域外汉籍中的中国文化

中华典籍可谓汗牛充栋，但收藏是个大问题。自秦以后，国家或私人的藏书机构几乎代有所建，却要经受兵燹、火灾、禁书、焚书等天灾人祸的种种“书厄”洗礼，致使不少典籍亡佚。于是一些具有远见卓识的人们挖空心思像埋藏珍宝一样把典籍藏在影壁里、墓穴中或洞窟内，简直伤透了脑筋。当然，历代皇帝也不都像秦始皇那样对百家典籍心存偏见，必付之一炬而后快，每当太平盛世，则常有征书、藏书之类的善举。再者，随着印刷技术的发展，痴迷经典的人们也在锲而不舍地传抄和刊刻。从而，使大量书籍还是留存下来。除此之外，中华文化的传承还有一个特殊领域值得关注，就是域外汉籍。

中华典籍向域外流播的途径五花八门。有时，中国以泱泱大国的文化中心地位向周边属国、邻国赐书、赠书；有时，外来使者或文人来华求书、购书；也有些披着“文化商人”外衣者连偷带捎把中国典籍作为猎物偷运到海外。不幸之幸的是，在那些远邦异国往往倒有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常常能够留存一些中土绝迹的佚书。清代著名藏书家鲍廷博在编辑《知不足斋丛书》时，就收集了不少来自日本而在中国亡佚的儒家经典。近代以后从域外收集的戏曲小说佚书更是不胜枚举。1920年，叶恭绰在伦敦一个小古玩肆中购得《永乐大典戏文三种》，使人们得以一睹早期南戏真面；1947年，王古鲁等自日本内阁文库抉剔爬梳，把多被清代列为禁书的“三言”“二拍”收集齐全；上个世纪末，旅法学者陈庆浩又在韩国奎章阁发现了《型世言》足本，填补了古代白话小说史上的一个空白。这类不时涌现的新收获，不断激起人们的海外淘金热情，书海拾贝，求诸异邦，每有所得，倍加珍惜。

域外汉籍还包括外国人用汉语写的作品，当数朝鲜最为丰富。中朝两国领土相连，关系密切，来华使节不绝于途，其中多有醉心中华文化的饱学之士。而且他们勤学好问，除了大量购书之外，还用汉字写了大量的访华记录，总称《燕行录》，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外国文人记录中国的超大型文库。近来，随着一部部书稿的整理问世，不断给人们带来意外惊喜。刘顺利先生整理的《蓟山纪程》中，海东文人李海应记他自朝入境行至沈阳时，竟与参与续写《红楼梦》的程伟元邂逅并有诗歌唱和，引起当代红学家们的极大兴趣。

笔者最近研读高丽时代著名文人李齐贤的诗稿时，发现他在大都与元代著名文人赵孟兆页、张养浩、元明善等人的多首唱和诗，虽未记下交游细节，但中外文人蔼然相对的情景如在眼前。更令我关注的是那些与天津相关的记载。不止一部作品写到了“蓟州烟树”的美景：“北望蓟州，白塔挺立于烟柳间。”“自此南望，树木浩渺，烟雾集翠。上下百余里之间，天与野一色相接。林树村闾，浑入烟波中。望之若岛屿出没，无数帆樯往来其间。”真不愧为“皇都八景”之一啊！顺利先生导读的《王朝间的对话》，详记了朝鲜引领使金允植1881年率领一个庞大代表团来天津，与李鸿章等会谈“洋务”的经过，其政经、历史价值自不待说，更吸引天津老乡眼球的是书中所记当年海光寺的建筑与佛像、紫竹林的外国馆驿、严复主持的洋文考试、天津的年俗与风尚以及他们白昼被抢的遭遇等等有关地貌民风的内容，因为它们丰富了津沽文化的宝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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