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津：卧底哈佛制古籍成汇刊
沈津，安徽合肥人，1945年生于天津。1966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在上海图书馆任职时，追随顾廷龙馆长研习目录版本之学。1986年至1987年作为访问学者，在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做图书馆学研究。1990年任职于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1992年再次赴美，为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者，后任哈佛燕京图书馆善本室主任。2011年2月退休归国。现为广州中山大学图书馆特聘专家。著有《书城挹翠录》、《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中国珍稀古籍善本书录》、《翁方纲年谱》、《顾廷龙年谱》等。
跟随名师三十年 道德学问俱养成
不到20岁，沈津就进了上海图书馆，跟随版本目录学界的三位大家——顾廷龙、潘景郑、瞿凤起学习。潘景郑曾是章太炎、吴梅的学生；瞿凤起是清代四大藏书家之首的铁琴铜剑楼后人；顾廷龙则是当时上海图书馆馆长、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得其中一人为师，对一个年轻人而言，已是无比幸运，沈津竟有缘获三人真传，则可谓后无来者的福分。而这得益于当年上海市委宣传部在文艺界培养接班人的先见之明。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上海市主管文化的领导层就意识到，很多名家都已上了年纪，急需挑选年轻人贴身学习，做好接班工作。”就这样，有些家学渊源的沈津，被选派到了三位老师身边，自此如入芝兰之室，得顾廷龙熏陶30年之久。
“除了开会，顾先生几乎不去馆长办公室，都是和潘先生、瞿先生同在一个大办公室中，带着我及另一位年轻同事吴织工作。他们教会我的实在太多了，其中首要的一条是做人。作为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就享有高誉的大家，他们待人接物却很谦虚谨慎，不摆架子，不张扬，也从没发过脾气。问他们什么，也总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沈津犹清楚记得，每个星期天的上午，他都会跟顾廷龙到过去的合众图书馆。“从8点到12点，他会跟我谈他一生所走过的路，他的师友，他藏书的故事、买书的逸事，无所保留，倾囊而出。”
从小就喜欢文史知识的沈津，进了图书馆就像海绵一样自由吸收舒展，看得多了，也就有了自己的想法、体会，于是急于要表达出来，想写些小文章。顾廷龙却不让他写。“他三次在不同的场合跟我说，‘现在还不是你写这些东西的时候，你要大器晚成，厚积薄发’。”因此，沈津的大部分著作是到了“哈佛”才动笔的，一出手就不同凡响。
让沈津在治学上获益匪浅的，还有顾廷龙的严谨。“顾先生每写一篇文章，一定让我用复写纸誊抄四份，他自己留一份，其他三份请大家提意见，不光是看内容对不对、引文对不对，还看标点符号是否正确，是否有需要补充的地方。后来我发在《中华文史论丛》上的文章，也都经过了三位老师的严格把关。我明白了，做学问一定要细致，要进退有据，不能有任何疏忽。所谓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
那时，沈津还爱打乒乓球，打得也不错，入选了黄浦区乒乓球队，每晚都要训练到很晚。顾廷龙又问他：“你打得再好，能进入上海市队吗？即使能进入，那里强手如林，你能脱颖而出吗？而做古籍版本鉴定和目录学，全国都没有几个人。你要衡量一下。”后来沈津放弃了打球，一心一意做学问。这份亦师亦父的情谊，多年后成为沈津编撰《顾廷龙年谱》的巨大动力。
鉴定只在一分钟 笔记摞起能等身
在版本鉴定上，顾廷龙对沈津也进行了严格的训练。“顾先生告诉我，版本鉴定完全是技术活，判断标准无非几条：一看纸张，二看字体，三看装帧，四看藏印。一本书，如果眼力够好，断其品质年代，就在一分钟间。但炼就这样的火眼金睛，却需要长时间的训练。”
这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让沈津参与编撰《上海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
首先，沈津用卡片将馆藏善本调出来，之后，潘景郑和翟凤起先生会根据自己的判断，对卡片上的记录进行修订，改动过的卡片和书，又会集中到沈津手中。“这时，顾先生又告诫我：‘学问学问，学和问是两个概念，不仅要学，还要会问。不懂的就要去问，千万不要自以为是。’他让我一定要好好留意，哪些地方改过了？为什么要这样改？凡我看不懂的，一定要请教两位先生。”
上海图书馆的一万四千多种古籍善本，因为这一大工程，沈津都翻过、看过。他随手从书架上抽出一本1980年6月在《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委会时做的笔记，那上面细致地记载着他所见到的善本书的特点，各种版本的区别。像有关明万历年间套印的《春秋·左传》一书，写着：“此书流传颇多，据卡片看，有71个图书馆有，有的图书馆有复本，大概28部没算入其中，总共流传下来约90部到100部之间。”可知，这部书虽是明代的，但不稀罕；像一套清抄本，则记着：“南京图书馆存20卷。此书收藏的图书馆大部分都不全。”这样的书，如果有一套全本现身，那就相当珍贵了。
这些笔记，沈津说摞起来都能等身了，现在根据这些笔记来做文章，写也写不完。更重要的是，这样的“实战”让沈津眼界大开，鉴定能力获得质的飞跃。“如此训练，我深得其益，所以深有感触。现在国内要培养古籍善本专家，不能零敲碎打，也需要通过一个大工程来锻炼一批人。讲课往往流于形式，太过疏空，而且讲完人就散了，很难起真正的作用。”
另一项严格的训练是，顾廷龙要求沈津每天临帖写字一个小时。“自己搦管操觚熟了，很容易就辨认出来什么样的起笔落笔是自然的。平常人写信时，笔在手中如若无笔，根本不需要动脑筋，一气呵成；而临摹者为了求像，要照着一笔一画写，千方百计不露破绽，反而看起来不自然。”
“潜伏”哈佛编《汇刊》 严格严谨影响后来人
对沈津的学术生涯助益很大的，还有另一位“贵人”——杨振宁。
1973年，杨振宁教授到上海图书馆参观，陪同介绍的人是沈津，他的讲解给杨振宁留下很深的印象。1986年，杨振宁邀请沈津前往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世界宗教研究院图书馆做访问学者，一年期满后，又继续支持沈津到美国各地参观不同的图书馆。“我对各个馆的工作方法、领导方式不太感兴趣，想看的是被带到美国的那些中国古籍到底怎样了？还在不在？保管得如何？哪些是中国没有的？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我发现，美国对中国的传统文化研究很关注，而中国对美国所收藏的古籍，却几乎一无所知。”那时候，沈津就下决心，一定要努力将这些藏于大洋彼岸的宝贝“解密”，让国人知道。这也成了他后来编辑《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善本汇刊》的前因。
1992年沈津再赴美国，任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者，两年后，进了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善本部工作，他心里有了更清晰的计划。“这些都是中华文明的精华，我一定要把国内已经不存的东西弄回去，为学界所用。那时候有一部电视剧叫《敌营十八年》，讲的是卧底的故事，我就用来自我打趣。”
67种国内没有的珍稀善本被遴选出来了，做这样的大型汇刊，在国内绝对要一个编委会来承担，但在美国，就沈津一个人，花了半年时间自己编，自己写提要。“通过写作过程，我知道了要怎么来立意，怎么做凡例，怎么实际操作，学到了很多东西。”
他写《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清代部分时的助手都是从国内来的访问学者，沈津的要求是一定得有一二十年的专业训练基础；到美国之前，一定要熟读他的《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宋元明部分)。“这样他们到哈佛的第二天，就可以动笔了。四位访问学者，每人一年工作两百天，写两百篇善本书志，二十万字。这种‘赶鸭子上架’的方式，让他们最后都成功了。”顾廷龙的严格、严谨影响了沈津，沈津也逐步影响着后来人。
制假贩假渐多 戳穿不过纸老虎
2011年从“哈佛燕京”退休后，沈津成为中山大学图书馆的特聘专家，常居国内，看到了古籍拍卖的日益兴盛，也看到了制假贩假的花样翻新。
某一日，沈津从美国飞回上海，半夜时分，因为时差关系，他睡不着觉，就翻起某拍卖公司寄来的图录，前半部分是一些信札。“我一看，大半都是赝品，初以为是灯光的问题，又跑到厨房，在更亮的灯光底下看，还是不对。”
又一日，他在一本图录上看到即将上拍的《南华真经》，估价为18万元。“介绍中说这是珍本，《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中没有著录，只在《中国国家珍贵古籍名录》上收录。我觉得有问题，马上查了资料，发现这应该是《三子合刻》的零本，上拍的只有一子，那就是丛书零种了，《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当然不会收录。而编撰《中国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和拍卖图录的专家，不知出于什么原因都疏忽了。”
那么古籍造假究竟有哪些招式呢？沈津说不外乎以下几种：
一、由于内文字体没法伪造，纸张也无法伪造，唯有在书上面做手脚，把残本变成全本。“譬如一套五卷本的古书，现在只有三卷或两卷，就在目录上搞鬼，进行分割、加工，骗称是全本。而残本和全本的价格，天壤之别，眼光不好的人就可能上当。”
二、伪造收藏或鉴定名家的图章，或者临摹他们的字体写在一本普通古书的封面上，别人以为是名家收藏过的，立马会另眼相看，书价也就倍增。
三、伪造名家信札。
拍卖公司推出的各种古籍版本，其中也有极少数鉴定错误的版本混杂其中，所以，沈津提醒藏家要擦亮眼睛。
来源：广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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