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书如命的顾廷龙
学者自立于天地间，以有涯之生，获千古景仰者，咸在道德文章二事。前辈顾廷龙先生，勤慎忠实，博通经史，护书如命，毕生奉献图书馆事业，兼有两美而无遗憾矣。
犹忆两年前，二〇一四年十一月十一日下午，我应邀赴上海图书馆，参加顾廷龙诞辰一百一十周年纪念会。坐在我前排右边，有一位白髮老人，名叫李文。作为职工代表，她谈起一件感人往事：
“师母潘承圭出身苏州名门，原为上海合众图书馆职员。一九五七年一月十一日，她因健康原因，写了退职信：我在职休养，已经一年多了，但是健康还没有完全恢复，恐怕一年内难能销假。而我思想上感到拿了工资不工作，终觉不安。因此，请求退职，以便从容休养，即希照准为荷。
“合众图书馆于一九五三年捐献国家，两年后，改名为上海市历史文献图书馆，顾廷龙任馆长。听说师母要退职，大伙儿一起劝说：每个人都可能生病。师母生病会好吗？如果不好，还有病假工资。退职后，既没有劳保，也没有医疗，病假工资也拿不到，靠您一人工资维持生活，还要给师母看病，负担很重！顾老却坚持说：这是师母的意思。最终，还是办理了退职手续。
上海私立合众图书馆旧址
“这件事，现在来讲不可理解，当时我们也是接受不了。从这些点滴往事，可以看出顾老与师母的为人。”
一贯重视古籍修复
李文发言后，我弯腰走到她身旁坐下，急切地问：“李老师，您认识我祖父吗？”“你祖父叫什么名字？”“何长生。”话音刚落，她用双手一把抓住我的左臂，“不容易啊！”她眼圈红了，泪光闪烁：“他有你这么大的孙女！你见过祖父吗？”我克制住感情：“没见过。我们会后再谈。”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十一日傍晚，李文在顾廷龙纪念馆（原合众图书馆旧址）。何雁摄
李文年已八旬，有山东人的豪爽。次日早晨，我如约来到李文家，听她讲述往事：“一九五五年初，我从鸿英图书馆调往历史文献图书馆，住在顾老隔壁小房间。顾老房间有一张圆桌，到了饭点我就过去，陪着顾老与师母，一边吃一边聊，心中有家的感觉。
“我年纪小，偶尔还会跑到外面解馋。顾老却很容易满足，无论食堂烧什么都不会挑剔，饭后不忘把桌上米粒捡起来吃掉。只有儿子诵芬从外地回来，老两口才会改善一下伙食。刚到图书馆时，我在夜校读书。顾老为我开起小灶，每周讲授两次《孟子》。一时兴起，他会摇头晃脑地吟唱起来。后来，他让我整理张元济、陈叔通信札，教我辨认作者签名的细微变化，以此推断大致年代，使我受益匪浅。
一九五六年，左起：李文、潘承圭、陈洁芳，在上海市历史文献图书馆门前合影
“一九五六年四月，馆里来了一位老先生。我一看，呵，这老爷子身材高大，面容清秀，双眼有神，鼻樑挺直，长得好神气！让人眼前一亮。再看这老爷子真清爽，穿着白色中式上衣，脚上是黑色圆口布鞋，手里拎着一隻小藤箱，还有一个铺盖卷。他就是你祖父何长生。顾老请他到馆里从事古籍修复，有国家正式编制，户口也从杭州迁入上海。”
对于古籍修复，顾廷龙一贯十分重视。版本目录学家潘景郑曾谓：“装潢之业，文化辅车，千百年来，相依相存，不可偏废。举凡图书文物，深赖装潢以维护之。”
在《创办合众图书馆意见书》中，顾廷龙对古籍装订模仿西方做套，以便陈列插架的做法，提出六大弊则，他建议“排列架上，不妨用旧式卧置之法，有布套或夹板者仍之，每一种夹一书籤，借时调取亦甚方便。”合众创办人叶景葵也认为，“中国书宜平放，北平图书馆善本书亦平放。”
即使在一些细节上，顾廷龙也十分注意。比如，古籍部书库出纳台为读者提书时，要求书口朝内，书背朝外，防止书页因空气流通而翻动起来。
“当时，我是办公室秘书兼人事，所有手续都是我跑上海文化局办理。你祖父的工作室，台子真够大！老爷子修书真是精致。纸张有许多种，我看上去都差不多。老爷子平时话不多，待人很客气。吃饭时，他喜欢喝黄酒，就点花生米之类。大伙儿知道他胃不好，劝他少喝。不久，他生病了，查出来是胃癌晚期。
顾廷龙信札，上海市历史文献图书馆期间
“一个弟子也没来得及带，很可惜。顾老真心疼！你祖父决定回杭州。按规定，医药费每月报销一次。馆里批了以后，我再去文化局报销。你祖父住院，经常报销医药费，馆里就先预支。病逝后，你祖母在一名女眷陪伴下，来到馆里。顾老接见了她们。”
“李老师，您辛苦了！”我感动地说：“祖父入职历史文献图书馆，已经六十岁了。这份工作来之不易，却只干了一年。家中保存有图书馆七封来信，其中一封是顾老亲笔签名。顾老给予我们家庭很大帮助，全家人都感激他。请问信件持笔人是谁？” “是办公室主任郭保清。”李文说。
废纸堆抢救文献
一九五八年，上海市历史文献图书馆併入上海图书馆。一九六二年起，顾廷龙主持上海图书馆馆务，二十三年后，改任名誉馆长。其间，顾廷龙专门在古籍部成立修补组。他说，上图现藏有家谱一万种，七万五千册，数量很多，不过纸张已经很破旧。这使我联想到一个问题，就是古籍整理工作中，修补古籍是第一步，应该把培养古籍修补人才列入规划。
顾廷龙对图书馆事业的热爱，最初让李文难以理解。有时，顾廷龙正吃着饭，屋外传来收破烂的小贩吆喝声，他立刻发话：“李文，你快去叫住他。”当着众人的面，堂堂馆长在废纸堆里翻来捣去，如果发现有价值的‘宝贝’，他会出双倍价钱买下，比如永安公司老板郭家日常开销帐册。
“在顾老手下工作，我们经常自嘲是收垃圾的。”李文诙谐地说：“就我个人而言，多年没有穿过一件好衣裳。周谷城、胡道静、吴湖帆等学者常来，要是图书馆下班了，顾老会亲自去书库取书。有些书很少人借，积了一层灰，顾老的习惯动作就是拿衣服袖子擦拭。
“我到历史文献图书馆的第一天，为了积极表现，特意起了个早，去办公室打扫卫生，把屋里的垃圾都倒掉了。顾老来了，脸色有些异样，询问这是怎么回事。我以为他会表扬我，谁知捱了一顿批评，‘谁让你倒的？’事后，我知道自己坏了规矩。以往的经验是，垃圾先装进麻袋，实在装不下才倒掉，但必须再检查一遍，防止遗失重要的卡片或档案。
“解放初期，我们依据上级指示，接管其他单位的图书资料。由于历史文献图书馆规模小，论资排辈只能落到后面，眼睁睁地看着好东西都被别人挑走了，大伙儿心里很不是滋味。唯有顾老若无其事，似乎还有些庆幸，‘我们这里地方小，其他图书馆要是看中了，能给它们一个归宿，我也就放心了。’终于轮到我们了，眼前的景象可以用一片狼藉来形容，顾老这会儿变得斤斤计较起来，‘千万要细心，片纸隻字皆史料。’”
最让李文难忘的是，一九五五年秋某日晚上，顾廷龙接到上海市文化局来电，上海造纸工业原料联购处从浙江遂安县收购了一大批废纸，大约有二百担，其中或许有线装书，准备送去造纸厂做纸浆。
顾廷龙连夜奔赴现场察看，发现“废”中藏宝，翌日即带领同事前往翻检。工作现场是纸屑飞扬的垃圾堆，他们不顾尘垢满面，汗流浃背，一大包一大包地解捆，逐纸逐页地翻阅，只要有资料价值，绝不轻易放过。
经过连续十一天劳作，一大批珍贵历史文献被抢救出来。从内容上说，有史书、家谱、方志、小说、笔记、医书、民间便览、阴阳卜筮、八股文、帐簿、契券、告示等。就版本而言，有传世孤本明万历十九年刻《三峡通志》，流传稀少的明本《国史纪闻》、《城守验方》，明末版画上品《山水争奇》，还有不少旧抄与稿本。
一九五五年，从废纸堆里抢救出来的孤本《三峡通志》
值得一提的是，清代硃卷与家谱之所以成为上图收藏专门，与这次废纸堆中披沙拣金分不开。鉴于此次发现大量经济、教育、风俗等史料，绝非从正史中能找到，也不是花钱可随便买到，顾廷龙随即在报上撰文，呼吁各地文化教育机构关心图书文物情况，向群众进行广泛宣传，以杜绝将珍贵文献弃为废纸的现象再发生。
同时，顾廷龙提出十数种容易被人们忽略的资料，譬如旧社会死人，大都要发“讣闻”，有的附上小传，有的附上哀启。若将许多小传汇编起来，就会起到类似明朝《献徵录》、清代《碑传集》的作用。又如，旧的电影说明书汇集起来，就是电影事业发展史的重要资料。
李文说：“解放初期，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当时没人理会家谱，这些又脏又破的旧物。我们也是敬而远之。顾老却独具慧眼，本来废纸一堆的家谱，在历史文化研究领域获得了新生。现在回想起来，这个老先生真了不起，他能坚持下来需要多大勇气。今天，我们谈论如何追寻中国传统文化与精神，家谱的研究价值是其他史料无法比拟的。上图家谱文献对外开放前，新闻工作者邓拓是第一个读者，顾老帮忙一起查找资料，直到对方满意离开。”
甘为他人做嫁衣
顾廷龙用六个字概括一生：“收书、编书、印书”，可谓“平生之志与业皆在其中”。他提出“孤本不孤”的印书计划，“人生时间有限，与其个人出书，不如为印行先哲遗稿多花点精力，聊尽后死之责。”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顾廷龙筹建上图影印工场。在短短几年中，即有三十馀种馆藏珍贵文献公诸于世，包括宋本《唐鉴》、《孔丛子》及乡先贤《侍郎葛公归愚集》、《韵语阳秋》；明刻本《松江府志》、《三峡通志》；清刻本《康熙台湾府志》；稿本《古刻丛钞》、《刍牧要诀》、《稼圃辑》等。
顾廷龙一生编过不少书，“尤以编书目居多，或个人独编，或集体合编，这是职业使然。”诸如上世纪三十年代《章氏四当斋藏书目》、四十年代《明代版本图录初编》、五十年代《中国丛书综录》、八十年代《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以及九十年代《续修四库全书》。
顾廷龙所编《章氏四当斋藏书目》，深受合众创办人叶景葵赏识，邀其主持合众馆务
一九六〇年，顾廷龙发起编撰《近代期刊篇目汇录》。李文回忆说：“这年四、五月份，顾老找我谈话，说馆里拟把解放前旧期刊社科类论文编成索引，你就到徐家汇藏书楼筹备小组报到吧。他嘱咐我努力工作，在工作中好好学习。从此，我走上编製期刊索引工作之路，直到一九九六年退休。
“不久，《汇录》编辑小组召开成立大会。顾老首先发言，特别强调把浩如烟海的资料，编成一个完备目录，是为研究者积累知识、节省时间与精力的一门学问，勉励大家尽力完成任务。汇编工作自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至一九四九年解放，跨度一百零九年，所以汇编小组简称‘一〇九’。
“为了尽快完成任务，我们每天早上提前半小时上班，晚饭后加班到九时左右，每个星期日加班半天。后来形成制度，既没有加班费，也没有调休，大家自觉遵守，很少有人请假。查库工作一结束，即投入抄卡，卡片是从纸厂购买边角料，切割成卡片大小，纸质各不相同，一式三份，再加复写纸共五层，用圆珠笔抄写。顾老经常来指导工作。”
《汇录》第一辑出版后，编辑小组正在校阅第二、三辑清样，并准备将一九一九年以后各辑资料送出版社时，“文革”开始了。汇编工作被迫中断，卡片资料装箱储存，造反派“扫四旧”，竟以“房屋拥挤”为名，以六分钱一斤代价整车运出，卖给造纸厂回炉。
每念及此事，顾廷龙老泪纵横。这些期刊资料共有一百多万张卡片，一百多人花了七年时间，从二千五百多种期刊中抢救整理的啊！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汇录》才重新编製、陆续问世。
俞尔康作为《汇录》主要负责人，因积劳成疾，不幸于一九七三年病故。上世纪八十年代，《汇录》发过唯一一次编辑费，编辑人员各八十元。顾廷龙特批俞尔康一百五十元，由李文陪伴到上图家属宿舍，把钱交给俞夫人。俞夫人感动不已，让孩子们跪下磕头。
李文忆起，俞尔康进入历史文献图书馆，完全是毛遂自荐。他原是浙江宁海某小学教师，来信表达对文史及图书馆工作的兴趣，并随函附上用小楷书写的研究明史论文。顾廷龙阅后十分欣赏，让李文约他来沪面谈。俞尔康不负众望，成为继王煦华之后，顾廷龙在业务上的左右手。
“‘文革’中，顾老捱批斗，师母被迫害致死。我不知如何宽慰老人。我带着孩子，捎上饺子、松子糖、花生，这些都是顾老爱吃的。顾老很高兴，但他闭口不提师母的事，我也没敢吭声。‘文革’结束，物质供应还不充裕。有一天，顾老突然来看我，把儿子诵芬孝敬他的麵粉、猪油都拎了过来，说是我家人多，口粮不够，使我热泪盈眶。”在李文心目中，顾廷龙是导师，更是父亲一般的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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