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一阁：中国古代藏书楼的典范

藏书，作为传承中华文明的一种方式，已经历了几千年之久。从石室金匮到寺院藏书，从官立书院、私家藏书楼到公共图书馆，几经更替，历史嬗变。现如今，作为真实意义上的藏书楼已所剩无几，而宁波的天一阁则历尽沧桑，以其特有的意志力保存了下来。

天一阁建于1566年，明兵部右侍郎范钦为庋藏其书而建。范钦，字尧卿，号东明，鄞县人。明嘉靖十一年（1532）进士，后累官兵部右侍郎。从政之暇，酷爱藏书，达七万余卷。其藏书处初曰“东明草堂”，又称“一吾庐”。在嘉靖四十五年，范钦据郑康成《周易》注解和元揭傒斯《龙虎山天一池记》中“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一说，于宅东新建藏书楼，楼上一通间，楼下六开间，书藏二楼，前后开窗，以书橱间隔，高下深广及书橱尺寸俱含六数，名“天一阁”，寓“以水制火”意。

藏书聚艰散易，明末清初的著名思想家黄宗羲在其《天一阁藏书记》中写到“藏之久而不散则难之难矣”。翻开中国藏书史，通常因为藏书家后代财力、精力、嗜好等因素而传不过三代。范钦则在书楼建成后开始考虑其藏书能久聚不散，立下了“代不分书，书不出阁”的遗训，规定“禁以书下阁梯，非各房子孙齐至，不开锁。子孙无故开门入阁者，罚不与祭三次；私领亲友入阁及开橱者，罚不与祭一年；擅将书借出者，罚不与祭三年；因而典鬻者，永摈逐不与祭”等一系列的藏书管理制度，藏书成为家族共管财产，子孙恪守相传十三代完整地保留下来。此外，范钦注意对藏书的保护。藏书楼的命名及其建筑形制均寓“以水制火”之意，有强烈的防火意识，同时采用芸香辟蠹、英石吸潮、曝书去湿等手段和措施来防虫防潮，天一阁的藏书至今还彻新如初。

范钦的藏书理念也不同于一般的藏书家唯宋版是珍，而是厚古及今、经世致用。他从实践出发，收集各类文献资料。在范钦的藏书中有不少藏本属于“时人近作”、“下邑陋志”和“三式之书”，如保存了明代地方志271种，其中海内孤本164种；自宣德五年（1430）至万历十三年（1585）连续五十余科的会试录和登科录等科举文献等，这些资料如著名的文献学家赵万里所言“有明一代直接史部”。当然，在今天的天一阁藏书中不乏珍本孤本，同时也保存了大量的浙东文献和谱牒，成为天一阁藏书一大特色。

在天一阁的发展史上，黄宗羲登上天一阁和乾隆编修“四库全书”对天一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清康熙十二年（1673）黄宗羲以其学识和人格魅力登上天一阁藏书楼，自此以后，天一阁有选择地向一些真正的大学者开放，不仅文献得到了传播和利用，也培养了人才，发展了浙东学术，藏书得到整理，天一阁的价值得以确认。

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因乾隆编“四库全书”，在民间广征藏书，范钦八世孙范懋柱响应号召，献出了阁藏珍本共638部，在全国藏书家中居于首位。乾隆嘉奖天一阁，把天一阁树立为民间藏书楼的典范和样板，认为“藏书家颇多，而必以浙之范氏天一阁为巨擘”；同时，为庋藏“四库全书”仿天一阁建皇家藏书楼“七阁”。从此，天一阁的管理模式、藏书保护方法等均被公私藏书家仿效、借鉴。

1933年9月，一场强台风袭击宁波，对天一阁造成了重大危害。此时的范氏家族已无力保护书楼。宁波的有识之士则挺身而出，成立了以冯孟颛为主要负责人的重修天一阁委员会，通过募捐、修缮、迁建、扩充……天一阁得以灾后重生。抗战期间，又在浙江省政府的支持下，宁波文化人士协力将阁书安全运往浙南龙泉，1946年10月藏书运返天一阁，于1947年2月成立了天一阁管理委员会，天一阁藏书楼的性质发生了变化，由私家藏书向公藏转变。

1949年，国家管理天一阁后，由于政府的重视和对天一阁的信赖，许多收藏家将其私人收藏捐献给国家，天一阁成为宁波私家藏书的汇聚中心，其藏书已从1.7万卷增加到30万余卷，书画碑帖8000余件，并收藏有大量地方工艺精品。在藏书建设的同时，政府也不断加强对天一阁的投入，占地面积从2000平方米增加到3万平方米。天一阁已从一座私家藏书楼发展成为“南国书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全国重点古籍保护单位，成为中国古代藏书楼保护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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