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汉籍”到“域外汉籍”
以汉唐为标志的中国文化曾经惠及四邻、泽被东亚，由民族文化发展为区域文化乃至国际文化。时逢中华民族崛起之盛世，际会传统文化复兴之佳季，追寻汉风唐韵之海外流绪，大致可分三个层次：(1)中国文化在域外的传播；(2)中国文化对域外文化的影响；(3)中国文化激发域外文化的创新。中国文化对域外的影响由衣裳而化为肌肤，再溶为骨骼与血肉，是个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历程。因之，我们的研究不能浅尝辄止，停留在第一层次，或踌躇于第二层次，应该深入至第三层次，最大限度地拓展中国文化的国际化意蕴。本文从“汉籍”的词汇考源人手，考察中国典籍流播东亚并激发周边地区模仿与创新的机制，从而催生“域外汉籍”诞生这—文化交流现象。
一、书籍之路
大而言之，中国文化包含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前者以丝绸为典型标志，在东西方之间架构起“丝绸之路”；后者以书籍为主要载体，在东亚地区开辟出“书籍之路”。尤其在中日之间，由于大海阻隔和官方交通短暂，近代以前人员往来极度稀少，书籍遂成为日本汲取中国文化的主要媒介。
以书籍为主线追踪中日文化交流史事，国内外学术界已经做了大量前期工作。比如，北京大学严绍璗的《日藏汉籍善本书录》，搜括日本所存的中国古籍万余种，属于第一层次经典；再如，王勇主编的《中日汉籍交流史论》，考索中国典籍对日本的多维影响，归为第二层次作品。至于第三层次，虽然日本深受中国文化的熏陶，历代学人用汉文撰写了大量书籍，其总量或以万计，却尚未见规范整理和系统研究。
中外学者的大量研究成果显示，书籍之路并非中国文化一味输出的单行道。五代开始的“佚书回流”证明这是一条互有往来的双通道，倘若以东亚视域来考察，或许称之为“环流”更为贴切。亦即在东亚区域内，书籍交流呈现循环往复、纵横交错的多层次立体样态。进而言之，文化交流的真谛不仅在于传播的广度，更体现在影响的深度。以书籍为例，域外人士通过阅读中国典籍而受其熏陶或获得灵感，遂激发模仿与创新的欲念，取范汉文形式以吐露本民族心声，营造出崭新的文明景观。这既是书籍之路在空间的拓伸，也是中国文化国际化意蕴的展现。近年“域外汉籍”研究的勃兴，说明学界开始关注这一领域。
二、域外汉籍
“域外汉籍”研究的兴起至今不过30年。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台湾联合报文化基金会多次举办“中国域外汉籍”国际学术会议。此开风气之先，“以往汉学家们不曾注意，或是根本生疏的”领域，逐渐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这一时期台湾学者开拓甚勤，造势最力。如林明德编《韩国汉文小说全集》，陈庆浩、王三庆编《越南汉文小说丛刊》，加上其后王三庆编《日本汉文小说丛刊》，为“域外汉文小说”研究奠定了基础。
大陆方面虽起步稍晚，但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迎头追赶，推出一系列原创成果，此为第一期；进入21世纪呈后来居上之势，无论研究思路抑或涉猎范围以及成果数量和质量，逐渐占据中心并引领学界潮流，是为第二期。下面依次简述之。
先看第一期。1989年杭州大学成立日本文化研究中心，研究重点定位于“以书籍为纽带的中日文化交流”。1990年出版的陆坚、王勇主编的《中国典籍在日本的流传与影响》提出了汉籍研究三要素，即海外佚书、中国典籍的影响、域外典籍。1992年出版的王勇主编的《中日汉籍交流史论》倡导“汉籍宏观研究”，设“汉籍宏观研究鸟瞰”专章探讨日本的汉文典籍；1997年王宝平出版《中国馆藏日人汉文书目》，收录总数达2671种，基本网罗了留存中国的日本汉籍；2004年王勇主持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项目“中国翻刻的日本汉籍”，成果汇编成《中国馆藏华刻本目录》，收录376种。在此基础上，王勇提出“书籍之路”构想，力图构建东亚文化交流新模式。
再看第二期。2000年南京大学成立域外汉籍研究所，自2005年张伯伟主编的《域外汉籍研究集刊》陆续问世，把域外汉籍研究推向一个高潮。会议方面，2006年浙江工商大学与日本二松学舍大学“日本汉文学研究”国家基地联袂举办“书籍之路与文化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日本、韩国、美国、英国、比利时、泰国、越南的国外学者达41名，“域外汉籍”是会议热点之一；2007年南京大学召开“域外汉籍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国内外八十余名学者汇聚一堂，探讨涉及“域外汉籍”方方面面的问题。项目方面，2002年上海师范大学孙逊领衔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域外汉文小说整理与研究”，2006年中国社科院历史所主持的“域外汉籍珍本文库”列入国家“十一五”重点出版工程。文献整理方面.2008年人民出版社与西南师大出版社联手打造《域外汉籍珍本文库》，2010年复旦大学出版社推出《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2011年《域外汉文小说大系》、《韩国汉文燕行文献选编》分别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和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研究著作方面，王晓平著《亚洲汉文学》、王勇等著《中日“书籍之路”研究》、吕浩著《篆隶万象名义研究》、金成宇著《域外汉籍丛考》、张伯伟著《东亚汉籍研究论集》、王勇编《书籍之路与文化交流》等先后问世。
由此可知，域外汉籍研究发轫于中国台湾而盛行于大陆，由小说为主而扩展至经史子集，从学术兴趣而提升至国家行为，从而催生出一门崭新的学科。
三、仁智各见
“域外汉籍”作为一门交叉学科，虽然诞生伊始，但已呈显学之势。各路精英学术背景既不同，概念定义自相异。联合报文化基金会在1987年12月刊行的首届会议论文集中开宗明义地归纳会议的三个主题为：“(一)有关中国域外汉籍的流传、出版与版本等问题的；(二)有关中国域外汉籍现存情形与研究概况等问题的；(三)有关中国域外汉籍史料价值以及中国与亚洲各国当年关系等问题的。”王勇于1990年撰写的《汉籍与汉字文化圈》一文对“域外汉籍”诠释如下：“汉字文化圈诸国在摄取和消化中国文化的同时，历代留下大量汉文典籍，这些出自域外人之手的汉籍，不断丰富着汉字文化的内涵。域外汉籍至今仍是一座有待发掘的宝库，其中蕴藏着令人惊叹的汉文化遗产……域外汉籍既与中国文化一脉相承，又与本土文化血肉相连，这无疑是汉籍研究的一个全新的领域。”
进入2l世纪后，域外汉籍研究渐成气候，吸引各专业学者参与其中，尤其是文献学、历史学、文学等领域的学者，各自依托自身擅长的专业对“域外汉籍”作了独到的释义。如南京大学中文系张伯伟教授把域外汉籍概括为三类：“1.历史上域外人士用汉文书写的典籍，这些人包括朝鲜半岛、日本、琉球、越南、马来半岛等地的知识人，以及十七世纪以来欧美的传教士；2.中国汉文典籍的域外刊本或抄本，比如大量现存的中国古籍的和刻本、朝鲜本、越南本等，以及许多域外人士对中国古籍的选本、注本和评本；3.流失在域外的中国汉文古籍。”再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主持编撰的《域外汉籍珍本文库>，其《编纂凡例》也框定了三部分内容：(1)中国历史上流失到海外的汉文著述；(2)域外翻刻、整理、注释的汉文著作；(3)原采用汉字的国家和地区学人用汉文撰写的、与汉文化有关的著述。
两相比较，虽然排列次序有所不同，“域外所存的中国典籍”、“域外刊刻抄写的中国典籍”属于基本相同义项，而“域外人士撰写的汉文著作”则稍有不同，即《域外汉籍珍本文库》的收录仅限于“与汉文化有关的著述”。若从“域外汉籍”作为独立的学科、新辟的领域来考量，上述定义尚有值得商榷之处。
其一，“域外所存的中国典籍”。中国典籍至迟在两汉已然形成专学，从汉儒到宋学再到朴学，数千年来师承有序；由校雠及训诂至考据，学风蔚然成型。这里所指的“域外”仅仅是个空间概念，以此类推的话，既然同一本书籍按收藏国而别为“日本汉籍”、“韩国汉籍”、“越南汉籍”等，那么是否也可按存放地区而分成“北京汉籍”、“浙江汉籍”、“福建汉籍”等等?窃以为同一种书因分置不同地域，不足于将其另立门户。而且我们知道，有些域外汉籍如静嘉堂的“皕宋楼”旧藏之类是近代甚至现代才作为商品流出海外的，作为“中国汉籍”研究才顺理成章。
其二，“域外刊刻抄写的中国典籍”。张伯伟提到包括“域外人士对中国古籍的选本、注本和评本”，《域外汉籍珍本文库>还增加了“注释”本，即所谓的和刻本、朝鲜本、越南本之类。据日本学者长泽规矩也《和刻本汉籍分类目录》，中国典籍在日本刊刻分“和刻本”与“翻刻本”两种，原书的白文再刻本属翻刻本，再刻时添加训点、假名则为和刻本；再刻时添加的音符、旁批、头注等超过—定限度，或书名冠以“改订”、“增补，’、“景印”之类，一概算作“日本汉籍”。和刻本大抵居于中国汉籍与日本汉籍之间，据笔者经眼，有些冠以“景印”而归为“日本汉籍”者，本文一如原书；有些书名照旧而划入“和刻本”者，不仅增加序跋，甚至增删作品或添加图版。因此辨别困难，不妨单独立项为宜。
其三，“域外人士撰写的汉文著作”。张伯伟介绍说，日本学者往往将此类典籍称作“准汉籍”，然而这种说法在日本学术界并非主流。虽然有些熟悉中国文献学的学者把日本汉籍称作“准汉籍”以对应正统的中国汉籍；但也有些日本学者着眼于本土文化，将本国人士撰著的汉文书籍从文体上区分为“纯汉籍”与“准汉籍”，前者一依汉文规范，后者夹杂日语文法。在日本享誉汉学研究重镇的二松学舍大学.2004年获准创建全国唯一的“日本汉文学研究”国家基地，其标志性成果是构建了“日本汉文文献目录”数据库，按“日本汉文”、“和刻本汉籍”、“准汉籍”分类，对“准汉籍”定义如下：“汉籍本文经日本人加工，从而改变了原本的形态……比之和刻本汉籍，日本人加工的痕迹尤为明显，所以更接近日本汉文”。这大概是目前日本学术界最专业、最权威的定义。据此，“汉籍”与“日本汉文”是对应概念，“和刻本汉籍”类乎“汉籍”，“准汉籍”则接近“日本汉文”。至于《域外汉籍珍本文库》所称域外汉籍限于“与汉文化有关的著述”，从内容的角度看，数以万计的日本汉文典籍基本多属中日文化交融的结晶，欲分辨是否“与汉文化有关”几乎不太可能。
在上述三种“域外汉籍”中，张伯伟认为主体是第一类，即“域外人士用汉文撰写的各种思想、历史、文学、宗教、艺术等方面的典籍”，这也是笔者主张应该重点研究的第三层次。如果将留存海外的中国典籍比喻为“衣裳”，和刻本类乎“肌肤”，那么日本汉籍相当于“骨骼与血肉”——虽属日本土生土长，但隐藏着中国文化的遗传基因。
四、“汉籍”新释
如前所述，“域外所存的中国典籍”之“域外”是个空间定语，表示“汉籍”的存储地；“域外人士撰写的汉文著作”之“域外”是行为主语的一部分，表示“汉籍”创作者的国籍。前者重在“汉籍”，后者要在“域外”，两者不可等量齐观而置于同一平台。既然这是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我们不妨在时空轴中为之重新诠释定义。
“域外汉籍”诞生不久，业外人士或许觉得陌生；至于“汉籍”两字，大概都耳熟能详。其实“汉籍”的古义失传已久，而现在使用的概念有可能是近代舶来之物。笔者曾探其由来，先查《现代汉语词典》、《古汉语词典》，继翻《辞海》、《辞源》，再阅《中国古文献辞典》《康熙字典》，均未见收录。追踪至《汉语大词典》、《中文大辞典》，终于如愿以偿，但释义颇令人意外。如《汉语大词典》有两个释项：(1)汉代典籍；(2)外国人特别是日本人称中国汉文典籍。也就是说，“汉籍”的原意指汉代的典籍，犹如“唐诗”指唐代之诗、“宋词”称宋代之词，此处的“汉”是朝代名而非国家或民族名。《中文大辞典》在此义项引《宋书·历志》：“远考唐典，近征汉籍。”这是祖冲之上表文中的一段，以上古之“唐典”对应近代之“汉籍”。据笔者考索，最早的用例大概出自汉代扬雄《答刘歆书》：“其不劳戎马高车，令人君坐帏幕之中，知绝遐异俗之语，典流于昆嗣，言列于汉籍，诚雄心所绝极，至精之所想遘也夫。”这个义项传承至唐宋，元明以后日渐式微，迨及近代而遭遗忘。
大略在古汉语“汉籍”逐渐消亡之际，日本词汇“汉籍”传人中国。推想开始仅在涉日人员等小范围流传，真正进入大众视野则是比较晚近的事了。如清人姚文栋在《答近出东洋古书问》中提到：日本富藏中国古书，“而明治维新以后，西学兴而汉籍替，世禄废而学士贫，将不能保其所有，其流落归于澌灭者，翘足可待也”。再如清末大儒章太炎在《文学略论》中责难日本学人读书偏颇：“日本人所读汉籍，仅《中庸》以后之书耳，魏晋盛唐之遗文，已多废阁。至于周秦两汉，则称道者绝少，虽或略观大意，训诂文义，一切未知，由其不通小学耳。”考两人行实，姚文栋1881年曾出使日本，章太炎自1899年多次东渡，他们以“汉籍”指称中国典籍，显然带着些日本学界的色彩。
在日本语境中，“汉籍”大致有以下几个义项：(1)相对“国书”(日本人撰写的书籍)而言，指中国人撰写的汉文典籍，这是狭义的；(2)相对“和书”(用假名撰写的书籍)而言，包括日本的汉文典籍，这是广义的；(3)相对“佛书”而言，指佛学以外的汉文书籍，尤其指儒学典籍。举例来说，日本人读“汉籍”多用长安一带的“汉音”，诵“佛经”则多用江南一带的“吴音”，两者泾渭分明，绝不混淆。
然而，这个词汇_旦在中国落地生根，马上显示出巨大的生命力，与日本“汉籍”的原意渐行渐远。姚文栋所言“汉籍”，相对于“西学”著作；章太炎所言“汉籍”，也与西学相对。时至今日，中日两国学者聚集一堂谈论“汉籍”，往往南辕北辙，甚至产生摩擦。
概言之，中国目前使用的“汉籍”既传承古汉语基因，又吸纳日语词血液，经扬弃而创制出一个新词——不仅包括中国传统的经史子集，还涵盖佛经及章疏、变文之类，甚至有人建议将简帛、碑刻、尺牍、图赞之属，凡传递汉字文化信息之载体尽纳其中，以构建面向未来的新汉字文化圈。
“汉籍”从中国传播到东亚，又从域外回馈至中华，再经国内学者呵护，升华扩容为超越时空的新概念。如此环流吐纳而生生不息，中国文化的精髓在斯，东亚文化的真谛亦当在此。笔者在此建议，“汉籍”为不分时代、不别国籍、不拘种类、不囿内外之总称，中国人原创称“中国汉籍”，日本人原创日“日本汉籍”，以此类推。由此，既可彰显中国文化普惠四邻之辉煌，亦可观摩东亚各国孜孜不倦之创意，庶几臻于“和而不同”之理想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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