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慎《全蜀艺文志》版本及流传考略

杨慎（1488－1559），字用修，号升庵，四川新都人，曾状元及第，明代大文学家。《全蜀艺文志》是杨慎于流放途中返蜀时，受时任四川巡抚刘大谟所邀编纂《四川总志》的一部分，后单独刊印成册。《全蜀艺文志》刊行前，四川已有一部影响较大、由宋人袁说友编纂的地方艺文集成———《成都文类》。然而正如清人朱彝尊所言：“杨文宪公慎《全蜀艺文志》所由本也，自杨氏《志》行，而袁氏之《文类》束之高阁矣。”又据李元度《天岳山馆文钞》：“艺文若专录篇章，则自杨慎《全蜀艺文志》始也。”可见，杨慎的《全蜀艺文志》影响更大。《四库全书·全蜀艺文志·提要》载：“博采汉魏以降诗文之有关于蜀者，汇为此书，包括网罗，极为赅洽。所载如宋罗泌《姓氏谱》、元费著《古器谱》诸书，多不传于今；又如李商隐《重阳亭铭》为《文苑英华》所不录，其本集亦失载，徐炯、徐树糓笺注《义山文集》即据此书以补入。如斯之类，皆足以资考核。”由此可知，此书亦对巴蜀文化的传承有着重要意义。

一、《全蜀艺文志》刻、抄本情况

《全蜀艺文志》是一部有关四川的诗文总集。自嘉靖二十年（1541年）成书后，在四川被多次校订、刊刻，同时亦被其他地区的一些文人所传抄，因此，流传版本较多，现今能明确的就有刻本八种、抄本三种。

（一）嘉靖二十年刻本（已佚）

杨慎在此版序中说：“开局于静居寺，宋、方二公祠，始事以八月乙卯日，竣事以九月甲申，自角匝轸，二十八日以毕……乃嘱乡进士刘大昌、周逊校正，而付之梓人。”12据考证，《全蜀艺文志》乃刘大谟主编《四川总志》的一部分，而《四川总志》最早刊行于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因此，若真如杨序中所说此集成后“嘱乡进士刘大昌、周逊校正，而付之梓人”，那么，此版极有可能是最早刊行的单行本，可惜它现已失传，学界也普遍对其真实性持存疑态度。然而，明代何宇度撰《益部谈资》时称：“（艺文志）惜太繁，刻在藩司，已不存。”按《全蜀艺文志》曾于1545年刻于《四川总志》后，可知它仍然留存，何氏所说“不存”，当指最初杨慎交由乡人所刻单行本不存，后吴之皞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修《四川总志》时也曾说：“……独艺文出升庵手选网罗，金石鼎彝、秦汉之文几尽，竟可单传。”由此可见，此单行本确实存在过，可以被视作《全蜀艺文志》的最早刊刻本。

（二）嘉靖二十四年刻本

此刻本并非单行本，而是附着在《嘉靖二十年·四川总志》后的，是目前所存最早的《全蜀艺文志》刻本，共六十四卷，正文十三行二十六字。版心刻有“全蜀艺文志”，并标明了卷数、页码。此版杨序刻于刘大谟、谢瑜分别所作《重修四川总志序》、《重修四川总志》后；其后又接王元正所撰《全蜀人物志序》；正文列于十六卷《四川总志》后；正文后又有谢瑜所作《重修四川总志后序》，考之与前序相同，其后还有崔廷槐、周复俊分别所作《四川总志后序》。笔者所见为《北京图书馆珍本丛刊》收录版，此版《全蜀艺文志》后有手书“此书从赵君斐云假得略校二卷无瑕遂反也”、“壬午中秋之夜江安傅增湘藏”等字，并留有印章。可见，此为赵斐云家藏本。傅增湘在《藏园群书经眼录》中对是版则有如此说明：“《全蜀艺文志》六十四卷，明杨慎辑。明嘉靖刊本，十三行二十六字，白口，四周双阑。”此版其他藏家也有著录，如清人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称：“《全蜀艺文志》六十四卷，嘉靖刊本，汪季青家藏本。”并云此书上有“屐砚斋图书印、摛藻堂藏书印、古香楼休宁汪季青家藏书籍诸印”。不过，此书却题作者为周复俊，而仅说杨慎作序。

（三）万历四十七年刻本

此刻本也非单行本，而是附于吴之皞、杜应芳所修《四川总志》后，共六十四卷，正文九行二十字。白口，单黑鱼尾，四周单边，框高24.7cm，宽15.7cm。版心下镌刻工名：“光”、“生”、“见”、“富”等。

按吴序：“予亟谋重梓，赖督学杜君，雅与同嗜，搜购古本，得二、三残牍凑之。幸断圭复完，恨原日笔讹刀误，殊多鲁鱼，况岁久漫涣，难以竟读。遂檄诸帐下士拣其品识超韵者，司编校焉。”按杜序：“中丞饶公、直指吴公，慨然兴文，旁求旧本，得什之七八，乃应芳遍构，复得二、三 …… 亟刻《艺文》。”由此可见，此版为吴、杜二人搜罗旧版（当为嘉靖间刻本）再校刻而成，且校刻得非常谨慎，清黄廷桂修《四川通志》时曾说：“杜公应芳，复搜获于灭末之余，只字吉光，不敢妄臆增损。”又据杜序：“二、三子殚厥校雠，良工心苦，已贾余勇，大肆搜罗。”可见吴杜二人确实在此版校刻上颇为用心。刘琳、王晓波在重新点校《全蜀艺文志》时则对此刻本作了较为客观的评价：“对嘉靖本略有校正，但也增加了一些新的讹误。”此外，杜应芳在修此本时“更出心裁，补续新艺（文）若干卷，俾成全书”，即为杜本《补续全蜀艺文志》五十六卷。

（四）嘉庆二年朱遐塘刻本

此刻本为现存最早的单行本，六十四卷，正文九行二十四字。白口，单黑鱼尾，四周双边，十六册本。首页分别题有“杨升庵先生原本”、“嘉庆二年重镌”字样，每页左下角有“读月草堂”字样。正文前有杨慎原序，俞廷举嘉庆元年（1796年）序，并附有“杨升庵先生原本”、“江陵朱云焕遐塘”、“温江张鹏翼培南校”等字样。

此版俞廷举作序于锦城修竹轩，序云此书淹没已久，朱氏购得抄本（万历间刻本），详加校刻，越三寒暑乃成。又参见其后谭言霭所跋云，朱氏久任潜溪书院院长，该书院正位于宋、方二公祠旧址，即杨氏修《全蜀艺文志》旧址，因此有感而重修此书。清人丁仁《八千卷楼书目》对此版有所著录：“《全蜀艺文志》六十四卷，明周复俊编，明刊本，江陵朱氏刊本。”

（五）嘉庆二十二年张汝杰刻本

该刻本共六十四卷，正文九行二十四字。小字双行，白口，单黑鱼尾，四周双边，眉上镌评，框高13.4cm，宽8.2cm。它又分十二册本、十四册本、十六册本、二十册本和二十四册本。下书口镌“读月草堂”字样，内封镌“杨升庵先生原本”、“江陵朱遐塘先生校正”、“安岳谭静山太史重订”、“嘉庆丁丑重镌”、“犍为张氏小书楼藏板”等字样。

笔者所见为四川省图书馆馆藏十二册本，首页题有“张氏藏书”印章。此本缺杨序1、2页，后抄补上，然多有错字。其后分列俞序、谭跋。同馆所藏十六册本则无“犍为张氏小书楼藏板”字样及印章，并缺杨辅《古书岩留题》一文后半部分及单夔《州学留题》、李埴《卧龙行纪》、黄人杰《卧龙纪行》等数篇行纪。此版每卷前皆有目录，正文前则有“安岳谭言霭静山重校”、“乐山张汝杰樗山重刊”、“犍为张汝照校”等字样。笔者所见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所藏二十四册本，钤有“犍为张氏小书楼珍藏书籍字画印记”印章；所见暨南大学图书馆所藏十六册本，钤“姑苏”、“原版”字样，或为抄刻地，卷端又镌“乐山张汝杰樗山重刊”。

谭言霭在《重校全蜀艺文志跋》中说，此版为嘉庆十二年（1807年）绵竹唐张友、犍为张汝杰、金堂陈一津、达纪等人发起，购买朱氏原版，重加校刻而成。而清人王培荀《听雨楼随笔》亦有此记载：“犍为有张汝杰……购藏朱霞堂所刊《全蜀艺文志》板片。”此版按谭氏所说：“中如《破吐蕃露布》，实王应麟所拟，误题韦皋；陆游《牡丹谱》，本集实三篇，然两篇误合为一。此类则证据之可寻，有待校正。”可见，其刊校皆有据可寻。又按谭氏《又跋》中所说：“此书丁卯七月所校，粗得崖略，未即刊正印行。……辛未季秋言霭又记。”知其刊行于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对此版有所著录：“明周复俊编，嘉庆丁丑谭言霭刊小字本。”

（六）光绪十五年邹兰生刻本

该刻本共六十四卷，正文十一行二十四字。白口，单黑鱼尾，四周双边，版心上镌书名，下镌卷次，版框高17.3cm，宽12.4cm。它又分十二册本和十六册本。内封有“光绪己丑刊于余山房”等字，正文之前有“明新都杨升庵辑，安岳邹兰生梦馨氏校”等字。

此本邹序列于“全蜀艺文志总目”之前，其序曰：“先大夫濯亭公连平州牧任所，每喜闻乡先达轶事，趋庭时授以是书，乃嘉庆间朱氏重刻本，间有伪误，为之口讲指画订正者，百数十余条，尔来二十余年矣。意欲物色善本，参互改订，而卒不可得。继闻嘉定间有原板尚存，辗转访求得之，则已残缺不完。”“此书谨据朱刻为稿本”，由此可见，此版即为邹氏据朱氏刻本重校而成的。而邹氏在校刻过程中极为细致谨慎：“丁亥岁，长夏无事，读书余暇，追维往训，笔之于书又证之方志，改之本集，要使一字一句悉有援据。其单辞只句，散见他说者，亦必精校细勘，勿使伪谬，思其误而不得，则任阙如盖，其慎也。”因此，此本当优于前面几个版本。此外，邹序中还谈到重校刊刻的原因：“非特表升庵先生之遗书，亦以完朱氏未竟之志也。”而序后又有“光绪十有七年岁在重光单阙病月安岳邹兰生序”等字样，所以，此版又被称作“光绪十七年版”。

（七）光绪三十一年邹兰生刻本

该刻本共六十四卷，正文十一行二十四字，十二册本。此本与光绪十五年（1889年）间刻本基本相同，按此本序中所说，其实为“落难之时，借刻书而陈己志”，并附有邹氏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后，数年间所受冤落职之事，而序后也题有“光绪三十有一年岁在□蒙大荒落，安岳邹兰生序”等字。此外，序中又有“为是广征群集，求证原书，始刻校论精详，用成升庵先生完善”等话语，可见，确实是在十五年版基础上重新订正过的。然而，笔者考之二版，所异之处甚少，校正讹误处仍多，因此其所说“校论精详”之语尚有待商榷。

（八）民国三年昌福公司铅印本

该铅印本共六十四卷，正文十一行二十八字，二十册本。笔者所见为四川省图书馆藏版，原为绵阳图书馆藏本，封面有“绵阳图书馆章”。每页左下角有“蜀藏之一”字样，右下角有“昌福排版”字样。此本内封面题“全蜀艺文志”，内有“中华民国三年成都昌福公司铅印”字样。正文前有“杨升庵先生原本”、“江陵朱云焕遐塘”、“温江张鹏翼培南校”等字样，可见，此版底本仍为朱氏刻本。而按刘琳、王晓波先生点校《全蜀艺文志》时所说，此本“错字亦多，殊无足取”，可知该版劣于邹氏版。

（九）两淮马裕家进呈本（抄本）

该抄本又名“四库本”。《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称：“菡芬楼旧钞本，乃四库底本。”按刘琳、王晓波先生点校《全蜀艺文志》时所说：“清乾隆中修《四库全书》……以‘两淮马裕家本’作为底本收入《四库全书》。这个本子实际上是嘉靖刻本的一个传抄本。”查看现存《四库采进书目》中所收书目，并无两淮马裕家进呈的本子，也没有《全蜀艺文志》一书，其原因可能在于马裕是分前后两次进呈藏书的，《四库采进书目》中所记仅为第一次所呈书目，而包括《全蜀艺文志》在内的第二次所呈藏书并未被记录下来。按《扬州画舫录》载：“（马裕）恭进藏书，可备采择者七百七十六种。”而《四库采进书目》中仅录六百八十五种，另外九十一种未被录入，而《全蜀艺文志》应该就是其中之一。马裕在进呈藏书时，乾隆曾说：“俟将来办竣后，仍给还各本家自行收藏。”然而，《四库全书》成书后，原书并未返还各藏书家，而马裕这个嘉靖间的抄本也不知所踪。现存“四库本”经四库馆臣删改后，已面目全非。不过，正因为收录于《四库全书》，此本也成为现今最易得的版本之一。

（十）结一庐旧钞本（抄本）

朱学勤在《结一庐书目》中曰：“《全蜀艺文志》六十四卷，明周复俊编，计十六本，旧钞本。”（十一）台藏蓝格旧钞本（抄本）此抄本共十行二十字，双栏，白口，单黑魚尾，编者题周复俊。此本现存台湾地区国家图书馆。是本上有“王氏二十八宿研／斋祕笈之印”朱文长方印、“恭／绰”朱文方印、“遐庵／经眼”白文方印、“玉父”白文长方印等。

二、《全蜀艺文志》收藏、著录及流传情况

《全蜀艺文志》自成书后，或因作者杨慎的名气，或因《四库全书·蜀中广记·提要》中所说的“谈蜀中掌故者，终以《全蜀艺文志》及是书为取材之渊薮也”等缘故，而被历来的藏书家及目录学家所重视。因此，是书被广泛收藏、著录，流传甚广。

（一）藏书家收藏著录情况

《全蜀艺文志》被历代收藏家收藏、著录的情况如下所示：
1.汪曾唯辑《振绮堂书目》：“《全蜀艺文志》并续编四十册。《志》，六十四卷，明杨慎编。”（浙江杭州）
2．钱曾《钱遵王述古堂藏书目录》：“《全蜀艺文志》五十卷，十本。”（浙江杭州）
3．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全蜀艺文志》六十四卷，嘉靖刊本，汪季青家藏本。”（浙江杭州）
4．丁仁《八千卷楼书目》：“《全蜀艺文志》六十四卷，明周复俊编，明刊本，江陵朱氏刊本。”（浙江杭州）
5．范邦甸《天一阁书目》：“重修《四川总志》六十四卷刊本，明嘉靖二十年王元正重编，刘大谟、谢瑜、周复俊均有序。”（浙江宁波）
6．缪荃孙、吴昌 绶、董康等撰 《嘉 业 堂 藏 书志》：“《全蜀艺文志》六十四卷，明万历刻本。”（浙江湖州）
7．徐干学《传是楼书目》：“《全蜀艺文志》六十四卷，明杨慎，二十本。”（江苏昆山）
8．钱谦益《绛云楼书目》：“蜀艺文志。”（江苏常熟）
9．黄虞稷《千顷堂书目》：“杨慎《全蜀艺文志》六十四卷。”（江苏南京）
10．［明］徐火勃《徐氏家藏书目》（又称《红雨楼书目》）：“《全蜀艺文志》六十四卷，杨慎。”（福建福州）
11．［明］朱睦□《万卷堂书目》：“《全蜀艺文》六十四卷，杨慎。”（河南开封）

（二）其他学者的著录情况

其他学者对《全蜀艺文志》的著录情况见如下所示：

1．万斯同《明史》：“杨慎《全蜀艺文志》六十四卷。”
2．张廷玉《明史》：“杨慎《全蜀艺文志》六十四卷。”
3．嵇璜等编《钦定续文献通考》：“周复俊《全蜀艺文志》六十四卷。”
4．嵇璜等编《钦定续通志》：“《全蜀艺文志》六十四卷，明周复俊编。”
5．王太岳《四库全书考证》：“《全蜀艺文志》明周复俊撰”，共有考证三十六条。
6．邵懿辰《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嘉庆丁丑谭言霭刊小字本。”
7．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全蜀艺文志》六十四卷，明杨慎辑。明嘉靖刊本，十三行二十六字，白口，四周双阑。”

（三）部分省市及高校图书馆收藏情况

我国部分省市及高校图书馆收藏《全蜀艺文志》的刻本情况如下：
1．嘉庆二年（1797年）朱遐塘刻本：四川大学图书馆、四川师范大学图书馆。
2．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张汝杰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四川省图书馆、湖南图书馆（2种）、南京图书馆（3种）、北京大学图书馆（2种）、清华大学图书馆、四川大学图书馆（2种）、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厦门大学图书馆、暨南大学图书馆、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吉林大学图书馆（2种）、南京大学图书馆（2种）、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辽宁大学图书馆、郑州大学图书馆、山东大学图书馆、陕西师范大学图书馆。
3．光绪十五年（1889年）邹兰生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4种）、上海图书馆、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2种）、湖南图书馆（2种）、山西省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4种）、复旦大学图书馆、郑州大学图书馆、中山大学图书馆、山东大学图书馆。
4．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邹兰生刻本：四川省图书馆、四川大学图书馆、南开大学图书馆。
5．民国三年（1914年）昌福公司铅印本：上海图书馆、四川省图书馆、西南大学图书馆、广西壮族自治区图书馆、四川大学图书馆（2种）、四川师范大学图书馆、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郑州大学图书馆（2种）、苏州大学图书馆。

三、《全蜀艺文志》版本流传的几点结论

通过对《全蜀艺文志》抄刻版本、著录及流传情况的系统考察，我们得出以下几点结论：首先，《全蜀艺文志》自嘉靖二十年（1541年）被刊刻后，在明代两易其稿，但均附于《四川总志》后。明代现存的两个版本，除刊印板式有异外，其他内容基本相同，这可能与其均为官方刊刻、较为尊重作者原稿有关。该书流传至清代后，虽被多次翻刻，但多为藏书家的个人行为。这些藏书家包括朱云焕、张汝杰、邹兰生等，均为当时有学识的文士，且在蜀多年，情感深厚，自然对每次修订甚为严苛，力求减少纰漏，以达到弘扬蜀中文化之目的。此外，就其抄本的情况来看，现仅存３种，大陆地区有2种。这与其刻本相比，数量较少，但这并不能说明《全蜀艺文志》在流传过程中传抄不广，只是说抄本总量较少，受清末长期战乱的影响而多有散佚。

其次，从历代藏书家收录《全蜀艺文志》的情况来看，大多保存的是刊刻本，而抄写本流传下来的较少。同时，就收藏地来看，主要集中在东部浙江、江苏两地，究其原因，可能是明清两代，江浙一带藏书家众多，因而收藏亦较多。据郑衡泌《中国历代藏书家籍贯属地的地理分布和变迁》一文统计，明、清两朝，江苏、浙江的藏书家分别有324人和795人，约占当时全国总数的70.9%和65.92%，而四川则分别仅有4人和5人。又考《中国藏书家史》、《中国历代藏书家词典》、《历代藏书家词典》等著作中所载明、清两代藏书家的情况，亦大致如此。由此可见，《全蜀艺文志》在明、清两代多见于江浙的藏书家亦属合理。然而，这并不是说包括蜀地在内的其他地区没有《全蜀艺文志》流传。以蜀地为例，清代《全蜀艺文志》几次均在此刊刻，而是书又记蜀中诗文，因此它不可能未在蜀中流传。也许只是由于清代、民国年间，蜀中目录学家较少，故少有著录；或是曾有著录，但著录书籍已经亡佚。

再次，从现今各省市及高校图书馆对《全蜀艺文志》的收藏情况来看，江浙等地虽仍收藏有较多版本的《全蜀艺文志》，但主要集中在上海一地。清代的主要收藏地———苏州，仅苏州大学图书馆存有一套民国三年（1914年）的铅印本，该地藏书家所存刻本可能已外流他地。北京地区则存有较多的版本，这与此地高校众多及重视古籍收藏的文化传统有很大关系。而四川作为清代《全蜀艺文志》单行本的校勘、刻印发源地，仍有多种版本流传，主要集中在成都市内的三大图书馆———四川大学图书馆、四川省图书馆和四川师范大学图书馆。除这三个主要收藏地外，其他省市虽也有收录，但较为零散稀少，如重庆也仅西南大学图书馆一处存有一套民国三年（1914年）的铅印本。最后，从单行本的流传情况来看，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张汝杰刻本流传最广，其次为光绪十五年（1889年）邹兰生刻本和民国三年（1914年）昌福公司铅印本，而嘉庆二年（1797年）朱遐塘刻本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邹兰生刻本则流传较少，甚至嘉庆二年（1797年）朱遐塘刻本仅保存在四川省图书馆，因此显得弥足珍贵。然而，从清代历次刊刻所作序跋来看，朱氏刊本是以明代万历年间刻本为底本修订刊刻的，而张氏、邹氏刻本，则均以朱氏本为底本校勘，民国年间的铅印本，经考证底本也是朱氏本。由此可见，朱氏本自刊刻后一度流传颇广，可能是因为张、邹二人所刊本是在朱氏本的基础上经过再次校勘，减少了讹误，因此更受推崇的缘故。至于民国年间的铅印本，笔者则认为可能是由于公司化经营，铅印成本低，因而发行量较大，且距今时间近，因而保存下来的也多。

综上，《全蜀艺文志》自刊行后曾流传八种刻本，现存七种；三种抄本，大陆地区现仅存两种。在这些版本中，最早刊刻本当为嘉靖二十年（1541年）杨氏嘱乡人刊刻本；最优者当为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邹氏刻本，最劣者当为“四库本”。从其流传情况来看，清代、民国时期以江浙一带为盛，现今则呈现北京、成都、上海三地并举的局面。其流传版本，则以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张汝杰刻本最广，嘉庆二年（1797年）朱遐塘刻本最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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