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善本”以及加强善本书的保护

王玉良 原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善本组组长

何为“善本”

从1978年筹备编辑《全国善本书总目》开始，一些人对什么是“善本”展开了长时间的讨论，似乎越论越离奇。我见有人发表《善本简论》，动辄六七千言，似乎是谈论什么理论和学术问题，空洞概念化成分过多，而联系善本书的实际却很少，不知这种议论有多大意义。

《全国古籍善本书总目编辑工作会议摄影留念》，摄于1978年4月8日（图片来自网络）

“善本”一词由来与演变的有关资料不少，比较好说。它始于宋代藏书家和官府藏书机构，把经过校勘审订、内容无误的书称为“善本”。其实，也可以追溯到一千多年前的汉代，当时官府用各种本子校书，最后写成“定本”。虽叫法不同，但是一个意思。

到明清以后，存世的古本、宋元刻本日渐稀少，于是除校订的善本之外，加上了时代较早的所谓“旧本”和罕见之本，也成为善本。近代注重科技工艺，便把纸墨精良，刻印、装潢技法具有特色的珍本，也称之为善本了。

对于时代早晚的界定，随着社会进展的加快，其标准变更也很快。清代学者大多只注重宋元版书，明版书因为生产流传的较多，并不被看重。到近代，善本下限标准从明嘉靖朝划线，逐渐下沿到明末。上世纪30年代以后，开始重视清初（顺、康、雍）刻本，到现在又下沿到乾隆朝。这是根据国家制定的有关文物法改的，这样距离到清末也仅有百年时间。终有一天，古籍都成了善本，“善本”之说也就不存在了。所以说时间界限不能视为一条硬性标准。

古本、宋元版本除外，明清两朝版本数量较大，在“提善”工作中，必须严加选择。譬如明代司礼监太监刻印的经厂本，明末各地图书市场书坊粗制滥造、内容迷信低俗的劣本，以及所谓三朝（宋、元、明）版刷印的邋遢本等，这些书早已定为“恶本”，就不能以时间早为理由，再定成“善本”。反之，应着重选择清代著名学者整理传统文化的研究成果。北图赵万里先生生前讲版本时，对宋元精刻赞叹崇敬得无以复加，而又经常“顾校黄跋”不离口。（顾校黄跋指：顾广圻精通校勘、训诂、目录学，曾为孙星衍、张敦仁、黄丕烈、胡克家等主持校刻古籍，每书后附“校勘记”，为学者称善；黄丕烈为乾嘉时大藏书家，藏宋版书百部，称“百宋一廛”。他每观所藏书，多作题跋，述古书源流及读书心得甚详。）赵先生多次强调，清代学者学术研究价值高，绝不能以年代近而忽略。

加强善本书的保护

下面谈加强善本书的保护。我国历代官府和私家藏书都特别重视图书安全和保护问题。天灾人祸和战乱，构成了图书文物存续的最大威胁。我们老一代图书馆工作者就 经历过抗日战争文物、善本图书南迁的事。上世纪60年代，为防备“苏修”发动战争，我们也曾有善本书战备装箱达十数年的经历。这些大的意外事件，当然是应 由政府总体规划考虑的事。具体到图书馆本身，也应把安全问题放在首位。就是要加强善本书库的安全管理，制定完善措施，做好防火防水防盗防破坏等工作。另外就是善本书的保护保养，如装修，做书套，避免频繁移动等，采用各种科学措施以维护善本书的寿命，也是极其重要的。北图1949年接收的《赵城金藏》，因战乱年久失修，长期存放在潮湿的煤矿里，大部分经卷已经受潮粘连在一起，无法展开。北图善本部延聘九位装裱技师，经过十几年时间，终于将四千多卷受损的金代佛经，整旧如旧，恢复了它们的原貌。这是古籍保护的典型事例，是北图善本部门取得的一次辉煌成绩。北图还藏有举世闻名的敦煌写经、永乐大典和大量宋元版书 等珍藏，都需要加以最好的维修保护。

《赵城金藏》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由赵万里、陈恩惠两位先生具体筹划，将需要维修做套的善本，分别登记造册，按计划进行装修做套工作。对甲级宋元版书，交付给两位手艺最好 的老师傅，提出装修方案，使用最好的名贵材料，精工细作。如对开本小的书，加衬纸做成金镶玉装；经部、史部书多用韧性强的蓝色库磁青纸做封皮，显得庄重典雅；有的集部女诗人诗集，用浅绿色或浅粉色洒金蜡笺纸做封皮，像给美女穿上一件华丽外衣，表现了设计者的匠心。每当这些珍本展出，都得到观众的交口称赞。

书本装订好以后，必须做书套加以保护，按等级分别做布面六合套或锦套。最好的做楠木书匣，内附两片樟木夹版，把书装入匣中。即使放到水里，因严丝合缝也不 会进水受潮。这些精湛的手艺可说巧夺天工，达到了人间极致。让我们永远缅怀这些先辈，以他们为榜样，兢兢业业，努力做好祖国和人民交给的光荣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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