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辉斌：王维生卒年考实

在唐代诗人的生平研究中，王维的生卒年研究，由于是最为棘手的一道难题，以致出现了“兄生弟后”、“兄弟双胞胎”等多种说法，对此，拙著《王维新考论》第一章第二节、四节已有极翔实之辨析，此不具述。综观现所存见的王维资料（如中华书局版《王维资料汇编》）可知，若要较为准确地弄清楚王维的生卒年，有三个关键点是必须要把握的。即：（1）在没有确切材料证实两《唐书·王缙传》所载王缙生年为误时，王维的生年只能在其弟王缙之前，也即武则天圣历三年（公元700年）前 ，否则，便会使“兄生弟后”说再次出现。（2）王维的卒年只能在唐代宗宝应二年（公元763年）之前，因为王缙奉命“编竣”《王维集》与“随表奉进”的时间，王缙《进王维集表》明确写为“宝应二年正月七日”[1]。（3）王维的享年将近七十岁，其集中的“悬车”、“鸠杖”等典故之用，已将此交待得相当清楚。有鉴于此，本文特着眼于有关新的材料与新的角度，对王维生卒年予以重新考察，以旨在还原其历史的真面目。

一、赵殿成《右丞年谱》的错误

现存最早记载王维卒年的材料，是两《唐书·王维传》。如《旧唐书》卷一九○下《文苑下·王维传》云：“乾元二年七月卒。”《新唐书》卷二○二《文艺中·王维传》则谓：“上元初卒，年六十一。”因之，有论者即将后者的“上元初卒”，据前者改为“上元二年七月卒”，并以之与“年六十一”相推，认为王维生于武则天长安元年（公元701年），卒于唐肃宗上元二年（公元761年），亨年六十一岁。如清人赵殿成《王右丞集笺注》（以下简称“《赵注》”）所附之《右丞年谱》，所持即为此说。《赵注》于所附《右丞年谱》（以下简称“《赵谱》”）中，乃如是写道：

旧史称右丞全归之日，在乾元二年七月，新史则云上元初卒，年六十一。集中有《谢弟缙新授左散骑常侍状》，其系尾年月乃上元二年五月四日。又集中有《送邢桂州》诗，而邢济为桂州都督，亦上元二年中事，则新史之说为优也。自上元二年起，逆数而前，至中宗长安元年，得六十一岁，故断自是年始[2]（548）。

自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以来出版的各种文学史，所载王维之生年、卒年与享年，几乎皆从《赵谱》之此说。其实，《赵谱》的这种认识是大有问题的。这具体表现在两方面：一是《赵谱》未能举出《新唐书》卷二○二《文艺中·王维传》所载之王维卒年与享年的材料依据，难以令人相信；二是王维集中的《谢弟缙新授左散骑常侍状》（以下简称“《状》”）一文，不能作证王维的生卒年。

《新唐书》卷二○二《文艺中·王维传》载王维“上元初卒，年六十一”，虽然比《旧唐书》卷一九○下《文苑下·王维传》之“乾元二年七月卒”较为具体（主要是增加了“年六十一”的享年记载），但却无只字材料交待，而《赵谱》将“上元初”具体为“上元二年”者，则明显为错误。这是因为，以王维上元二年“年六十一”相推，为武则天（《赵谱》作“中宗”者误）长安元年（公元701年），但据两《唐书·王缙传》可知，王缙生于武则天久视元年（公元700年），如此，作为兄长的王维就要比其大弟王缙早生一年，所谓“兄生弟后”者，即因此而始。这是王维生年不在上元二年的最有力证据。所以，《新唐书》卷二○二《文艺中·王维传》载王维“上元初卒，年六十一”之不可相信，乃可肯定。

王维的《状》文不能作证王维之生卒年者，是因为其中存在着两个问题：一即文末的落款；一为王缙“新授左散骑常侍状”的系尾时间。《状》文的落款为“通议大夫守尚书右丞臣王维状进”，与唐制严重不符。据《旧唐书》卷四十二《职官志一》所载，可知问世于初唐时期的《贞观令》，乃明文规定“以职事高者为守，职事卑者为行”[3]（1785），且这一规定还曾为李林甫等人所撰《唐六典》全盘接受。其云：“凡同事联事及勾检之官，皆不得注大功已上亲。凡皇亲及诸军功，兼注员外官。凡注官阶卑而似高则曰‘守’，阶高而似卑则曰‘行’。”[4]（28）此则表明，《状》文落款中的“通议大夫”（散官）与“尚书右丞”（职事官，二者皆为“正第四品下阶”），是不能用“守”字关联的[5](460—475)。时为尚书右丞的王维对《贞观令》与《唐六典》这两部大唐法典，以常理揆之，本应是相当熟悉的，断不至于在上书朝廷的《状》文中出现如此错误[6](295—307)。这是此文的第一个矛盾。此文的第二个矛盾，是关于系尾的时间问题。虽然，《状》文系尾有“上元二年五月四日”这一具体时间，但其中所述之内容，却与有关事实明显不符，因之，其是否出自王维手笔，实属可疑[7](295—307)。此外，《状》中也无只字涉及王维当时乃在病中，或者是行将垂危，所以，这一系尾的一具体时间，只能表明《状》文写于是年，而不能用以作证王维卒于上元二年五月之后（此时间其实为误，具体详下）。换言之，若要证实王维的卒年确为上元二年，就必须以新的材料对其进行考察，而不是藉《状》文之系尾时间以为。更何况，吴缜《新唐书纠缪》着眼于“纠谬”的角度，对王缙的“迁散骑常侍”这一任职，乃进行了彻底否定（详下）。王缙既不曾任职散骑常侍，则《状》文之“新授左散骑常侍”云云，也就成为了一座空中楼阁。

所以，《赵谱》认为王维生于“中宗长安元年”、卒于“上元二年”的认识为错误，也就自不待言。而由此误又可知，两《唐书·王维传》关于王维卒年或享年的记载之不可靠，也就甚为清楚。

二、对王维享年的重新考察

赵谱对王维生卒年的认识既为错误，则其依之以推出的“得六十一岁”之结论，也就自然是不可相信的。其实，王维享年不为“六十一岁”，在一部王维集中，是有许多内证可以证实的，如《责躬荐弟表》即为其例。是文有云：

臣谬官华省，而弟远守方州，外愧妨贤，内惭比义，痛心疾首，以日为年。臣又逼近悬车，朝墓入地。”[8](126)

其中的“悬车”，典出班固《白虎通》之“臣七十悬车致仕者”，王维在《责躬荐弟表》中说“逼近悬车”者，是指自己行将致仕，也即快到七十岁了。唐代官员七十岁致仕，杜佑《通典》卷三十三、卷三十五，均有明确记载，如卷三十五有云：“大唐令，诸职事官七十、五品以上致仕者，各给半禄。”[9](968)。这里所说的“大唐令”，指的应是李林甫等人在开元十年奉旨撰著之《唐六典》，因为其于“吏部尚书”卷二乃有如是之载：“凡职事官……年七十以上应致仕，若齿力未衰，亦听厘务。”[10](34)。正是因为唐廷对官员致仕的年龄有明文规定，故年岁稍长于王维的李邕，在《辞官归滑州表》中乃说：

臣今兹六十有七，光阴荏苒，行止欹危。就木之时，不知几日，悬车之岁，只有三年。”[11](18)

考陈思《宝刻丛编》卷五引《集古录目》所收《唐淄川令裴大智碑》一文，结衔为“唐滑州刺史李邕撰”，并云：“碑以开元二十九年十一月立。”据此，知此文为李邕写于开元二十九年的滑州任上。又据《新唐书》卷三十八《地理志二》，知滑州为“望”州，属于“上”州（《通典》卷三十三《职官十五》），州刺史为“正四品下”（《新唐书》卷四十九下《百官志四下》），即李邕所任滑州刺史为正四品下阶，完全符合唐廷之职事官“五品以上（七十岁）致仕”的规定，故其乃上《辞官归滑州表》于朝廷，向有司请求辞去滑州刺史一职[12](281—294)。而《表》文中的“臣今兹六十有七”、“悬车之岁，只有三年”云云，表明唐代官员“七十致仕”确属是据“大唐令”以为，则“悬车”指七十岁者，自是无可怀疑。

又，白居易集中有《刑部尚书致仕》一诗，云：“十五年来洛下居，道缘俗累两何如。迷路心回因象佛，宦途事了是悬车。全家遁事曾无闷，半俸资身亦有余。唯有名衔人不会，毗耶长者白尚书”。（《白居易集》卷三十七）诗题中之“致仕”与诗中之“悬车”，所表示的亦正是“七十致仕”之意。此诗开首“十五年来洛下居”之“十五年”，为白居易任太子宾客（分司东都）、河南尹（洛阳）及授太子少傅分司东都时间的总称。据王拾遗《白居易生活系年》所考，白居易除太子宾客分司东都，事在大和三年（公元829年），以此上推“十五年”，为会昌三年，亦即公元843年。是年，白居易七十二岁。白居易之所以在七十二岁时写《刑部尚书致仕》一诗，是因为其虽然按照“大唐令”的规定（七十岁）致仕，但朝廷批准其致仕的诏书则是在后此（七十二岁）送达，即拖延了近两年的时间，对此，《戏问牛司徒》一诗乃有专载：“抖擞尘缨捋白须，半酣扶起问司徒。不知诏下悬车后，醉舞狂歌有例无？”（《白居易集》卷三十七）其中的“不知诏下悬车后”七字，已将问题的始末说得相当明白。

李邕与白居易，一在王维之前，一在王维之后，二人均七十岁致仕的事实，表明《责躬荐弟表》中的“逼近悬车”之“悬车”，所指确为七十岁者，乃是可以肯定的[13](44—56),而其既为“逼近”，则王维写是文之时为六十八岁，或者六十九岁，也就不言而喻。

又，王维集中有《春日上方即事》一诗，云：“好读高僧传，时看辟谷方。鸠形将刻杖，龟壳用支床。枊色春山映，花明夕鸟藏。北窗桃李下，闲坐但焚香。”[14](303)其中的“鸠形将刻杖”，所指为“王杖”，典出《后汉书》卷九十《礼仪志中》，也是“七十”之谓。其云：“仲秋之月，县道皆案户比民，年始七十者，授之以王杖，餔之糜粥。八十九十，礼有加赐，王杖长尺，端以鸠鸟为饰。鸠者，不噎之鸟也。欲老人不噎。是月也，祀老人星于国都南郊老人庙。”[15](1389)此即官员“七十授王杖”之始。据朱红林《汉代“七十赐杖”制度及相关问题考辨—张家山汉简<傅律>初探》一文所考，汉代的这种“七十赐杖”制度，乃是承秦制而为，且在汉代又略有变化：汉初为七十赐杖，文、景、宣三帝为八十以上，至成帝时又恢复为“七十赐杖”。[16](61—65)待到李唐之际，这种“七十赐杖”制度又有所改易，对此，唐玄宗《老人赐几杖鸠杖敕》一文已有记载，云：“古之为政，先于尚老，居则致养，礼传三代。……九十以上，宜赐几杖，八十已上，宜赐鸠杖，所司准式。天下诸州侍老，宜令州县遂稳便设酒食，一准京城赐几杖，其妇人则送几杖于其家。”[17](460)。将“赐鸠杖”的年岁，提高到与汉文帝、汉景帝、汉宣帝三朝相当。虽然如此，但王维《春日上方即事》中的“鸠形将刻杖”，所指应为“年七十赐杖”的汉制，若为唐玄宗《敕》文之所言，则“鸠形将刻杖”就表明王维当时已年近八十了，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即是说，王维此诗中的“鸠形将刻杖”，与《责躬荐弟表》中的“逼近悬车”一样，所反映的都是王维写此诗时已年近七十岁了。

以上的考察表明，王维享年是绝非如《新唐书》卷二○二《文艺中·王维传》所载之“年六十一”的，而是在“逼近悬车”与“将刻杖”之际，也就是年近七十岁。如具体以言，其若非为六十八岁，就必为六十九岁。

三、从代宗《答诏》考王维卒年

公元七六二年四月，太子李豫在长安即皇帝位，是为唐代宗，并改元广德。据有关资料记载，李豫即皇帝位未久，即做了两件与当时诗人颇具关联之事，其一是诏令李白为左拾遗，其二是下诏命王缙编辑乃兄王维的诗文集。对于前者，刘全白《唐故翰林学士李君碣记》、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新唐书》卷二○二《文艺中·李白传》等，均有记载，可参看，此不具引。对于后者，上引《旧唐书》卷一九○下《文苑下·王维传》则有所载，其云：

代宗时，缙为宰相，代宗好文，常谓缙曰：“卿之伯氏，天宝中诗名冠代，朕尝于诸王座闻其乐章。今有多少文集，卿可进来。”缙曰：“臣兄开元中诗百千余篇，天宝事后，十不存一。比于中外亲故间相与编缀，都得四百余篇。”翌日上之，帝优诏褒赏[18](5053)。

《旧唐书》的这一记载，虽然主要是据王缙《进王摩诘文集表》、唐代宗《银青光禄大夫尚书兵部侍郞兼御史大夫臣王缙表上答诏》二文而为，但却多有错误，如认为“代宗时，缙为宰相”即为其一。

按宋蜀刻本《王摩诘文集》卷首所附王缙《进王摩诘文集表》一文有云：“臣缙言。中使王承华奉宣进止，令臣进亡兄故尚右丞维文章，恩命忽临，以惊以喜。退因编录，又窃感伤。臣兄……为文未尝废业，或散朋友之上，或留篋笥之中。臣近搜求，尚虑零落，诗笔共成十卷。今且随表奉进，曲承天鉴。……顿首谨言。”是文又为《全唐文》卷三七○著录，但题作《进王维集表》，且于“顿首谨言”后，较《进王摩诘文集表》多出了“宝应二年正月七日银青光禄大夫尚书兵部侍郞兼御史大夫臣缙表上”二十九字[19](3757)。这二十九字的存在表明，王缙“编缀”王维集的时间，乃在宝应二年（公元763年）正月初七之前，也即“编竣”于宝应元年十二月底或其前，待至第二年“正月七日”，王缙即将所编“随表奉进”。如此，《表》中的“中使王承华奉宣”、王缙“退而编录”者，即可知皆在宝应元年（公元762年）。而据《新唐书》卷六十二《宰相表中》所载，王缙“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乃在广德二年（公元764年）正月，如此，则《旧唐书》卷一九○下《文苑下·王维传》所载之“代宗时，缙为宰相”云云，乃属错误。即是说，王缙宝应二年正月之前奉命“编录”王维集，以及在是年“正月初七日”将所编王维集“随表奉进”时所任之官职，乃为“尚书兵部侍郞兼御史大夫”，而非是“缙为宰相”。

王缙奉唐代宗之命“退而编录”王维集的时间，既可准确获知在宝应元年，则王维之卒于是年或是年之前者，便可肯定。据两《唐书·代宗本纪》所载 ，李豫即皇帝位在宝应元年四月，而王缙“编竣”王维集的时间又在宝应元年十二月底，代宗诏令王缙编王维集在是年四月至十二月之间，当乃无疑。而宝应元年之前，依序为唐肃宗上元二年、上元元年，《新唐书》卷二○二《文艺中·王维传》载王维“上元初卒”者，所指即为此两年。按唐肃宗以“上元”纪元既然只有两年，则“上元初”显然就只能是指上元元年，而非为上元二年，但作如此认识，却又与上引《责躬荐弟表》之末所署“上元二年五月四日”这一具体时间相冲突。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则是，《责躬荐弟表》所存在的疑点甚多，如“臣弟蜀州刺史缙，太原五年……竭力守城，臣即陷贼中，苟且延命”一段文字，即为其例。此段文字表明，王缙在任蜀州刺史前，曾牧守太原五年，但实际的情况几乎与此完全相悖。首先是王缙牧守太原的时间。《旧唐书》卷十一《代宗本纪》于大历三年八月云：“庚午，河东节度使、检校左仆射、太原尹、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辛京云卒。……齐国公王缙兼太原尹、北京留守，充河东军节度。”又于大历五年四月云：“庚申，宰臣太原尹王缙入朝。”又于大历五年七月云：“以浙东观察使、越州刺史、御史大夫薛兼训为检校工部尚书、太原尹、北都留守，充河东节度使。”[20](290—297)。合勘此三者，知王缙代辛京云为太原尹于大历三年八月，薛谦训又代王缙为太原尹于大历五年四月，即王缙牧守太原的时间实际上不足两年，与《责躬荐弟表》中所言之“太原五年”，乃有三年多之隔。

再看王缙为蜀州刺史的问题。杜甫在成都期间，曾写过一首《和裴迪登新津寺寄王侍郞》诗，其题下有注云：“王时为蜀牧。”这位牧蜀的“王侍郞”，注家蔡梦弼认为“乃王维之弟缙也”（《千家注杜诗》卷八）。但钱谦益《钱注杜诗》卷十一、仇兆鳌《杜诗详注》卷九、朱鹤龄《杜工部诗集辑注》卷七等，均认为王缙“未尝牧蜀”，特别是潘柽章《杜诗博议》引吴缜《新唐书纠缪》之所辨，不仅认为王缙“未尝历蜀州”，而且也不曾“迁散骑常侍”（此针对王维《谢弟缙新授左散骑常侍状》一文而发），从而将蔡梦弼的“乃王维之弟缙”说予以彻底推翻[21](281—294)。

虽然如此，但计有功《唐诗纪事》卷四十八皇甫澈《四相诗序》却又如是写道：“蜀州刺史厅壁记，居相位者前后四公，谟明弼谐，迁转历此，顾已无取，忝迹于斯，景行遗烈，嗟叹之不足也。谨述其行事，咏其体美，庶将来君子，知朝之德云尔。”[22](735—736)。其中的“四公”或“四相”，依次为：张柬之、钟绍京、李岘、王缙。据两《唐书·肃宗纪》、《资治通鉴·唐纪》、《册府元龟》卷三一七所载可知，李岘为蜀州刺史在乾元二年（公元759年），而杜甫《和裴迪登新津寺寄王侍郞》诗则表明王缙牧蜀（此承蔡梦弼说）在上元元年，即王缙乃继李岘而为蜀州刺史。但作如此认识，却又与高适任蜀州刺史的时间大相冲突，因为据闻一多《少陵先生年谱会笺》、周勋初《高适年谱》可知，高适为蜀州刺史在上元元年至二年。正因此，郁贤皓《唐刺史考》乃将王缙刺蜀的时间前移，即其在无任何材料支撑的情况下，乃将王缙刺蜀的时间定为“约乾元中”，但郁《考》殊不知如此一来，不仅与皇甫澈《四相诗序》所言“四相”之次序相违背（王缙本在李岘之后，郁《考》则使之在李岘之前，且无任何依据），而且也与王维《责躬荐弟表》中的“臣弟蜀州刺史缙，太原五年”一段文字严重不符。此为其一。其二，皇甫澈《四相诗序》之王缙诗，《唐诗纪事》卷十六、《全唐诗》卷一二九《王缙集》均无载。其三、据《唐刺史考·蜀州》可知，在王缙与皇甫澈之间的蜀州刺史凡七人，即：李岘、高适、李勇、章仇某、李峄、李渐、韩洄。据考，此七人有诗存《全唐诗》者，仅为李岘（卷二一五）与高适（卷二一一至卷二一四），但二人诗中均无只字与“四相诗”相涉。其四，“四相”之李岘、王缙外，另二相即张柬之、钟绍京，《全唐诗》无钟绍京诗，卷九十九虽然著录张柬之诗6首，但却无与蜀州刺史厅相涉者。综此四者，皇甫澈《四相诗》实属可疑，则其不能作证王缙曾为蜀州刺史者，即可肯定。

综合以上两方面的考察，可知王缙是不曾为蜀州刺史的，或者其所任“蜀州”乃为它州之误。如此，《责躬荐弟表》落款之“上元二年五月四日”这一具体时间，不能作为王维卒于上元二年五月或其后的证据，也就明若观火。所以，关于王维的卒年，只能依据唐代宗的诏令，将其定在王缙编王维集的宝应元年之前。按，王维集中有《送邢桂州》一诗，云：

铙吹宣京口，风波下洞庭。赭圻将赤岸，击汰复扬舲。日落江湖白，潮来天地青。明珠归合浦，应逐使臣心[23](295)。

诗题中的“邢桂州”，《赵注》卷八认为即邢济，可从，但其系此诗作年于上元二年者，则不的。《旧唐书》卷九十五《李范传》有云：“上元二年，珍与朱融善。……融谓金吾将军邢济曰……乃以济兼桂州都督、侍御史，充桂管防御都使。”此即《赵注》之所本，实则为误。考《资治通鉴》卷二二一《唐纪三十七》于上元元年云：“六月甲子，桂州经略使邢济奏，破西原蛮二十万众，斩其帅黄乾曜等”；又于宝应元年（公元762年）云：“八月，桂州刺史邢济讨西原贼帅吴功曹等，平之。”[24](1511)。 经考察，可知《资治通鉴》之此载，乃是综合《新唐书》卷六《肃宗纪》、卷二二二中《南蛮下·西原蛮》之所载而为，可以据信。邢济上元元年六月既已“破西原蛮二十万众”，则其赴任桂州的时间，就可肯定是在此之前。而萧昕《夏日送桂州刺史邢中丞赴任序》一文，则是极有助从中窥知此一信息的。其有云：

桂林巨镇，临川荒服……选其任者，实难其才，故郡久旷官，朝思称职。唯帝知人，伫报尤政。五月维夏，畏途万里，溽署方起，大云始生。履苍梧瘴疠之郊，涉沅湘风涛之壮。众悦是皋，而伤此行。公陈力灭私，饮冰徇节，以忠则九折之途可叱，以信则三江之水可航。……仆以渭阳之故，而首序云[25](3598)。

据此文所载，可获知如是几点：（1）邢济赴任之前，桂州乃是“郡久旷官”；（2）邢济以御史中丞衔出任桂州刺史，是在“郡久旷官”之时；（3）邢济此行赴任桂州的时间为“五月维夏”；（4）邢济此行南下，乃始程于长安，且送行者是“众悦是皋，而伤此行”。以此四点，勘之上引《资治通鉴》卷二二一之所载，可知邢济自长安赴任桂州的时间，是必在乾元二年（公元759年）夏五月之际的。这是因为，邢济只有在上元元年的前一年（即乾元二年）夏五月赴任桂州，其才能于第二年（即上元元年）的六月“破西原蛮二十万众”，若在当年的夏五月赴任，其显然是不可能于六月“破西原蛮二十万众”的。邢济在长安始程南下时，王维即写了《送邢桂州》一诗以送。此则表明，萧昕《序》所言“众悦是皋，而伤此行”之“众”者，是包括王维其人其诗在内的，而王维诗中“风波下洞庭”之所写，与萧《序》“涉沅湘风涛之壮”相契合者，又可为之佐证。又据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三十七《岭南道·桂州》所载 ，桂州“北至上都三千七百五里”，以唐律规定“马日行七十里”计之，邢济由长安到桂州全程需两个月左右，其到达桂州时就当在秋八月前后，待于第二年（上元元年）六月，即乃“破西原蛮二十万众”。如此，则又可明确获知如是两点：（1）王维《送邢桂州》写于乾元二年五月，作地为长安；（2）此诗首句“铙吹宣京口”之“京口”，所指非为地处长江之京口，而应作“京郊”或者“京之路口”解。

现既知王维《送邢桂州》的正确作年为乾元二年五月，以此合勘王缙奉唐代宗诏令“编竣”王维集之时间（宝应元年），以及《新唐书》卷二○二《文艺中·王维传》载王维“上元初卒”，可知王维的卒年，当以上元元年（公元760年）为是。如此，则《状》文的系尾时间“上元二年五月”，就必为“上元元年五月”之讹，而造成此之讹者，当为抄手或者刻工所致。

四、王维诗文中的生年线索

王维既卒于上元元年，以此勘之其“逼近悬车”的六十八岁（或者六十九岁），则其生年就当在武则天长寿二年（公元693年），或者长寿元年（公元692年）。即以武则天长寿二年言，《责躬荐弟表》就当与《送邢桂州》、《状》文写于同一年，即上元元年，也就是王维人生之旅的最后一年。而王维长寿二年的这一生年，又与其集中有关诗文之所写，甚为扣合，如《与魏居士书》即为其一。是文有云：

仆年俱六十，足力不强，上不能原本理体，裨补国朝；下不能殖货聚谷。赈施穷窘，偷禄自活，诚罪人也。然才不出众，德在人下，存亡去就，如九年一毛耳。实非欲引尸祝以自助，求分谤于高贤也，略陈起予，唯审图之[26](65)。

其中的“仆年俱六十”，表明王维写此文时，已年满六十了。《诗·小雅·节南山》：“民具尔瞻。”郑玄注云：“具，俱。”[27](440)《文选》卷三张衡《东京赋》：“礼举仪具。”薛综注云：“具，足也。”[28](56)。由武则天长寿二年合勘“年俱六十”，为唐玄宗天宝十二载（公元753年），此即《与魏居士书》一文的作年。是年，王维在长安供职文部郎中，其集中的《敕赐百官樱桃》诗即写于是时，此诗题下有注云：“时为文部郎中”。诗云：“芙蓉关下会千官，紫禁朱樱出上兰。才是寝园春荐后，非关御园鸟衔残。归鞍竞带青丝笼，中使频倾赤玉盘。饱食不须愁内熟，大官还有蔗浆寒。”[29](141)考《资治通鉴》卷二一六于天宝十一载三月有云：“乙巳，改吏部为文部，兵部为武部，刑部为宪部。”[30]( 1471)据此，知王维之所以于《敕赐百官樱桃》题下作“时为文部郎中”之注者，是意在表明此诗之作，乃为“改吏部为文部”的天宝十一载的仲夏。是年，王维五十九岁。待至翌年六十岁之时，即写了《与魏居士书》，故文中乃有“仆年俱六十”之谓。或有据文中之“偷禄自活，诚罪人也”云云，认为王维此文写于“乾元元年春之后或二年”者，实则不的[31](44—56)。由天宝十二载至上元元年，其间凡七年，而在此七年中，王维之生平行事，皆历历可数，清楚而明白。

王维集中又有《哭祖六自虚》一诗，其题下有注云：“时年十八。”若此注不误，即表明这首诗的作年乃在唐睿宗景云元年（公元710年）。此诗虽然长达六十四句，但其内容实则由两部分所组成，即一为对祖自虚品行、才华等之赞美；一为对作者与祖自虚交往之追忆。其中有云：

本家清渭曲，归葬旧莹边。永去长安道，徒闻京兆阡。旌车出郊甸，乡国隐云天。……

念昔同携手，风期不暂捐。南山俱隐逸，东洛类神仙。未省音容间，那堪生死迁。花时金谷饮，月夜竹林眠。满地传都赋，倾朝看药船。群公咸属目，微物敢齐肩。……为善吾无矣，知音子绝焉。琴声纵不没，终亦断悲弦[32](330)。

所引前六句，表明祖自虚乃卒于长安，因家贫而只得“归葬旧莹边”。后十六句之所写，是谓王维与祖自虚相识长安后，曾一度“南山俱隐逸”，之后“东洛类神仙”，二人之交谊虽然如同伯牙与钟子期，但却“终亦断悲弦”。而此等经历，正王维开元前之所为。对此，《过始皇墓》一诗又可为之佐证。此诗中之所写，虽然为王维对始皇墓的凭吊，但所反映的实则为其功名无着时的一种无奈心境。斯时，友人祖自虚已死两年，而王维在这两年之长安却一无所获，因而乃有始皇墓之谒。此诗题下有小字注，蜀刻本《王摩诘文集》卷十作“时年十五”，《文苑英华》卷三○六作“时年二十”，并有注云：“集作十五。”其中之“集”，所指为蜀刻本《王摩诘文集》。从版本学的角度言，《文苑英华》的成书年代，早于蜀刻本《王摩诘文集》问世约百年左右，且其著录王维诗文所依之底本，又为建昌本《王右丞文集》底本的底本（稿本）[33]( 41—46)，则其“时年二十”之注，自然是较“集作十五”更具版本学价值的。如此 ，王维在其“时年二十”之际，写《过始皇墓》也就甚为清楚。王维“时年二十”，为唐睿宗太极元年（公元712年），翌年，因“玄武门之变”（又称“唐隆之变”），李隆基即皇帝位，并改元开元。自开元初年始，青年时期的王维在长安的困境，才逐渐有所改变。

又，王维《慕容承携素馔见过》诗有云：“沙帽乌皮几，闲居懒赋诗。门看五柳识，年算六身如。灵寿君王持，雕胡弟子吹。空劳酒食馔，持底解人颐。”[34](155)其中的“年算六身如”五字，与王维的生年颇具关联。“六身”一词，典出《左传·襄公三十年》，云：

晋焯夫人食舆人之城杞者。绛县人或年长矣，无子，而往与于食。有与疑年，使之年。曰：“臣小人也，不知纪年。臣生之岁，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于今，三之一也。”吏走问诸朝。师旷曰：“七十三年矣。”史赵曰：“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数也。”文士伯曰：“然则二万六千六百有六旬也。”[35](119)

师旷、史赵、文士伯三人的回答，虽然说法各一，但所指年岁则大体一致，即与“绛县人”所说“四百有四十五甲子”（七十四岁）是基本相同的。其中，师旷是明言“七十三年矣”；文士伯的“二万六千六百有六旬”，若以一年360天计，为七十四岁；而史赵所言“亥有二首六身，下如二身”，虽为王维化用为“年算六身如”，其实也是七十岁或七十余岁之意。正因为三人所言大体相同，故《左传·襄公三十年》之此载，即广为唐人于诗文中所采用，如初唐诗人李峤《为王及善请致仕表》一文，即为其例。是文有云：“臣及善言……二首六身，甲子催其岁月；百骸九核，寒温煎其骨髓。”（《全唐文》卷二四五）又其《神龙历序》有云：“亥有二首，方闻绛者之年，序临安宁，岁次强圉，皇帝抚天下之三载也。”（《全唐文》卷二四七）这两例中的“二首六身”、“亥有二首”，意皆相同，即所指均为七十岁之谓也。正因为是七十岁，即已到了唐律规定的致仕之龄（详上），故李峤乃为王及善代写了这篇“致仕表”。而此，则为唐代官吏“七十致仕”的又一显证。王维写《慕容承携素馔见过》时既已年近七十，以其卒年为上元元年推之，其生年为长寿二年，已殆无疑义。

所以，本文对于王维生、卒、享年的结论为：王维生于生于武则天长寿二年（公元693年），卒于唐肃宗上元元年（公元760年），享年六十八岁。

注释：
[1]关于王缙在王维卒后奉命编辑王维集之史况，宋蜀刻本《王摩诘文集》卷首附王缙《进王摩诘文集表》、唐代宗《银青光禄大夫尚书兵部侍郞兼御史大夫臣王缙表上答诏》二文乃有载，可参看。又，《全唐文》卷三七○著录王缙《进王维集表》，于“顿首谨言”后，有“宝应二年正月七日银青光禄大夫尚书兵部侍郞兼御史大夫臣缙表上”云云，表明王缙将编竣之王维集“随表奉进”朝廷者，乃在“宝应二年正月七日”，如此，则王维卒年是绝不可超出这一具体时间的。
[2]赵殿成《王右丞集笺注》附录四《右丞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1961年版。
[3]刘昫等《旧唐书》四十二《地理志一》，中华书局1975年版。
[4]李林甫等撰《唐六典》“尚书吏部”卷二，中华书局1992年版。
[5]若用“守”字关联，必须是职事官的品阶高于散官，对此，岑仲勉《依唐代官制说明张曲江集附录诰命的错误》一文已言之甚详，可参看，此不具引。岑文载《金石论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6]关于王维《谢弟缙新授左散骑常侍状》中所存在的问题，另可具体参见拙作《关于王维的三篇散文》一文，载《唐代诗文论集》，武汉大学出版社2017年7月出版。
[7]具体参见拙著《唐代诗文论集》之《王维的三篇散文》一文，武汉大学出版社2017年7月版。
[8]王维《责躬荐弟表》，《王摩诘文集》卷三，《宋蜀本唐人集丛刊》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影印。
[9]杜佑《通典》卷三十五《职官十七》，中华书局1988年版。
[10]李林甫等《唐六典》，中华书局1992年版。
[11]李邕《辞官归滑州表》，《李北海集》卷二，《四库唐人文集丛刊》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影印。
[12]关于李邕赴任滑州刺史与辞滑州刺史之始末，具体参见拙作《李邕及其散文考论》一文，载《唐代诗文论集》，武汉大学出版社2017年7月出版。
[13]唐代因特殊原因或提前或退后致仕者，均不在此列，具体参见拙著《王维新考论》第一章第四节，黄山书社2008年版。
[14]王维《春日上方即事》，《王摩诘文集》卷九，《宋蜀本唐人集丛刊》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影印
[15]范晔《后汉书》卷九十《礼仪志中》，岳麓书社1994年版。
[16]朱红林《汉代“七十赐杖”制度及相关问题考辨——张家山汉简<傅律>初探》，《东南文化》2006年4期。
[17]唐玄宗《老人赐几杖鸠杖敕》，《唐大诏令集》卷八十《养老》，中华书局1959年版。
[18]刘昫等《旧唐书》卷一四○下《文苑下·王维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19]王缙《进王维集表》，《全唐文》卷三七○，中华书局1983年影印本。
[20]刘昫等《旧唐书》卷十一《代宗本纪》，中华书局1975年版。
[21]以上关于钱谦益《钱注杜诗》等诸家之说，具体参见拙著《唐代诗文论集》之《关于杜甫的三篇散文》一文，武汉大学出版社2017年7月版。
[22]皇甫澈《四相诗并序》，计有功《唐诗纪事》卷四十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年版。
[23]王维《送邢桂州》，《王摩诘文集》卷九，《宋蜀本唐人集丛刊》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影印。
[24]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二一《唐纪三十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本。
[25]萧昕《夏日送桂州刺史邢中丞赴任序》，《全唐文》卷三五五，中华书局1983年影印本。
[26]王维《与魏居士书》，《王摩诘文集》卷二，《宋蜀本唐人集丛刊》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影印，第65页。
[27]郑玄笺、孔頴达等疏《毛诗正义》卷十二之一，上海古籍出版1997年影印本。
[28]张衡《东京赋》，《文选》卷三，中华书局1977年影印本。
[29]王维《敕赐百官樱桃》，《王摩诘文集》卷四，《宋蜀本唐人集丛刊》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影印。
[30]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一六《唐纪三十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本。
[31]具体参见拙著《王维新考论》第一章第四节，黄山书社2008年版。
[32]王维《哭祖六自虚》，《王摩诘文集》卷十，《宋蜀本唐人集丛刊》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影印。
[33]具体参见拙作（与人合作）《宋本王维集考述》一文，载《南都学坛》2017年5期。
[34]王维《慕容承携素馔见过》，《王摩诘文集》卷四，《宋蜀本唐人集丛刊》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影印。
[35]转引自赵殿成《王右丞集笺注》卷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61年版。

（本文原载《山西师大学报》201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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