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厚堂藏书楼的守护人

生前，她只是一位普通的乡下慈祥老太太；死后，噩耗牵动了散居于祖国四面八方的曾国藩后裔的心，他们在老人的灵堂奉上了深情款款的祭文，挂上了精心撰写的挽联。挽联曰：

女承父志守兰台，数十载殚精竭虑，视书楼若命、曾府如家，长教后嗣铭高德；

寿尽天年骑鹤驾，七八月惨日愁云，看荷叶垂头、素花失色，不忍先生赴远行。

这位“视书楼若命、曾府如家”的老人就是王席珍。自民国初年至共和国成立，她与父亲王子陵守护富厚堂藏书楼近四十年，见证了“毅勇侯第”最为纷繁复杂的急剧变迁，留下了一段不同寻常的经历。

女承父志守书楼

富厚堂南侧藏书楼

如果说曾国藩故居富厚堂是湖湘文化的皇冠，那么它的四座藏书楼便是皇冠上的明珠。宅南的藏书楼为“公记”“朴记”。“公记”收藏的是曾国藩毕生所写的奏章、书信、诗文、日记和他珍爱的书籍10万卷，藏书种类主要有经、史、子、集和各个省、县之方志，地方志的收藏是曾国藩藏书的一个重要特色。“朴记”收藏的是曾纪泽的文档和书籍，内容主要包括经、史、子、集和西洋文化书籍，曾纪泽在出使英、法时采购了大量的西方国家政治、教育、医学、农学等外文书籍。宅北藏书楼为“芳记”收藏的是曾纪鸿、郭筠夫妇的天文历算、星卜医相及章回小说等，曾纪鸿是近代著名数学家，所以数学著作是其藏书一大特色。其四为思云馆，它是富厚堂围墙内唯一一栋独立的房子，咸丰七年（1857）曾国藩在家丁艰期间亲自营建，初为曾氏家庙，左为曾氏精藏图书的地方，即“三经三史三子三集三实之室”。抗战期间，艺芳女校从长沙转运回来的图书即藏于此。

藏书楼远景

书楼建成以后，曾国藩信告儿子纪泽说：“家中书籍，亦须请一人专为管理，否则伤湿、伤虫。或在省城书贾中找之。”私家藏书，找书贾中专业人员管理，可见其对管理要求之高。曾府于是礼聘专人严格管理，彭芳六、贺老头先后成为藏书楼管理员，他们管书甚严。民国初年，贺老头告老回家，推荐为富厚堂做衣服的裁缝师傅王子陵接任。

王子陵为人忠诚老实，看护书楼十分尽力。一次，因曾宝荪七叔（即曾广钟）因笃信耶稣烧了些所谓异端的书册及章回小说，王子陵难以阻止，急得几日几夜寝食不安，他苦苦哀求，方救出一部分。1916年，郭太夫人去世，曾府家人陆续外出，人去楼空，其后20余年无一主人在家。整个富厚堂就是王子陵一家四口和一门房住在里面，书楼全靠他们维持。若干年后，曾宝荪在台湾回忆乡居岁月时说：

一九一六年后，祖母仙逝，后来家中陆续搬出老家，差不多二十年并无一个主人在家，上房地下都长出了很多笋子和小树，房屋荒芜成这样，但是王子陵的书楼照拂得仍是一尘不染，毫不懈怠一点。七七事变后，第二年四弟昭杭回家后，开始整修房屋，清除杂草，搬进居住。我们人未回来时，觊觎富厚堂书籍的人实不少，尝借词窥视接近，但都被王子陵婉言拒绝，使觊觎者知难而退；或请地方绅士排解，得免于书册散失。比起忠襄公家中藏书，散失得未剩一本，这真是有天渊之别了。我们于一九四二年由香港回家乡——富厚堂时，书楼藏书，仍然是富厚堂的精神中心，书楼一尘不染，书籍琳琅满架，类别、目录分明，这是王子陵之功。

藏书楼

在曾府家人全部外出、无人监管他的情况下，王子陵仍然兢兢业业，“看护书楼，亦如自己生命”。1918年起，因想借阅富厚堂藏书或是以借阅为名打藏书主意的人实在不少，他专门设立了图书借阅登记簿。今检湖南图书馆所藏“民国七年图书借阅登记簿”，我们可以看到他登记的“明德中学师生”等单位和个人借书的记录，一笔一划，非常认真。王子陵为富厚堂藏书的管理所付出的辛勤劳动，曾宝荪高度肯定：

王子陵先生二十余年来管理我家的书册，丝毫不苟。他并不是不知道书可以卖钱，但他不肯做这种不诚、不忠的事，真是个任劳任怨负责尽职的好人。

藏书楼

后来，王子陵因老迈年高，体力不支，有意将书楼管理的方法传授给二女王席珍。1931年，王席珍经曾府同意协助父亲管理书楼，女承父业，成为书楼第四代管理员，从此与曾府及书楼结下了不解之缘。

爱书如命付青春

王席珍十三岁开始协助父亲料理书楼，王子陵对女儿费尽心血培养，他隔三差五到书楼看看，指点迷津。1942年，王子陵见女儿已能胜任，方放手让她正式接管书楼。他叮嘱女儿：“书籍、文书是无价之宝,要象爱护生命一样加以爱护”。父亲的叮嘱让王席珍更加一丝不苟，每天一大清早，她就来到藏书楼，在五花八门、密密匝匝数十万卷的文书档案和书籍中，打扫灰尘，修补书籍，补抄书目，定期晒书、除虫等，数十年如一日，从不间断。王席珍当时看管书楼每月报酬是一石谷（计150斤）和一块光洋。抗战时期，曾宝荪回富厚堂，见书楼窗明几净，藏书完整，乃每月加谷一石。曾宝荪在家期间，她再度执鞭教育侄辈学习英文，让王席珍也参加学习三年，进步很快，能做到按英文字母摆书，按名寻书，查找英文资料。

曾府藏书楼的管理十分严谨，视藏书楼为机要重地，未经允许，均不得擅上藏书楼。曾宝荪、曾约农在家时，他（她）们要看的书都由王席珍按其开列的书目找书、取书。现居北京的曾宪源深情回忆：“父亲（即曾昭权，湖南大学电机系主任、教授——引者注）每年寒暑假都要回富厚堂，上书楼看书、读书、抄书。”1944年春，广西通志馆吕集义等征得曾约农同意借阅《李秀成自述》亲笔件，曾约农安排兄弟与王席珍轮番陪护抄写拍照。后来，曾昭棉先生回忆此事：“那次我在藏书楼陪抄了两天。”

1942年，曾宝荪、曾约农等因香港沦陷，辗转回乡避难。为逃日寇祸乱，带回了艺芳女校的图书约十多架藏于思云馆，书籍大多是辞海、辞源等词典及英语书籍，王席珍整理抄写了思云馆藏书书目。1988年9月，时任双峰县图书馆馆长的胡卫平先生采访王席珍时，她说：

公记书楼的书目是原来的。朴记、芳记和思云馆曾由我补抄过。公记、朴记、芳记等书目都统一放在公记书楼。思云馆的书目放在思云馆内。书目厚度为一尺五左右。

1950年11月，曾府藏书楼被政府接管，湖南省文管会负责人陈浴新及保管组长陈粹从双峰县城步行70余里，组织人员对藏书楼的书籍资料进行了初步清理，从中挑选了他们认为最为重要的200余担，分四船装载运往省城长沙，封书时叫王席珍去看了一下。在乡下，一个女孩子很早就该谈婚论嫁了，但王席珍默默地守护着曾府书楼二十个春秋，任青春的岁月无声地流走。她还因为有一段在曾府工作的“罪过”，一直到40岁都未提婚事，以至终身未育。许多年以后，王席珍老人不仅没有后悔当富厚堂藏书楼的管理员，她依然为当年书楼的书籍有所散失而心疼不已：

一九五〇年冬，有陈器衡等人前来富厚堂封书，封书时叫我去看了一下，以后我就再也没有去过书楼。但我以后在富厚堂的地下、角落到处都看到有书，可能失散了不少。

相濡以沫度晚年

1958年，对王席珍来说特别不寻常。因父母只有三个女儿，王席珍立志终生不嫁也要做服侍二老的孝顺女儿，这一年，为富厚堂管理藏书近二十年的父亲王子陵离开了人世。因为有一段在曾府工作的“罪过”，离开富厚堂藏书楼已经多年的王席珍一直未提婚事，以至后来终身未育。这一年，四十岁的王席珍也终于成家了，她与丧偶的湘潭某军工企业采购员黄凤仙结为连理。这个好不容易建立的家，就安在富厚堂北侧的东山别墅两间平房里。尽管有条件随丈夫去过城市生活，但由于对富厚堂藏书楼、对曾府有一种挥之难去的情感，她依然愿意悄悄的守护于此，终老于此，甚至长眠于此。

丈夫黄凤仙长年累月奔波在外，王席珍则凭着自己的聪明和在曾府中学到的知识,她成为当地的才女，曾担任过大队会计等职。丈夫老家一位兄弟夫妻俩先后因病去世，留下了一个孤苦伶仃的孩子，她立马接了过来，把她当亲生女儿抚养，加上丈夫和前妻留下的儿子，她一个人忙里忙外，撑持家庭，抚养两个孩子成才。

2010年1月8日，曾国藩第六代孙、北京市海淀区某小学校长曾樾先生

回乡时看望王席珍老人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富厚堂旅游开发与文物保护升温。1995年，成功召开了“全国首届曾国藩学术研讨会”，富厚堂的保护修缮首先从宅南藏书楼的修复开始正式启动；1996年元月，湖南省人民政府将富厚堂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6月10日，国务院公布富厚堂为全国第六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富厚堂和它的藏书楼终于取得了应有的文物保护地位；2006年11月30日至12月2日，2006’双峰国际曾国藩学术研讨会暨中国首届曾国藩文化旅游节胜利召开，国内外700多名代表和100多家新闻媒体齐聚富厚堂。富厚堂深厚的文化底蕴吸引了八方来客，每天游人如织。年已八十高龄的王席珍与丈夫身体尚健爽，老俩口琴瑟和谐，相依为命。作为富厚堂最直接的见证人，经常有记者前来采访老人，了解她所经历的那段历史，当记者用英语打招呼，老人随口就用准确的英语回答。偶尔，曾府后人也会回来看看富厚堂，祭扫先人陵墓，这个时候老人最是高兴，她热情款待远道而来的客人，然后打开话匣子，回忆往事，思念故人。王席珍也经常偕老伴，走进与自己相伴80余载的侯府院内，看看熟悉的书楼，感受岁月沧桑。

2006年春，相濡以沫的老伴去世了，这对王席珍的打击很大，加上年老体衰，她自后就行动不便，常年病卧在床，出则以轮椅代步，入则需专人服侍。曾府藏书未因战事动乱而流失，未因风雨霉虫而损毁，未因主人不在而散失，未因管理不善而质变，使曾府资料保存完整，利用书楼中丰富的曾氏家藏史料编成的《曾国藩全集》被美国报纸给予极高的评价：“其重要性完全可以和中国发射一枚新的导弹或卫星相比拟”，这里面浸透了王席珍父女等四代书楼管理员无数的心血与汗水。为感谢王席珍所作出的特殊贡献，双峰县委主要领导批示要求，曾国藩故里管理处按月支付特殊补助给王席珍，助老人安享晚年。

2010年8月10日上午七时，王席珍老人逝世，享年93岁。

来源：双峰网

如需参与古籍相关交流，请回复【善本古籍】公众号消息：群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