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嗜书如命，藏书成癖”的巴金为何赠书？

巴老晚年除了写作《随想录》，创建中国现代文学馆，还有一件被他看得同样重要的大事，就是把他七八十年来苦心孤诣、铢积寸累的财富，即多达三万多册图书、一万多册杂志，毫无保留地无偿地捐赠给公共图书馆。目的是为了使这些书刊得到最好的归宿，发挥最大的作用。他最早考虑的首选赠送对象就是国家图书馆（北京图书馆），选送的都是藏书（特别是外文）中最重要的部分，可谓精华善本。

1981年4月，巴老七十七岁那年，他与北图领导人商定将百分之八十的外文藏书在六年之内陆续捐献出去。6月，北图就派人来巴老家里整理打包。7月底，第一批六百多册外文书就被运走了。1982年4月，第二批两千多册外文书刊又再运送给了北图。然后，他又整理出三千多册外文图书，赠给了上海图书馆。从此，巴老除了继续给北图、上图赠书外，还先后给中国现代文学馆﹑黎明大学﹑东南大学附中、香港中文大学﹑成都慧园等，赠送了成百上千册各种书刊，真可谓一件大工程，延续了十多年之久。

1993年秋天，在杭州灵隐创作之家，巴老两次对我谈起，还有一些书刊没有完全整理出来处理好，好像一桩心事没有了结。我想他年纪这么大，已是九旬耄耋老人，又有病，因此建议他讲个原则意见，指定二三人来帮着处理这些书刊。否则靠他自己做，身体吃不消的。他听了没有说什么。其实我知道他的脾气，总想亲自来处理这些书刊。当年是一本一本精心挑选来的，有的还连带着一段段故事;如今像送嫁心爱的女儿一样，一一告别，颇有点恋恋之情。所以说到那套《托尔斯泰全集》，他就说:“暂时我还留着，有时还翻翻。”

记得1981年他开始这项赠书工程不久，我就对他说过类似的建议。他说:“中文书刊让小林﹑国糅她们帮着做没有问题，外文书还得自己来弄。因为涉及英﹑俄﹑法﹑意﹑德﹑世界语等好几种文字，还要识别其版本﹑内容，一般人还不能胜任此事。”但是，这可是几万册书刊，存放在家里各个角落，楼上楼下，书房会客室，甚至走廊、汽车间都成了书库；爬上爬下，搬来搬去，是很劳累辛苦的事情。外文书刊又都是沉甸甸的，像一块块砖头似的。虽说有人帮忙，但他自己也是不停地在做。 1982年11月，他在二楼书房里整理书籍时，摔了一跤，造成骨折，住进了医院。这几乎可以说是他晚年生病的开始，不知人们是否会想到竟与捐赠书刊直接有关。

那么，这些藏书到底有什么价值，值得巴老如此用心良苦，牵肠挂肚，当作晚年一件大事来做。直到现在，大概还没有人能将巴老的外文藏书作一全面系统的介绍和评估。我自己，和我看到的别的朋友写的文章中举例，也都不过是其中的一斑而已。

巴老收藏的中文书刊中固然有大量的现代文学珍品，但他更讲究收藏外文书刊，可以说是民间私人收藏外文书刊最多的藏书家之一。以前有一位林同济先生曾创设了一个私人外文藏书室，对外开放。而巴老最具特色的是无政府主义书刊收藏最多最完备，在远东大概堪称第一。有一次，我听到小林对巴老开玩笑说:“这是爸爸最得意的事情。”

无政府主义书籍中，巴老对克鲁泡特金的著作尤其悉心收集，仅克氏的《我的自传》，他就广为收集有俄﹑英﹑德﹑法﹑日﹑荷各语种各国家的版本。其中如1908年新版英国普及本，据说刚出版就被帝俄政府全部买去，以至市面上绝迹不见。巴老却在1935年日本旧书店里意外地发现了一本，买回来高兴得连呼为“宝贝”。还有克鲁泡特金在1879年瑞士日内瓦创办的《反抗者》半月刊，后来移至巴黎继续出版，先改名为《反抗》，后又改名为《新时代》，一直出版到1914年（一说到1921年）才停刊。这样一份前后长达三十年的整套杂志，是巴老在法国从一个私人手里转买过来的。三十年代初，日寇武装侵犯上海，炮火毁了巴老的住所。事后，巴老赶去收拾残物，这套杂志竟奇迹般地幸存无损。后来又历经“文革”多次抄家，竟也没有引起这些“革命左派”的注意，得以珍藏至今，捐赠给了北图。这大概可能是世上仅存的孤本了。在巴老捐赠的藏书中，这样的孤本远不止这一种。

外国文学书刊中精品也有许多，仅《托尔斯泰全集》（或选集）就有好几种，有1912年CATИH版豪华插图本10卷，1949年OroHёVk丛书版12卷，1959年版12卷，以及1956年苏联儿童文学出版社插图本《战争与和平》（内有著名版画家什马里诺夫插图五十余幅）等。关于《屠格涅夫全集》，有1949年莫斯科版12卷本，苏联科学院编印的28卷本，以及各种各样俄文单行本﹑英译本﹑法译本等。还有苏联国家文学出版局出版的《契诃夫全集》20卷本。1900年版豪华本果戈理的《死魂灵》（书上有编号“29”的印记），1893年版的《死魂灵百图》。意大利但丁的《神曲》则有1888年版的汇注本、1921年版的袖珍精装本、圣·彼得堡印的俄文旧版本，还有法文的、英文的译本。歌德逝世一百周年纪念版《浮士德》。席勒诞生一百周年纪念版《席勒诗集》。限定版的《一千零一夜》。

读者诸君，当你们看到仅仅这几个例子，大概就可以想象到这些书刊之珍贵和来之不易了。如果说，这大量藏书是巴老一生心血的积聚，也不算过分和夸张。巴老平日自奉甚俭，别无嗜好，除了看电影，听音乐，就是爱看书。当他还是一个十几岁的少年时，就是因为读了大量宣传新思想的书报，使他“睁开了眼睛，开始看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那时他觉得读书真是“天下第一乐事”。他博闻强记，读了许多书，也能背许多书，也学了好几种语言。有几种外语就是靠看书自学的。1981年，有一位意大利记者梅泽蒂采访他时，发现他竟能信口用意大利文背诵起但丁《神曲》中的第一歌，还收藏了许多《神曲》的珍贵版本，抄录了许多《神曲》的笔记，因此大为惊愕。这都说明巴老买书藏书都是为了爱读书，而不是像现在有些人买书只是装装门面而已。

于是，他从年轻时开始，就把日常生活必需之外，大量的钱都用在买书上。1927年至1928年间，他在法国留学，是个穷学生。最初他大哥并不赞成他去法国，就是因为家里筹划这笔费用相当吃力困难。到了法国，常常过着两个小面包加白开水就打发了一顿正餐的清贫生活。后来回国的路费，还是旅美华人刘钟时（也是一位无政府主义者，主编《平等》杂志）接济资助的。就是在这样贫困艰难的日子里，他把可能节省下来的每一文钱都去买了书。这是他买外文书最多的时期。巴黎塞纳河畔书店书摊林立，他每周总要去光顾两次，流连终日；归途中，两手总是满满的，他在此确实买到了许多好书。

1934年，他去日本旅行小住，其中目的之一，是因为听到从日本回来的朋友们说起，那里的西文书又多又便宜，因而使他心动。现在人们出国很多是想去淘金，大概想象不出来，那时竟有一个巴金出国是为了去淘旧书。后来，他果然收获颇丰。二三十年代以来，他一直定居在上海，有几处旧书店是他经常光顾的地方。时间长了，店主也都熟识他，有了好书，好的版本，有时会主动向他提供。五六十年代，他经常到北京开会，也总是要抽时间跑书店，大包小包地买回大量的书，有时太多了，就先邮寄一部分，随身再带一部分。有时买多了，把钱都花完了，就赶紧写信给夫人萧珊，请她赶快再寄一些钱来。

“文革”后期，身经“百斗”（批斗）的他刚刚被当作所谓“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以后，造反派只许他每月取用自己的存款百十来元钱作为生活费。这时家里绝大部分的藏书早被封存不许动用。他却又到处寻找可以买到的书。难得有一本好书，如《第三帝国兴亡》等这类书，还是内部发行的，他就设法托人去买。他的爱买书的癖好，即使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在不知不觉中又故态复萌。因为他太爱书了！

更有意思的是，他一方面这样嗜书如命，另一方面却又经常慷慨地赠书给亲友或读者。他有一个理论：书是给人看的，是传播知识、文化的，是精神食粮；有了好书，就是要让人分享。不论是巴老自己的著作，还是他收藏的别人的著作，他都喜欢送人。我因为职业的关系，接触和结识了不少前辈作家、学者，我也曾得到过他们和许多师友的赠书，但是巴老是其中最慷慨的。我发现，凡是去拜访他的人，常常有可能从他那里得到赠书。他的许多新作出版了，总是自己买了许多分送给朋友。有时，他宁可放弃稿酬，只要多给他一些样书送人就行了。他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当过十几年总编辑，常和大家一起打包发书。所以他的打包技术非常专业。他送朋友们的书，不仅亲自打包，捆得方方整整，有棱有角，而且还常常自己跑到邮局去投邮，直到七八十年代之交还是这样。一些熟悉朋友收到他亲笔写了地址姓名的邮包，为之感动不已。我自己就是多次有过这样的幸事。

还有，当他知道你在研究什么问题时，若发现他的某本书对你有参考价值时，竟会主动寄送给你。三四十年代，巴老组织一些朋友翻译外国文学作品，总是帮着提供好的版本，选插图。直到九十年代，俄国文学翻译研究专家草婴翻译《托尔斯泰全集》，还从巴老那里借了某个版本参考并选了插图。巴老自己常常因此感到乐趣。中国作协陈喜儒是日本文学翻译家，曾陪同巴老到日本访问，担任翻译。他曾告诉我：他去巴老家看望，巴老有时会说：“你看书柜里有什么书，你需要的（日文书），你就拿走好了！”陈喜儒还真的不客气，挑走了几本。甚至在“文革”后期，我在上面说到他又热心买起书来，而且有时还多买几份新书（包括《红楼梦》之类）送人。他还从没有封存的藏书中挑出一些有关的书，寄送给萧珊的老同学杜运燮、查良铮等，供他们在工作中作参考用。

到了晚年，他考虑要做几件最后的大事时，就很自然地想到要把这笔巨大的财富——数万册珍贵的藏书捐赠给读者。

从这些林林总总的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巴金老人一生与书做伴：读书、写书、编书、买书、藏书、送书，中心是一个：爱书。我说他是“嗜书如命，藏书成癖”。他当年精心积聚收集得来这些图书，绝不是像现在人们收藏各种票证、文物是从经济角度出发，是为了保值。而他，就是为了爱书，是他艰难跋涉了半个多世纪的文学生涯的一部分，目的都是希望人们变得善良些，纯洁些，对别人有用些。他奉行这样的人生哲学：人生来是为了付出，给予，而不是取得。这样的生命之花才是美丽的。现在，他捐赠的藏书竟有个别沦落街头，流散在小摊上，想起来不免使人不安。所以重温巴老这些往事，恐怕还不是无益的。

本文摘编自《名家读史笔记：风雨微尘》陈丹晨著 东方出版社 2017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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