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刻书：四川蜀刻本领一代风骚
两宋时期，刻板印刷业迎来了黄金时代。开封、杭州、福建建阳相继成为印刷重镇，而四川始终居于全国的中心地位。五千多卷的《大藏经》、一千卷的《太平御览》、《册府元龟》和一千卷词章总集《文苑英华》，五百卷小说总集《太平广记》，是宋朝规模最宏大，影响极深远的巨着，四川就刻印了其中三部。
《太平御览》 宋太宗开卷有益
两宋时期，刻板印刷业迎来了一个黄金时代。北宋的京都开封、浙江的杭州、福建的建阳也相继成为刻板印刷的重镇，而四川始终居于全国的中心地位。家刻、坊刻、官刻遍布全川。家刻，一般多指读书人和藏书家以个人或家庭的名义参与的刻板印书；坊刻即书铺经营的刻板印书。官刻，即官府或官员操办的刻板印书。
宋初，成都承办了我国出版史上首次规模宏大的官刻出版工作。开宝四年（971年），宋太祖赵匡胤诏令四川雕刻《大藏经》，又称《开宝藏》，共5048卷，刻版13万块，历时十三年，至太平兴国八年（983年）竣工，运往开封印刷。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完整的佛经总集，此后历世所刊印《大藏经》多为宋蜀刻本的复版。宋朝中央政府还先后把蜀刻《大藏经》赠送给朝鲜、越南、日本等国，对亚洲雕版印刷和文化交流起有重要的作用。日本僧人奝（diao一声）然986年从中国带回《大藏经》以后，传到日本已两百多年的刻板印刷术，这时才真正流行起来。
四川有不少官员所主持的官刻同中央政府主持的官刻一样，规模宏大。晁公武在为南宋四川转运使井度的《会解楞严经》作序时说：井度特别喜好搜罗古今图书，常以一半薪水用于收集书籍。“时巴蜀独不被兵，人闻多异本，”井度只要听说后，“必得而后已。历二十余年，所得甚丰。”井度主持校刻了《宋书》《魏书》《梁书》《南齐书》《北齐书》《周书》和《陈书》。即历史上着名的《南北朝七史》，因在四川眉山刻印，又称《眉山七史》。靖康之变后，宋政府官藏的书板、图籍全被金人掠去。1143年，南宋政府在杭州重建国子监，诏令各地方政府收集经、史、子、集，以及书板。井度将《眉山七史》版片移送到南宋都城杭州，由国子监主持再版，世称“南宋监本”。井度还把所有的藏书赠给晁公武。晁公武得以撰写《郡斋读书志》这部我国现存最早的宋代私刻书目。
四川官刻对后世产生过深远影响的，还有成都府路转运判官兼提举学事蒲叔献，在庆元五年（1199年）刻印百科知识全书《太平御览》。这部在太平兴国二年（977年）下诏开修，到太平兴国八年（983年）完成的1000卷大书，宋人王辟之《渑水燕谈录》说：《太平御览》成书后，宋太宗赵光义爱不释手，曾说：“此书千卷，朕欲一年读遍”，因而命人日进三卷，备“乙夜之览”。如“因事有缺，暇日追补之。”爱学习的宋太宗赵光义感叹道：“开卷有益，朕不以为劳也”。成语“开卷有益”由此而来。这次蒲叔献重新刻印的《太平御览》，质量上乘，被历代学者视为宋刻精品。
东坡诗文 各路书商争相刻印
四川的家刻有不少名人在我国出版史上名声显赫。成都人彭乘县就是北宋有名的藏书家、刻书家，有“蜀中所传书多出于乘”之说。还有毋昭裔的子孙、成都辛氏、临邛韩醇、李叔仅、蒲江魏了翁也都是着名的刻书家。魏了翁是南宋思想界的领军人物之一，在家乡蒲江任官时，筑鹤山书院，开门授徒，刻书教学，培养了不少治国人才。毋昭裔的孙子毋克勤不为己利，将所刻《文选》《初学记》《白氏六帖》献给宋王朝，以丰富宋政府的书库。
北宋神宗元丰元年（1068年），成都吕大防出于对家乡的热爱，刻印了我国“历史地理文化”的开山之作《华阳国志》。南宋时，着名史学家李焘之子李坖（ji 四声）在临邛根据吕本再次校刻了《华阳国志》。后来，明清时诸多名流所刻的《华阳国志》均源自李坖刻本。
四川的“广都（成都）费氏进修堂”、“裴宅”、“西蜀崔氏书舍”等坊刻也是声名远播，极具影响力。坊刻一般带有盈利目的，因而，其效率也很高。朱弁《曲洧（wei 三声）旧闻》说：“东坡诗文，落笔辄为人传诵……士大夫不能诵坡诗者，便自觉气索，人或谓之不韵”，聚会时很没面子。当苏轼、欧阳修这些文化明星每出一篇作品，各路书商抢着刻印，“不日传于都下，纸为之贵”。四川的坊刻，不仅刻印极为赚钱的民间读物，也热衷刻印经、史、子、集。南宋中叶，眉山的坊刻协调一致，在短时间内就刻印了政治历史类的汇编《册府元龟》1000卷。
五千多卷的《大藏经》、一千卷的《太平御览》、一千卷的《册府元龟》和一千卷词章总集《文苑英华》，五百卷小说总集《太平广记》，是宋朝规模最宏大，影响极深远的巨着，四川就刻印了其中三部，对宋朝的文化盛世贡献最大。
四川刻本 繁荣两宋文化科技
宋政府倡导“以文治国”，造就了图书出版的繁荣。一般情况下，图书出版内容也不受任何管制。甚至有刻印诗词只为泄私愤。周密《癸辛杂识》别集记载：诗人方回因二婢女被豪客挟去，气不过，遂作二诗，将其刻印后，贴在大街小巷，以鸣心中不平。还有一些官员将公文刻印出售，赚取外快。王明清《玉照新志》记载：宋英宗（1064－1066年在位）时，有官员将讼案文书刻板印售。
各种杂记、墓表也有市场。文莹《湘山野录》记载：欧阳修撰写“石介（曼卿）墓表”，请四川诗人苏舜钦抄写，邵餗（su 四声）刻板刊印，诗僧秘演以每篇五百钱价格出售。欧阳修责怪秘演说：“吾之文，反与庸人半千鬻（yu 四声，即”卖“之意）之，何无识之甚！”。欧阳修嫌秘演价格卖得太低了。好在秘演善于搞笑，逗得欧阳修一乐，此事才不了了之。
一些落魄书生、失宠官员也以刻书糊口。魏泰《东轩笔录》记载：官场失意的穆修，晚年得柳宗元集，募工刻板，印了几百份，拿到京城书店出售。
在四川，无论是家刻，还是坊刻大多热衷刻印唐宋文人的专集，不仅种类多，而且很有系统。《骆宾王》《李太白》《王摩诘》《孟浩然》《李长吉》《郑守愚》《孟东野》《元微之》……唐宋的文化名流被“一网打尽”，传至今日的各类复刻本也多达六十多种。可以说成都为保存、传承代表中国文化的唐宋诗词立下了汗马功劳。
四川刻本印书业的繁荣，直接推动西蜀文化科学在宋代达到全新的高度。文学、艺术、经史、医学各领域，精英辈出。以苏轼为代表主张自由议论的蜀学、以参加编修《资治通鉴》的范祖禹和《续资治通鉴长篇》作者李焘为代表的史论家、以编着《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的唐慎微和撰写《海药本草》的李珣为代表的医药学家，各领一代风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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