静安寺外国人墓地，碑文是由夏丏尊先生题写：“以书肆为津梁，期文化之交互，生为中华友，没作华中土，吁嗟乎，如此夫妇。”

这间百年前的“独立书店”放在今天，能否坚持生存下来，能否躲过“爱国青年”的“爱国行动”也未可知，一个日本人跑到中国来开书店，这是神马精神，颇容置疑。鲁迅早有先见之明，“我想，中国即使把日本全盘否定，也决不能忽视一件事——那就是日本人的长处——认真。无论发生什么事，这一点，作为中国人不可不学。只不过现在好像不是说这话的好时机，今天就算我喊破了喉咙，怕是也没有谁会听我的，相反会被扣上类似‘卖国贼’‘帝国主义走狗’之类的帽子被人追杀吧。”

鲁迅的内山书店

“我在进出口处摆了两个石库门，把小天井四周的拉门全部打开便于采光，不过里边还是有点暗，白天也要亮着灯。我在电灯下放了一张小桌，又在桌子四周摆了几张长椅，这就是所谓的聊天场所。哪个客人没事或者累了都可以自由地坐下来，喝杯茶，优哉优哉地看看书，聊聊天。”这就是内山笔下的书店，那是1917年。

“没过多久，我们的视野里开始经常出现一个穿着蓝色长衫，个子不高，走路很特别，鼻子底下留着黑色胡须，眼神清亮，虽然身形单薄却让人无法忽视的人。这个人每次都带几个朋友一块儿到书店来。……我问他：‘这位先生，怎么称呼您？’他回答道：‘噢，叫我周树人就好。’我惊呼起来：‘啊！您说是鲁迅先生吗？我知道您。我还知道您刚从广东回到上海，不过从没见过，失礼失礼。’我和先生的交往就是从这时开始的。”那是1927年。

接下来的十年间，鲁迅几乎每天都到内山书店去一趟，购书千册以上。每次都是在下午两三点钟光景。假如不去，不是有事，就是病了，内山先生一定要到鲁迅先生家里去看他。许广平曾回忆道：“因为居住的近便，鲁迅每每散步似的就走到魏盛里了。内山特辟出一片地方，设了茶座，为留客人偶叙之所。这设备为一般书店所没有，是很便于联络感情，交接朋友的。以后鲁迅乐于利用这一设备，几乎时常地去，从此每去必座谈。”直至1936年鲁迅先生病逝，与内山书店十年的书店缘止。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内山夫妇心里已经不把鲁迅当客人了，书店有的客人错把鲁迅先生当书店里的老板，鲁迅都会开心得哈哈大笑。不过，有时候要是碰上一些认得先生的学生来店里，发现鲁迅在的话，就会躲在角落里小声地边说着“鲁迅、鲁迅”，边时不时地看向先生在的位置，这时候鲁迅就会无奈地叹一声：“哎，又有人开始讨论我了，算了，回家吧。”说着抓起手边的帽子戴上，出门走了。

“老版（依日文），《泰山》上映了呢，好像非常有趣的样子，你不去看看吗？”“你知道这是什么吗？这是广东的水果，叫黄皮……”“哦，那是我母亲的媳妇，可不是我的媳妇呢。”“哎，孩子可真麻烦。”这是发生在书店中的对话。

这可真是我们在中学课本里没见过的鲁迅，生活中鲁迅，有趣的鲁迅。

崔永元说，“鲁迅先生病逝于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日记止于十月十八日，我相信，停下笔来，思想还行走了一天。”我相信，他还又去了一次内山书店。

现在，鲁迅先生不在了，内山书店也不在了。像内山这样“狡猾”的书店老板，像鲁迅这样可爱的书店顾客，多乎哉，不多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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