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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御藏宋版书 竟有明代仿冒品

2017-10-21 李爽 善本古籍

辽宁省图书馆现藏古籍珍品22卷本《漫塘刘先生文集》原为清宫“天禄琳琅”藏书,1914年,末代皇帝溥仪将此书赏赐给其弟溥杰携带出宫,后复携至长春伪满皇宫。日本投降后此书流落民间不知所踪,上世纪70年代初却悄然现身辽宁省文物店,随即被辽宁省图书馆购入,延续至今。

据辽宁省图书馆特藏部主任刘冰介绍,清乾隆御藏的《漫塘刘先生文集》在当时被认定是宋代的活字印本,后来辗转由辽宁省图收藏后,经辽宁省图老一辈古籍专家韩锡铎鉴定,最终被认定为明代的木活字印本,是宋版书的仿冒品。

刘冰表示,虽然省图收藏的《漫塘刘先生文集》系明代书贾利用木活字印刷伪造的宋版书,但并不表示其不具备文物价值与艺术价值,相反,这部书堪称古代造伪的“杰作”,作伪手段可谓登峰造极,就连清乾隆时期见多识广的内府文臣亦被其高超的作伪技巧所蒙蔽。

统观全书,其内容是据正德嘉靖初刻36卷本的《漫塘刘先生文集》删节而成,书中个别篇章有以残充全的现象。全书所避宋讳极严,书页又经染色做旧,粗看颇具宋版书气息,卷前再冠以伪造的宋人赵葵序,像极了真品,不仔细查验,委实难辨真伪。清乾隆《天禄琳琅书目后编》曾著录此书,误将此明木活字印本定为宋代刻本。此书现已成为古籍书贾作伪冒充宋版书最具代表性的例证。

就古籍而言,现代人借助高科技手段造假,早已不是什么稀罕事。然而,在科技并不发达的古代,那些足以瞒天过海的“赝品”古籍是如何产生的呢?对此,刘冰在接受北国网、辽沈晚报记者专访时表示,造假并非现代人的专利,古籍造假现象自古以来便一直存在。其实古籍造假并不容易,古籍文献由于其特殊的传统雕版印刷方式和纸张载体形式,造假是相对比较难的,对收藏者来说,即使买到“翻刻”、“后印本”,其价值仍然比一张仿品假画或古瓷器高得多,因为比起初刻、初印本,他们之间主要是年代早晚的差别,而不是真假的差别,有模仿得精细的,仍有一定价值。

传统的雕版印刷用的是水墨,墨色偏淡,而且印书用墨不如书法用墨好;再就是真正的古籍是人工刷印的,版上着墨不均匀,所以刷印出来的书墨色也不均匀。从纸张上来说,古代各时期的造纸技术也不一样,染过颜色的纸就更容易辨认了。古书因年久发黄,一般是边沿部分颜色深,内里颜色浅,并不是均匀的发黄发暗。做旧的染色纸,是里外都发黄发暗,所以相对容易鉴定。

现代造假手段也很难模仿高价古籍,现在的“茶叶水”、稻草水渍古籍极易鉴别。用传统的雕版技术和材料印刷,可以做得像,但成本太高,而且懂得雕版印刷的技术人员极少。

延伸阅读
古代书商这样造假:增删刻书牌、做旧、伪造虫蛀

刘冰介绍,从古至今,常见的古籍作伪手法就有十多种,如增删刻书牌记、撤去序跋等。

古书中的牌记是考证该书出版人、出版地和出版年代的重要依据,简单说就是今天书籍的“版权页”。书商为了牟利,就把刻书牌记进行增删,迷惑买家。这种作假手段从明代书商开始就一直存在。譬如,台湾馆藏的一部元代刊刻的《尚书辑录纂注》,原书有长方形牌记“至正甲午翠岩精舍新刊”两行。被人剜去“至正”两字,改为“庆元”。至正是元朝的年号,而庆元则是宋朝的年号,剜改牌记的目的是用元朝的刻本冒充宋朝的刻本。

还有一种作伪方法就是剜改、撤换序跋。剜改序跋中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或撤换序跋冒充古刻旧刻。由于明前期刻本保留了宋元时期福建刻本的某些风格,所以撤去明代前期的刻书序跋,冒充宋元版,较为常见。

再有就是染纸造蛀以充古刻旧刊。明高濂在《遵生八笺》中曾对染纸和伪造虫蛀痕迹以作伪有精细的描写,“近日作假宋版书者,神妙莫测。将新刻模宋版书,特抄微黄厚实竹纸,或用川中茧纸,或用糊扇方帘绵纸,或用孩儿白鹿纸,简卷用棰细细敲过,名之曰刮,又墨浸去臭味印成。或将新刻版中残缺一二要处,或湿霉二五张,破碎重补;或改刻开卷一二序文年号;或贴过今人注刻名氏留空,另刻小印,将宋人姓氏扣填两头。角处或妆茅损,用砂石磨去一角;或作一二缺痕,以灯火燎去纸毛,仍用草烟熏黄,俨状古人伤残旧迹。或置蛀米柜中,令虫蚀作透漏蛀孔;或以铁线烧红,锤书本子,委曲成眼,一二转折,种种与新不同。用红装衬绫锦套壳,入手重实,光腻可观,初非今书仿佛,以惑售者。”

另外,刘冰还介绍了版本杂拼,割改目录、卷数等作伪方式。即用几种不同版本杂拼成一部书,是书商出售残本的一种作伪手段。一般以一种较好的残本作为基础,残缺卷用其他版本或其他书拼配,再进行加工,掩饰杂拼的痕迹,以完整的原刻本的面貌出现。

揭秘
清宫珍籍因何散佚民间?

《漫塘刘先生文集》原藏清宫,钤有“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宝”、“乾隆御览之宝”、“天禄继鉴”、“天禄琳琅”藏书印全套。这样有价值的清宫“天禄”藏书究竟是如何散佚民间,最后又现身文物店的呢?

省图特藏部主任刘冰在接受北国网、辽沈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在长春伪满皇宫同德殿后身,有一座二层小楼,人称“小白楼”,建于1936年,是末代皇帝溥仪收藏书画和古籍善本的地方。据考证,长春伪满皇宫藏书总计两万多册,主要来源有清宫旧藏善本书约250种。

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伪满政权彻底垮台,这些珍本书籍遭到前所未有的洗劫。 1945年8月,溥仪乘火车逃离长春至临江大栗子沟时,并未来得及带走这些善本珍籍。 1946年1月,国民政府东北行辕经济委员会派人把这些善本珍籍装了100多箱,运到长春,等待机会运走。东北民主联军攻占长春后,这100多箱图书得以运到佳木斯,交给东北日报社保管。 1947年6月,东北行政委员会派东北行政委员会委员、文物保管委员会委员王修将这批图书运至哈尔滨,后转交东北图书馆(辽宁省图书馆前身)收藏。

这批书是经过国民党方面派人挑选13箱以后剩余的,由于挑书人并不懂书,仅凭书上钤盖的印迹,加上时间仓促,因而留下了很多有价值的善本及有代表性的珍籍。后来,东北民主联军和党政机关将剩余藏书的一部分移交有关部门管理,其余部分则因种种原因散佚民间,至于流散的途径、细节已无从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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