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祖文：乐府诗研究的困惑与突破

原标题：罗祖文：乐府诗研究的困惑与突破——王辉斌教授访谈录

罗祖文博士后（以下简称“罗”）：乐府诗是中国古代诗歌的重要组成部分，宋人郭茂倩首次将北宋以前的乐府诗进行了搜集整理，并编成了百卷本的《乐府诗集》，使之蔚为大观。因此，学术界大都认为，研究郭茂倩的《乐府诗集》，实际上就是对北宋以前乐府诗的研究，您对《乐府诗集》有何评价？当前学术界对乐府诗的研究又处于一种怎样的状态？

王辉斌教授（以下简称“王”）：中国古代的乐府诗，就其发展的时间跨度来说，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即一为汉唐阶段（约1200年），一为唐后阶段（共951年），前者时期的乐府诗称为之“汉唐乐府诗”，后者时期的乐府诗则被称为“唐后乐府诗”。郭茂倩搜集整理并编成的《乐府诗集》，其中无论是古乐府（旧题乐府）抑或新乐府（新题乐府），即皆属于汉唐乐府诗的范畴。《乐府诗集》作为一部诗歌总集，或者说第一部乐府诗总集，它的问世，对于中国诗歌史抑或中国文学史而言，都称得上是一件大事。正因此，自民国以来许多从事汉唐乐府诗研究的研究者，都将其研究的视野投向了《乐府诗集》，且推出了一批令人瞩目的成果，其中如王易《乐府通论》、罗根泽《乐府文学史》、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王运熙《乐府诗述论》、杨生枝《乐府诗史》、孙尚勇《乐府文学文献研究》等，即皆为这方面的优秀之作。但是，郭茂倩的《乐府诗集》也是存在着很多问题的。因为时间关系，我这里只举两个例子，以窥一斑。其一是以音乐为分类标准的问题。大家都知道，郭茂倩在《乐府诗集》中以音乐为分类标准，将他所搜集到的5000多首乐府诗分为了12类，即“郊庙歌辞”、“燕射歌辞”、“相和歌辞”、“清商歌辞”、“近代曲辞”、“新乐府辞”等，但由于其赖以分类的“音乐”存在着不精、不明、不清、不实等诸多方面的弊端，而使其所分之类令后人多难以接受。而且，李唐时期乐府诗的音乐，诚如四库馆臣所言，在宋即已失传，至于唐以前的乐府诗的音乐，就更是早已失传了。这一事实的存在表明，生活于南宋初期的郭茂倩，是根本不可能见到或听到唐及其前的“乐府音节”的，则其所谓的“音乐”分类，就自然是难以符合乐府诗与音乐关系的历史真实了。所以，后人如吴莱、胡翰、左克明、冯班等人，即均对郭茂倩的“音乐”分类进行了严厉批评与斥责，有的则另起炉灶，重新编集。其二是对新题乐府的界定所存在的问题。对于什么是新题乐府（新乐府），中唐时期的元稹、白居易着眼于各自的艺术实践，在《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并序》、《乐府古题序》、《与元九书》、《新乐府并序》等文中，早已言之甚明，但郭茂倩却以“唐世之新歌”对其进行了重新定义，认为凡属“新歌”者，即可称之为新乐府，但对于什么是“新歌”，或者说“新歌”的本质特征是什么，其具体又何所指等，郭茂倩却并没有讲。这一例子足以表明，郭茂倩对于新题乐府的认识，与元稹、白居易二人着眼于艺术实践之所言，是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的。而事实上，郭茂倩对新乐府的认识，不仅与唐代的元稹、白居易存在着差异，并且与宋代的姚铉、李昉等人也是大相区别的，对此，我曾做过专门的考察。所有这些，都应是导致《全唐诗》中数以千计的新题乐府未被郭茂倩收入《乐府诗集》的原因所在。

而应引起注意的是，郭茂倩《乐府诗集》虽然存在着许多问题，有的甚至是十分严重，但时下凡以《乐府诗集》为对象进行汉唐乐府诗研究的研究者，却又几乎都是在对这部乐府诗总集唱赞歌，即研究者们的研究思路，大都是依附着千年前郭茂倩的思路而为的，而无一是在对其作“逆向思维式”的考察。即是说，时下的乐府诗研究者，不仅都是在围绕《乐府诗集》转圈子，而且都是在说《乐府诗集》“如何好如何好”之类的话，即使是辑佚与订补《乐府诗集》之逸诗者，也毫不例外。这种研究现象的存在，表明了时下的汉唐乐府诗研究者，在学术识见、学术视野等方面，是很难与元代的吴莱、胡翰、左克明等人相提并论的，这样看来，则其于《乐府诗集》的研究有欠深入与全面，也就自不待言。虽然，吴莱等人对《乐府诗集》的批评不无可议之处，但迄今为止，却没有任何研究者将其研究的视角投放在这方面，这是颇为令人遗憾的。其实，从多维立体的角度进行审视，对《乐府诗集》作一些实事求是的“负面”研究，乃是大有必要的，而且这种研究与那种“赞歌式”的研究相比，显然是要深刻得多与严谨得多的。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认识与弄清楚存在于《乐府诗集》中的种种弊端，才可于《乐府诗集》作出更加符合其历史真实的研究。所以，凡以《乐府诗集》为读本对象进行汉唐乐府诗研究者，首先所要做的工作，就应是从“反”的角度对《乐府诗集》进行多维透视，之后才可在此基础上将其作全方位的研究。而且，存在于《乐府诗集》中的这方面的研究对象，也是相当多的。比如，对《乐府诗集》中的“音乐”如何定性，如何检验；郭茂倩“音乐”分类的依据是什么，其赖以分类的“音乐”是否符合汉唐各个时期的历史真实；在“乐府音节”于唐已难考、于宋“已失其传“的文化背景下，郭茂倩又是如何进行“音乐”分类的，其“音乐”又是从何而来，可靠程度又是如何；《乐府诗集》中“近代曲辞”与“乐府新辞”之“杂题乐府”的区别是什么；“近代曲”之“曲”与“杂题”之“曲”的同异关系如何，其具体又表现在哪些方面；《乐府诗集》所收之乐府诗与《文苑英华》中的“乐府”为什么会存在着区别，其中的原因又何在；郭茂倩为什么对《全唐诗》中数以千计的新乐府视而不见，其新乐府观与元稹、白居易相比较又究竟存在着哪些实质性的区别，这些区别对于认识与辑录唐代新乐府又产生了哪些负面影响，等等。所有这些，都是为汉唐乐府诗研究者所首先要进行考虑的，但时下对于《乐府诗集》所作的种种的研究，却并无涉此者。

此外，从“乐府学”的角度言，加强对《乐府诗集》进行接受史、影响史方面的研究，也是甚有必要的。而且，立足于这一视角进行研究，也必将会成为今后研究《乐府诗集》或者说研究汉唐乐府诗的一种发展方向，因为着眼于接受史、影响史的角度研究古代文学，已成为了时下的一种趋势，且推出了一系列令学界瞩目的成果。所以，如果只是一味地对汉唐乐府诗作“原地踏步式”的研究，或者是仍然进行着“赞歌式”的研究，那么这种研究之所获，充其量也只能被目之为“翡翠兰苕”。而令人深感遗憾的是，时下的许多汉唐乐府诗研究者，出于其毕业论文之撰写与职称评聘等目的，都沾沾自喜于这种“翡翠兰苕”之中，并乐此而不疲。仅就这方面言，这不能不说是存在于汉唐乐府诗研究中的一种无奈与困惑。

罗：就您所介绍的情况看来，当前的乐府诗研究，或者说对汉唐乐府诗的研究，确实是存在着不少问题的，这是时下与今后的乐府诗研究者都应引起注意的。但文学发展史的实况告诉我们，唐以后的宋、辽、金、元、明、清六朝之乐府诗创作，也是蔚为壮观的，其发展的实况又究竟如何？唐后乐府诗与汉唐乐府诗相比又具有哪些区别？为便于把握与认识，请您对此也作一些介绍与例说。

王：从文学发展史与现存文献资料的双重角度考察，唐后乐府诗无疑是诗歌史上最为引人注目的一方重镇，因之，无论是着眼于创作概况、作品数量、思想内容以言，抑或立足于审美趣味、艺术精神、形式特点而论，唐后乐府诗都是较汉唐乐府诗更具风采与个性的。这具体表现在这样的几个方面：（一）这一时期乐府诗创作不仅如火如荼，蔚为壮观，而且还出现了如元好问、周紫芝、杨维桢、高启、李东阳、尤侗、洪亮吉等一大批乐府诗大家与名家。（二）据粗略统计，唐后乐府诗至少在10万首以上，这一数量为汉唐乐府诗（《乐府诗集》所收汉唐乐府诗5000余首）的20倍有余。（三），这一时期出现了数以百计的乐府诗专集与“乐府”卷，如杨维桢《铁崖古乐府》、李东阳《咏史乐府》、宋泽元编《四家咏史乐府》等，即皆为其例。（四）在唐后历代乐府诗创作高潮迭起的同时，还于元末掀起了一场以杨维桢、李孝光为代表的“古乐府运动”，其参与的诗人之众，规模之大，持续之久，均属史无前例。（五）较之汉唐乐府而言，唐后乐府诗在形式方面发生了诸多变化。在唐后乐府诗中，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这里就不一一论列了。为有助于对唐后乐府诗变化特点的了解，下面不妨也举两个例子来加以说明。

例子之一，是自创新题的“古乐府”。众所周知，“古乐府”即“旧题乐府”，其最初本是相对于中唐元稹、白居易等人的新题乐府而言的，即其所指，主要为汉魏六朝时期的乐府诗，或者以汉魏六朝乐府诗题进行创作的乐府诗，如《将进酒》、《君马黄》、《蜀道难》、《杨叛儿》等。 唐代诗人李白与李贺，之所以被后世诗论家公认为两位古乐府大家者，关键就在于二人所创作的乐府诗，几乎皆为《蜀道难》之类的古乐府。但唐后乐府诗中的“古乐府”，却与《蜀道难》等迥然有别，如杨桢《铁崖古乐府》中的《送客洞庭西》、《道人一亩宅》、《城东宴拟剑南体》、《蔡君俊五世家庆图诗》等，李孝光《五峰集》卷三“古乐府”中的《题睃上人所藏<兰惠图>》、《书<窈窕图>后》、《有车送韩从事行县》、《择木为娄所性作》、《云之阳送人之兄代之》等，即皆为其例。两相比较，可知杨维桢《铁崖古乐府》中的《道人一亩宅》等诗题，李孝光《五峰集》中的《题睃上人所藏<兰惠图>》等诗题，乃皆为汉魏六朝乐府诗之所无。杨维桢《铁崖古乐府》、李孝光《五峰集》中的这类“古乐府”，其诗题不仅都属于杨维桢、李孝光所自创，而且在形式上与一些传统的五古、七古诗题相比，也毫无区别。唐后乐府诗史上的这类“古乐府”，实际上就是对汉魏六朝古乐府的一种挑战，一种反叛，一种对于人们传统乐府观念的彻底性巅覆。其大量存在的事实表明，宋、辽、金、元、明、清时期的诗人对于“古乐府”的认识，已与唐代诗人的认识发生了截然不同的变化。正因此，唐后诗人之于这种“古乐府”的创作，还曾一度形成高潮，参与的诗人则数以百计，并推出了一批又一批的优秀之作。

例子之二，是唐后乐府诗的可歌性。乐府诗之所以被称为乐府诗，其中最关键的一个条件，就是因为它最初是出自乐府机构，而与音乐相关。在“乐府音节，唐人已不能考”、“自宋已失其传”的情况下，唐后乐府诗却仍有部分是可以“歌曲”的，而且其“歌曲”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如诗人自创新曲而歌，用俚曲配新乐府辞以唱，等等。若从诗例的角度言，则其例更多。如汪元量《杭州杂诗和林石田》其五：“老子猖狂甚，犹歌《梁父吟》。”《梁父吟》一作《梁甫吟》，为汉魏乐府旧题，汪元量为宋末元初人，其既“犹歌《梁父吟》”，表明作为古乐府的《梁父吟》，在宋末元初仍然是可配乐而歌的，而其所配之乐为汪元量自创也就毫无疑义，因为汪元量是南宋著名的宫廷音乐家与器乐演奏家。又如杨维桢有一首颇负盛名的《鸿门会》，其门人吴复在为杨维桢编《铁崖古乐府》时，特于此诗题下写了一条简短的评语：“先生酒酣时，常自歌是诗。”杨维桢不仅是元末明初之际的一位著名诗人，而且也是当时的一位著名音乐家，并曾于明洪武初年奉诏晋京整理有关音乐文献等，其“常自歌是诗”者，表明《鸿门会》所配之乐，亦为杨维桢所自创。类似的例子很多，由于时间关系，这里就不一一例举了。而从所举的这两首诗例可知，唐后乐府诗虽然有部分是可以“歌曲”的，但其与汉唐乐府诗之“歌曲”相比，却是具有明显的不相同的，即这两首诗可“歌曲”之“曲”，皆为其作者所自创，而汉唐乐府诗所“歌曲”之“曲”，主要为当时的乐府机构所配制。

以上所举的这两个例子，旨在说明，对唐后乐府诗进行研究者，是切不可套用研究汉唐乐府诗的理论、方法与经验的，因为二者之间存在着许多明显甚至是本质上的不同。但长期以来，习惯于终年围绕着《乐府诗集》转圈子的许多汉唐乐府诗研究者，不仅不知道唐后乐府中之“古乐府”与汉唐乐府诗中之“古乐府”的这种区别，而且也不知唐后乐府诗为何物，甚至有人认为唐后没有乐府诗，等等。这是存在于当代学术史上的一种极为可悲的研究现象。导致这种可悲现象产生的原因，要而言之，其主要者有二：一是与研究者不读书或少读书大相关联，一是与研究者极度窄狭的研究视角关系密切。这两个原因的存在，对于唐后乐府诗的研究而言，显然是极为不利的，而且也与唐后乐府诗为诗歌史上一方重镇的实况迥不相及。因此，用全新的学术眼光去审视唐后乐府诗，注重并加强对唐后乐府诗各方面的研究，也就势在必行。

罗：黄山书社新近出版的《唐后乐府诗史》一书，学术界评价甚高，如有的称之为唐后乐府诗研究的“拓荒”之作，有的认为具有“填补空白的学术价值”，有的认为是对当前乐府诗研究模式的一种突破，等等。请问您是如何想到要着眼于史的角度对唐后乐府进行研究的？《唐后乐府诗史》在具体研究与撰写中遇到了哪些困难，您又是如何解决的？

王：我对唐后乐府诗的研究，始于2008年的春天。此前，我曾以论文的形式，对汉唐乐府诗进行了以诗人为主体对象的个案性研究，并在《贵州文史丛刊》、《山西大学学报》、《乐府学》等刊物上，发表了《莫愁本事说略》、《三曹雅好乐府诗的原因与情结述论》、《鲍照乐府诗的新变与贡献》、《论王维的乐府诗》、《论杜甫“三吏”“三别”的诗体属性——兼及唐代新乐府中的有关问题》等文。这些文章所涉及的研究对象，虽然与唐后乐府诗没有直接的联系，但却加深了我对乐府诗特别是新题乐府的认识。而新题乐府，在唐后乐府诗中又是百倍于旧题乐府的，如果从这一意义上讲，我对汉唐乐府诗所做的这些个案性研究，对于唐后乐府诗的研究来说，还是多少有点关系的。

2008年3月上旬，我正式将研究的对象选定为唐后乐府诗，且计划在三年内全力以赴。当时的情况是：我正在撰写《宋金元诗通论》一书，因其中设有专门的《乐府论》一章，而使得我有机会对宋、金、元三个朝代的乐府诗首次进行了接触。通过对《全宋诗》、《全金诗》、《元诗选》三部总集的通读，不仅使我对宋、金、元三朝的乐府诗有所了解与认识，而且也激发了我对辽、明、清三朝乐府诗的兴趣，因而便决定将宋、辽、金、元、明、清六朝950年的乐府诗，索性作为一个文学流程进行通盘考虑，并计划以《唐后乐府史论》为题，对其进行重点研究。但在写作的过程中，感觉到以“史”贯穿唐后六朝950年的乐府诗之全部，较之“论”是更具系统性的，因而即将其改名为《唐后乐府诗史》。于是，也就使得长期以来的乐府诗研究，只重“汉唐”而不重“唐后”的“有头无尾”之尴尬局面，得以彻底扭转并且宣告结束。《唐后乐府诗史》共由七章组成，41万字，除第一章为“综论”外，其馀各章均以朝代为次序，分别对宋、辽、金、元、明、清六朝的乐府诗首次进行了史的观照。其中，在具体安排上，辽、金为一章，元代为两章，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地处北国的辽、金二朝的乐府诗创作，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其在诗人数量、诗作数量等方面，却都是难以与宋、元、明、清相比的；而元代的乐府诗创作，由于是唐后乐府史上最具辉煌成就的一个时期，因而以两章的篇幅对其进行了论述。所以从总体上讲，我认为这样的安排，还是比较符合唐后乐府诗的创作实况的。

与对汉唐乐府诗的研究相比，唐后乐府诗研究的最大难点，在于前者有《乐府诗集》为参照系，而后者则没有。一般来说，对汉唐乐府诗进行研究者，研究者只要有一部《乐府诗集》在手，再辅以其它相关材料，即可进行任意性的研究，而研究唐后乐府诗却没有这么方便，因为迄今为止，还没有一部类似于《乐府诗集》这样的总集问世。因此，着眼于史的角度对唐后乐府诗进行研究，首先所要做的工作，就是终日与《全宋诗》等总集、《杨维桢诗集》等别集打交道。而光读这些总集与别集也还是不够的，即还要读大量的与此相关的其它书籍，如《宋史》、《金史》等六朝正史，以及一些野史、笔记、诗话类著作等。为了说明问题，这里举一个例子。在《唐后乐府诗史》之末，我以惯例的形式附录了一份《本书主要引用参考书目》，共开列了212部书之名，而全书所引用（以各页的脚下注为准）与论列（以书中正文所述及者为准）的书籍，实际上有400部左右。仅此，即可窥知我对唐后乐府诗研究的投入之一斑。因为只有这样，才可能对950年的唐后六朝乐府诗之发展史况，有一个较为全面的了解与把握。而这种投入性的工作，正是时下的许多乐府诗研究者所不愿意做的，正因此，“原地踏步式”的《乐府诗集》研究，也就成为了这些研究者的一种“热门”。

罗：作为乐府诗研究史上的第一部以唐后乐府诗为研究对象的学术专著，《唐后乐府诗史》的出版，无疑会为时下乐府诗研究的无奈与困惑带来希望，那么，我想问您的是，您对《唐后乐府诗史》的自我评价如何？你今后对唐后乐府诗的研究还有些什么打算？

王：对《唐后乐府诗史》的具体评价，应该是雅好乐府诗的读者与在这方面有所造诣的学者，而不是作为该书作者的我。不过有一点令我深感欣慰的是，《唐后乐府诗史》在尚末出版之前，其中部分章节的内容，我曾以论文的形式，分别将其发表于《民族文学研究》、《中华文化论坛》、《天府新论》、《宁夏大学学报》等CSSCl刊物与中文核心刊物，有的发表之后，还曾为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等全文转载或转摘。这些刊物的发表与转载，既是对《唐后乐府诗史》学术质量的一种充分认同与肯定，又是对我研究唐后乐府史所有付出的一份最好回报。所以从这一角度言，《唐后乐府诗史》应该说是一部掷地有声的著作的。至于今后是否继续对唐后乐府诗进行研究，或者将进行怎样的研究，我在《唐后乐府诗史》的《后记》中对此已曾言及，即针对存在于唐后乐府诗中的有关问题，而在《唐后乐府诗史》涉及无多而又有待作进一步之探讨者，计划将其作为重点对象进行专题研究，并撰写一部具有横向特点的《唐后乐府诗论》，以与《唐后乐府诗史》的纵向研究相匹配。当然，唐后乐府诗作为乐府诗史上的两大乐府诗阶级之一，其中的许多空白点，是有待海内外学者共同去开发与研究的。因此，我极希望看到这一研究局面的尽快到来。对此，我将拭目以待。

（本文选自黄山书社2012年版《王辉斌学记》，第172—1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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