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之治与《贞观政要》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历史一俟出现繁兴昌隆、国泰民阜的太平盛世，自然就会出现摹写和状绘太平盛世的书籍典章，此种情况在中外历史上屡见不鲜，其中我国唐代“贞观之治”与《贞观政要》便是很有说服力的一例。
公元627年至649年这23年期间，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历程中非常辉煌极为璀璨的年代，这就是被宋代以后政治家和史学家所高度褒扬的“贞观之治”时期。“贞观”，是唐太宗李世民所用的年号，“贞观之治”是后世史家们对唐太宗在位时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所取得的卓异成就及当时社会风貌的总体称誉。
关于“贞观之治”，史家们多有激赏和评骘，而以宋代史家褒誉尤甚。《新唐书》的总编撰宋祁、欧阳修等人啧啧称赞道：“盛哉，太宗之烈也！其除隋之乱，比迹汤、武；致治之美，庶几成、康。自古功德兼隆，由汉以来未之有也”。五代史家刘昫、赵莹等人也不吝赞美之词：“贞观之风，至今歌咏！”（《旧唐书·太宗纪》）已故著名美籍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曾经说过：只有把历史拉开一段距离后，才能对其看得更加清楚。如果把刘昫、赵莹等人所说的“贞观之风”的“风”理解为唐太宗在位期间的政治作风、人文风尚和社会风貌的话，那么，后人对这段历史进行细致梳理、深入总结和客观评论，无疑是要比对声名显赫的李世民本人进行解读评价更有价值和意义。近现代以来一直到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外出版了近十本有关李世民的传记，然多为普及读物，八十年代至今有袁英光、王界云所著的《唐太宗传》，赵克尧、许道勋的同名著和胡如雷的《李世民传》，这三部书均属学术专著，各有侧重，各有其长。但在漫长历史时段内，全面而深入地审视书写“贞观之治”的书籍，寥若晨星，不知为史诸公，究竟基于何种考虑。
第一部探究阐述“贞观之治”的史书是在“贞观之治”结束后的八九十年，即唐玄宗开元晚期，由被时人称为董狐式的史家吴兢写出了《贞观政要》一书。这本卷帙虽小内涵却深的《贞观政要》，采用了一种特殊体裁和表达方法，即按若干专题写就编撰。全书共10卷40篇，每篇均为一个专题。其篇目及编次如下：君道、政体；任贤、求谏、纳谏；君臣鉴戒、教戒太子诸王、规谏太子；仁义、忠义、孝友、公平、诚信；俭约、谦让、仁恻、慎鄙、慎所好、慎言语、杜谗邪、悔过、奢纵、贪鄙；崇儒、文史、礼乐；务农、刑法、赦令、贡赋、辩兴亡；征伐、安边；行幸、畋猎、灾祥、慎终。从内容上看，每卷分别有一个主题，即为君之道、求贤纳谏、君臣关系、教戒太子、道德规范、正身修德、文化政策、刑法贡赋、征伐安边、善始慎终。用作者吴兢的话来说，《贞观政要》的主要内容是“人伦之纪备矣，军国之政存焉”。作者认为：“太宗时政化，良足可观，振古而来，未之有也。”吴兢写此书的出发点，就是期望唐玄宗李隆基“择善而行，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行之而有恒之，思之而不倦”，进而达到“贞观巍巍之化可得而致”的目的。《贞观政要》和《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等有关贞观政事的史籍典册相比，较为详备精细，成为研究唐朝初期政治嬗变和李世民、魏征等人政治思想的重要资料。特别是书中所提出的“君依于国，国依于民”的民本思想，务实求治、与民休息、重视农业、发展生产的施政方针，“爱之如一”、公允持平的民族政策，用人举贤与能的科学主张，广开言路的开明施政，尊儒重教的文化政策，仁德先行、省刑慎罚的统治策略，以及俭约慎行、善始慎终的道德要求，等等，使其在某种程度上成为那个时代中国治理国家的战略和策略、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典。
一部言简意赅的《贞观政要》当然不可能详尽地反映“贞观之治”的整体面貌，但其客观上的确将开启中国传统农业社会鼎盛时期的“贞观之治”的历史影响，疏导植入后世统治者和大大小小官吏头脑之中。特别是作者吴兢以“为君之道”开篇，以“慎终”终卷，中间略述各项政策及其实施，贯穿着唐太宗与魏征、房玄龄、杜如晦等大臣的问对、辩论，对后世也极富有启发性。因此，《贞观政要》一书特别受到其后诸多封建统治者的青睐与重视。唐宣宗作为晚唐时期一位很有作为的皇帝，史家对他评价较高，说宣宗统治时期，“刑政不滥，贤能效用，百揆四岳，穆若清风，十余年间，颂声载路。”（《旧唐书·宣宗纪》）这虽不免有溢美夸耀之词，但也的确反映出这一时期唐代政治面貌的基本状况。也正是这位唐宣宗“书《贞观政要》于屏风，每正色拱手而读之”，他把《贞观政要》作为平素最重要的修政笃政的必读书加以对待，换言之，《贞观政要》通过唐宣宗对当时天下官员仕子们产生了较大影响。宋、辽、金、元四朝最高统治者，也都非常重视《贞观政要》一书，后三朝还把它译成了本民族文字并昭告皇室成员和满朝文武官员们认真研读。辽兴宗时，下诏将其翻译汉文书籍。史臣萧韩家奴“欲帝知古今成败”，率先翻译出《贞观政要》和《通历》《五代史》等史书。金世宗大定四年，“诏以女直（真）字译书籍”，第二年由精通汉文的徒单子湿将《贞观政要》译成女真版本。据史料记载，金熙宗曾与大臣韩昉对《贞观政要》进行专门讨论，熙宗说道：“其书虽简，足以为法。”随后他们又对唐玄宗进行了各抒己见的评价，熙宗问道：“太宗固一代贤君，明皇如何？”韩昉回答：“明皇所谓有始而无终者，苟能慎终如始，则贞观之风不难追矣。”熙宗对韩昉的回答给予了肯定（《金史·熙宗本纪》）。金熙宗君臣们的讨论，最终还是聚焦到“贞观之风”上。如此看来，吴兢把“慎终”作为《贞观政要》的终篇，确是深莫大焉。元仁宗时，大臣察罕“尝译”《贞观政要》以献，帝大悦，诏缮写遍赐左右。（《元史》卷137《察罕传》）元仁宗不仅自己高度重视，还要求身边大臣都须阅读《贞观政要》，旨在追寻臻于“贞观之治”之境界。
当然，无论是唐宣宗、辽兴宗、金熙宗，还是金世宗、元仁宗等，都没有缔造出类似唐太宗“贞观之治”的盛世隆局，后人也没有理由更无必要苛求他们取得如此成就，因为“贞观之治”是综合因素的结果。这里有一点是贯穿其间的，即他们都曾经试图以《贞观政要》所反映的“贞观之治”为镜鉴和楷模，以开辟一个良好的政治局面和社会风貌。《贞观政要》能在多大程度上给他们以启发和帮助，他们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自己的目标，自然各不相同。即便如此，贞观之治与《贞观政要》这一历史事实提醒和告诫我们，好书对于天下对于后人，的确具有不同寻常的作用与功效，尤其是那些具有警示价值的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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