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版《陶渊明集》《陶靖节先生诗注》递藏源流
在国家图书馆藏琳琅满目的古籍善本中，有两种引人注目的藏品：南宋刻递修本《陶渊明集》和宋汤汉注南宋刻本《陶靖节先生诗》。两书在现存各自的版本系统中，都是最早、最好的版本，具有极高的版本价值和资料价值，所以藏书家历来珍视两书的聚合。对于藏书史上这两种著名的宋刻陶集，人们往往津津乐道于藏书家周春购买汤注陶诗的曲折经历，以及黄丕烈“陶陶室”的典故，对两书的整个递藏源流，却提及不多。焦从海先生《陶陶室藏宋版陶集聚散流传考》（载《文献》1985年3期）介绍了这两部宋刻本在黄丕烈以后的收藏情况，但未提及黄丕烈以前两书的所属，而且焦从海先生对其所援引的资料出处并未详加说明。陈杏珍先生《宋刻陶渊明集两种》（载《文献》1987年4期）在着重考证版本的同时，简介了两书的递藏情况，但因这不是文章的重点，故陈先生只作简略陈述，并未涉及细节，也未列举相应的资料。本文拟就现有资料，向读者展现两书的尽量完整、详细的递藏线索和具体情形。
陶渊明（约365年—427年），又名潜，字元亮，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附近）人。陶渊明是晋宋之际的伟大诗人，被称为“隐逸诗人”之宗。他的诗风平淡自然，富有理趣，“质而实绮，癯而实腴”，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陶渊明集》十卷，晋陶潜撰，南宋刻递修本，二册。半叶十行十六字，白口，左右双边。版框高20.4，宽14.6厘米。卷首有汪骏昌跋。卷一后有墨笔题“正德巳卯仲冬廿日”一行，书末又题“陶陶室藏靖节集第一本”。书中盖有“文彭之印”、“文寿承氏”、“毛晋之印”、“汲古主人”、“黄丕烈”、“百宋一廛”、“士礼居”、“陶陶室”、“阆源父”、“杨绍和读过”、“宋存书室”、“海源阁”等印。《直斋书录解题》、《郡斋读书志》、元代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门均有著录。
《陶靖节先生诗》四卷，晋陶潜撰，宋汤汉等注，南宋刻本，二册，半叶7行15字，小字双行同，白口，左右双边。版框高19.3，宽13.6厘米。有清乾隆四十六年周春跋，乾隆五十二年顾自修跋，嘉庆十四年黄丕烈跋。书末有墨笔书“陶陶室藏靖节集第二本”。书中钤印很多，有“秀石”、“景仁”、“董宜阳”、“向禹揆印”、“周春”、“松霭藏书”、“黄丕烈”、“士礼居”、“陶南布衣”、“陶陶室”、“汪印士钟”、“阆源真赏”、“杨绍和读过”、“宋存书室”、“周暹”等印。此本《文献通考》经籍门著录，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未收。书首有宋淳祐元年（1241）汤汉序。据研究，汤汉字伯纪，饶州安仁人。《宋史》说汤汉做过真德秀的门客，曾官信州教授、国史实录院校勘等职。景定年以后，他曾到福建为官。本书刊刻的时间，应该在咸淳元年左右。国家图书馆著录为宋刻本。
据印章看，《陶渊明集》较早的收藏者是文征明的长子文彭（1498—1573）。文征明以书画著称于世，同时也是明中期小有名气的藏书家，在藏书方面，他的两个儿子文彭（字寿承）、文嘉（字休承）比他更胜一筹，《读书敏求记》称“墨林项氏（项元汴），每遇宋刻即邀文氏二承鉴别之，故藏书皆精妙绝伦。”《陶渊明集》钤有“文彭之印”、“文寿承氏”，此书应该曾经文彭之手。以后，《陶渊明集》成为毛氏汲古阁的插架之物，毛扆撰《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著录该书说：“宋版《陶渊明集》二本，与时本夐然不同。如《桃花园记》中‘闻之欣然规往’，今时本误作‘亲’，谬甚。《五柳先生赞》注云：一本有‘之妻’二字，按《列女传》是其妻之言也。他如此类甚多，不可枚举。即《四八目》注比时本多八十余字，而通本一作云云，比时本多千余字，真奇书也。签题系元人笔，不敢易去。”
（之后，还注明当时待售的价格是十六两。）这大概是对此书最早的研究和评价，以后不断被黄丕烈、汪骏昌、杨绍和引用或抄录。
乾隆五十六年（1791），此书被黄丕烈收藏，嘉庆八年（1803），黄丕烈《百宋一廛书录》著录《陶渊明集》曰：
《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云：“宋板《陶渊明集》二本，与时本夐然不同……”今余所得即此本也。每册皆以宋锦装面，卷端有“宋本”、“甲”、“毛晋之印”三图记，其为汲古阁物无疑
44 35938 44 16129 0 0 6497 0 0:00:05 0:00:02 0:00:03 6495书分十卷，卷末附《北齐杨仆射休之序》，录《本朝宋丞相私记》、《曾纮说》三通，《曾》云：“亲友范元羲寄示义阳太守公所开陶集，想见好古博雅之意，辙书以遗之。宣和六年七月中元临汉曾纮书刊。”盖此北宋曾氏刊本也。余又见有影写宋本但有杨之序录、宋之私记而曾说不传，可知此刊之秘矣。
嘉庆九年（1804），顾广圻将《陶集》撰入《百宋一廛赋》：“尔其陶诚夐世签题元笔规往之外几尘屡拂”，黄丕烈注曰：“《陶渊明集》十卷，每半叶十行，每行十六字，汲古阁珍藏秘本目云‘与世本夐然不同……签题系元人笔，不敢易去。’云云，即此本也。最后附《曾纮说》一首云：‘亲友范元羲寄示义阳太守公所开陶集’，末署宣和六年，是北宋椠矣。宋宣献言校书如拂几上尘，旋拂旋生，即此说中语也。”
该书又经汪士钟、汪骏昌之手，道光二十八年（1848），汪骏昌录毛扆《书目》语于卷首并跋曰“此宋版渊明集，汲古阁故物，其藏书目谓……盖所贵乎宋板者为其可以正时俗之谬误，而好古者得开卷之益也。因摘汲古书目中语录诸卷端，后之藏是集者庶几知其所以可宝欤。”两年后，山东聊城海源阁杨以增收得此书，1931年，书归周叔弢先生。
汤汉注《陶靖节先生诗》的经历以及陶陶的分分合合就显得更曲折，更具戏剧性了。该书较早的收藏者应该是明代嘉靖时期的董宜阳，书首尾皆有“董宜阳”印。董宜阳，字子元，自号紫冈山樵，明嘉靖时华亭人，上海诸生，工诗文，善书法，与何良俊、徐献忠、张之象俱以文章气节名，时称“四贤”。明末项禹揆也曾收藏此书。项禹揆，字子毗，秀水诸生，顺治时在南京遇难。项禹揆是大藏书家项元汴的后人，《藏书纪事诗》说“士礼居藏宋刻陶集，即其家本也”。以后，汤注陶诗曾归藏书家鲍廷博（字以文），但他不知道汤汉是什么人。
乾隆四十六年（1781）四月,他与吴骞（葵里）一起过访另一藏书家周春，提到此书，周听后连称好书，并问在哪里，鲍说已卖给张燕昌了，周即从张处借看。张显然也不知道此书的好处，但见书面用的是宋朝金粟山藏经笺（张著有《金粟笺考》，当然懂得它的价值），疑心可能是部好书，所以急于要回去，但周要他出让，张不肯，友人张载华从中调停，仍僵持不下。周春以书画、铜瓷端砚交换，张燕昌皆不答应。此时正值张燕昌需用古墨，周春遂用重达一斤的明朝叶玄卿的“梦笔生花”大墨与他交换。周春得了此书“不胜狂喜，手自补缀，亟命工重加装钉，分为两册，完好如新。”并把它和一部宋版礼书放在一起，将书斋命名为“礼陶斋”，非常珍爱，跋其书曰：“是书乃世间所稀有，宋刻之最精者也。流传日久，纸墨未渝。”又说：“此本大字端楷，作欧阳率更体，颇便老眼。且校雠亦鲜‘形夭’、‘庾钧’之讹。装竟复阅数过，诚可宝爱。”后来鲍廷博也意识到汤注陶诗的价值，多方觅购，乾隆五十一年（1786）始得一抄本，张燕昌便怂恿吴骞重行开雕，“共忏悔觌面失宋刻”。
周春为得书近于巧取豪夺，得到之后更是秘不示人，并打算以这部书殉葬。后来礼书先卖去，斋名改为“宝陶室”；最后于嘉庆十三年（1808）又将陶集卖去，斋名再改为“梦陶室”。有趣的是，当初周春以耍赖的手段得书（先把书压在手里再讲价），最终也因缺乏警惕的一句狂言而与书痛别，汤注《陶诗》落入苕估吴东白手中。“吴贾（吴东白）往购此书，怀数十番而去。周初不知，但与论直。周索卅二番云：身边立有，决少悔言。吴即如数与之，竟不能反。去书之日，泣下数行。”周春几易斋名，洒泪别书，他对陶诗的这片痴情，让黄丕烈也颇为动容。
黄荛圃原已购得《陶渊明集》，格外希望二陶集能够聚合，书从周家卖出后他就追踪购买，先出40两银子,没想到吴东白携书未至吴门即已售与硖石蒋梦华，后来黄丕烈又通过友人吴子修向蒋梦华借来，久经磋商，嘉庆十四年（1809）才以100两银子的价格买了下来，“银居太半，文玩副之”。他感慨说：“此余佞宋之心固结而不可解者，后人视之毋乃讪笑乎。”131211黄丕烈将汤注陶诗和他藏的宋本《陶渊明集》放在一起，葺“陶陶室”以贮之，《陶渊明集》卷末墨笔书：“陶陶室藏靖节集第一本”，汤汉注《陶靖节先生诗》卷末墨笔书：“陶陶室藏靖节集第二本”。此事成为藏书史上的一大故实。两年后，嘉庆十六年（1811）立冬日，黄丕烈随吴县潘榕皋游太平山观红叶，顺访香岩主人周锡瓒，又得南宋本施顾两家注《东坡和陶诗》，使之同处“陶陶室”，黄丕烈如此看重两陶集，除了二书均是珍贵宋版之外，还与他酷爱陶诗有关。场屋失意，终生不仕的经历，正与陶渊明有某些相似之处，与历代的很多知识分子一样，荛圃对陶渊明有着强烈的认同感。他的同年好友、儿女亲家王芑孙在为陶陶室作记时还将他与陶渊明作了比较：
今者托趣于陶陶，非独喜其宋本之不一而足也，盖荛圃宜为县而不为，略似陶公；其力耕校者，又大致仿佛，故因以自寓焉！然陶公处衰季，求官于贵族，濡足焉而后去之；荛圃遭逢盛际，以高才久次，随辈获选，不由求请，顾且洒然脱屣，归卧不出，斯其遇远胜陶公。又陶公读书不求甚解，荛圃则实事求是，搜亡剔隐，一言一句，鉴别古人所未到，时以笔诸书而广其副，佳惠方来。荛圃读书之专且博，亦非陶公所及也。
黄荛圃之后，两陶集均归汪士钟（阆源）艺芸书舍，《艺芸书舍宋元本书目》有著录。后来，山东聊城的杨以增（海源阁藏书的创始人）听到“陶陶”的故事，于道光二十九、三十年出任江南河道总督时，把两部陶集先后收到海源阁里，欣喜万分。多年以后，其子杨绍和仍对此感叹不已：
此宋板《陶渊明集》系汲古阁故物，……后与南宋椠汤东涧注陶靖节诗并为吴门黄荛圃所得，颜其室曰陶陶，而以施氏、顾氏注《东坡先生诗》之《和陶》二卷媵之，倩惕甫王先生（王芑孙）为之记，盖皆世间绝无之秘笈也。汤注本，先公于道光己酉获之袁江，又明年，此本及东坡和陶复来归予斋，距荛圃之藏已花甲一周，不知几经转徙，乃聚而之散，散而之聚。若有数存乎其间者，果天生神物终当合耶？昔子晋（毛晋）藏《东坡书》、《渊明集》，斧季（毛扆）诧为隋珠赵璧，似此岂多让哉！我子孙永宝用之。（先公）向闻黄荛圃陶陶故事，心艳羡之，而不可得也。自道光己酉、庚戌来帅南河，访之吴门，于是两陶集先后收弆之。不胜狂喜，以为合璧重光，莫是过也。
遗憾的是，身后事难料。约八十年后，海源阁第四代主人杨敬夫将其宋元秘本捆载至天津出售，从此，海源阁藏书星散人间。幸运的是，“陶陶”为爱书如护头目的藏书家周叔弢先生所得。
1931年，周叔弢先生先买到《陶渊明集》，而“汤注陶诗”被北京藻玉堂书商王子霖（王雨）买去，他知道周先生历来不愿好书失群，所以居奇抬价，丝毫不让，磋商很长时间，1933年4月，“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周叔弢先生还是以4000元的高价将书买回，使“陶陶”分而复合，安然为自庄严堪所收藏。不但如此，弢翁还因为当年黄丕烈曾把宋刻施注《苏东坡集》中《和陶诗》二卷，放在陶陶室内，所以又向杨敬夫买下这两卷《和陶诗》，使它珠联璧合，恢复陶陶室的旧貌。
黄丕烈、周叔弢不惜高价以保全“陶陶”，苏州悬桥巷黄丕烈筑专室藏书，周春为得此书不惜耍赖；杨以增父子以之为“天生神物”，希望“子孙永宝用之”；毛扆的啧啧称奇，周春“礼陶斋”中的“不胜狂喜”，“梦陶室”里的扼腕痛惜；顾用修感慨“先生（周春）嗜书之笃，赏鉴之精，而吴鲍张三君子之好事，亦流俗中所罕觏”，……所有这些，无一不显示出“陶陶”的珍贵价值。几百年来，“陶陶”就象一对熠熠生辉的明珠，牵动了多少藏书家的心，寄托了无数的喜怒哀乐。薄薄四册书，凝结了多少藏书大家的心血。“陶陶”的价值，早已不是用金钱可以衡量的了。无数藏书者梦寐以求之，无非希望据为私有，传之子孙，但胸怀广大，关心古籍命运重于个人得失的周叔弢先生从历代私家藏书聚散无常、甚至顷刻化为乌有的教训中，意识到只有由国家政府统一管理、珍藏，古籍善本才能得到妥善保管，传之久远。1942年，周叔弢先生估计当时的形势，认为再收善本书恐怕不易，开始计划将所藏古籍善本捐赠国立图书馆，他在手定的书目上写下几句留给子孙的话：
生计日艰，书价益贵，著录善本或止于斯矣。此编固不足与海内藏相抗衡，然数十年精力所聚，实天下公物，不欲吾子孙私守之。四海澄清，宇内无事，应举赠国立图书馆，公之世人，是为善继吾志。倘困于衣食，不得不用以易米，则取平值也可。勿售之私家，至作云烟之散，庶不负此书耳。
1952年，周叔弢先生将他藏书中的最精品——宋元明刻抄校本书，共计715种，26712册，全数捐给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其中就包括了著名的“陶陶”和两卷施注《东坡和陶诗》。当时的中央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同志满腔热情地对他说：“您把最心爱的‘两陶’集都献了出来，真是毫无保留，难得！难得！”周叔弢先生选择北京图书馆作为捐书的所在，是经过审慎考虑的，他对儿子周珏良说：“捐书如嫁女儿，要找个好婆家，北京图书馆善本书部由赵万里先生主持，他是真懂书爱书的，手下又有他培养出来的如冀淑英同志等，书捐到那里可谓得所，我是放心的。”
竭尽多半生精力搜求古籍善本的周叔弢先生，他的藏书都是经过严格的“五好”标准挑选出来的，悬格极高，可以说他对每一册书都意笃情深。1942年因家用不足，忍痛割爱明版书一百数十种，“去书之日，心中依依，不胜挥泪宫娥之感”。但他最终却能毫无保留，慨然赠书给国家，尤显其难能可贵的精神。现在，周先生等藏书家捐赠的古籍善本，与馆藏的其他善本书一样，都安居在国家图书馆的恒温恒湿的善本书库里，在周密的安全保卫措施和科学严格的管理制度下，具有古籍专业知识和丰富经验的工作人员对善本书进行保护、修复、研究整理、出版、为科研读者提供必要的阅览服务，古老的中华民族文化宝藏正焕发出新的青春。当年为收书、藏书、护书倾尽心力的藏书家们若地下有知，也该含笑九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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