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明：宋本《楚辞集注》考述

朱熹所撰《楚辞集注》，在传世《楚辞》注本中颇具重要地位，《天禄琳琅书目》卷十明版集部“楚辞”条云：“世传《楚辞》最著者，一为王逸《章句》，一为晁无咎《重编》，一为朱子《楚辞集注》。” [ ① ]但宋世以后影响最著者为《楚辞集注》无疑，关于它的成书，学界依据文献史料已有较多讨论。本文主要结合目录专书的说法，讨论了《楚辞集注》编撰的政治背景问题，即与南宋庆元年间朝廷内部政争的细微关系。同时重点讨论了《楚辞集注》刊刻的过程，经考察，《集注》经历了从单行到合刻的过程，刻年、刻者、刻书地域与政治环境、朱熹影响以及近缘关系均密切相关。既是传统版本研究的方法，又涉及笔者所认为的书籍史领域，呈现出交融的倾向。应该说，以朱熹《楚辞集注》的编撰和刊刻流布为个案的梳理，对于从版本史和书籍史的双重视角深化宋版书的研究，恐或有借鉴和启发意义。

一、目录专书中关于朱熹《楚辞集注》编撰的见解

宋代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和赵希弁《读书附志》，均述及朱熹撰《楚辞集注》的动机。《直斋书录解题》称：“朱子以王逸、洪兴祖注或迂滞而远于事情，或迫切而害于义理，遂别为之注。其训诂文义之外，有当考者则见于《辨证》，所以袪前注之蔽陋，而发明屈子微意于千载之下。” [ ② ]陈振孙认为朱熹嫌于王、洪两家注“迂滞”、“迫切”，故重注《楚辞》以阐抉其“微意”。按朱熹《楚辞集注》自序称：“独东京王逸《章句》与近世洪兴祖《补注》并行于世，其于训诂名物之间则已详矣，顾王书之所取舍与其题号离合之间多可议者，而洪皆不能有所是正”，“使原之所为壹郁而不得申于当年者，又晦昧而不得白于后世”。朱熹认为王、洪注本“详于训诂”，而于《楚辞》的意旨则未得，故“聊据旧编，粗加檃栝”，而定为《集注》八卷，陈振孙之说当即本于此。

《集注》自序言及朱熹所谓的《楚辞》意旨，云：“窃尝论之，原之为人其志行，虽或过于中庸而不可以为法，然皆出于忠君爱国之诚心。原之为书，其辞旨虽或流于跌宕怪神、怨怼激发，而不可以为训，然皆生于缱绻恻怛，不能自已之至意。”又《文献通考•经籍考》引《朱子语录》云：“《楚辞》不甚怨君，今被诸家解得都成怨君，不成模样。” [ ③ ]朱熹的本意是还原屈子“忠君爱国”的主旨，所以《集注》不是疏解字义的训诂类著作，而是重在阐发义理，以补王逸、洪兴祖注之失。

但自序话锋一转，又说：“然使世之放臣屏子，怨妻去妇，抆泪讴唫于下，而所天者幸而听之，则于彼此之间、天性民彝之善，岂不足以交有所发，而增夫三纲五典之重。此予之所以每有味于其言，而不敢直以词人之赋视之也。”似又重于“放臣屏子，怨妻去妇”，不独宣扬“忠君爱国”之旨，盖以屈原相比况而有所抒怀，《直斋书录解题》即认为：“公为此注在庆元退归之时，序文所谓'放臣弃子、怨妻去妇'，盖有感而托者也。” [ ④ ]陈振孙未明言所托何事，但称《集注》撰写在庆元政争之后，已大致透露出两者之间的隐秘关系。赵希弁在《读书附志》中则揭示了所托为何，云：“骚自楚兴，公之加意此书，则作牧于楚之后也，或曰有感于赵忠定（笔者注：即赵汝愚，韩侂胄诛后赐谥忠定）之变而然。” [ ⑤ ] “盖有”和“或曰”都是不确定的语气，或与当时的政治环境有关系。

“有感赵汝愚之变”的说法，无疑丰富了对于朱熹撰写《楚辞集注》动机的深层次认识。这说明庆元之后的一段时期内，当时存在着朱熹撰写《楚辞集注》是缘于赵汝愚变故的看法。按周密《齐东野语》卷三“绍熙内禅”条，云：“汝愚永州安置，至衡州而卒，朱熹为之注《离骚》以寄意焉。” [ ⑥ ]但在《宋史》之《赵汝愚传》、《韩侂胄传》，均未提及朱熹注《楚辞》与赵汝愚相关事，最应记录此事的《朱熹传》也只字未提。清乾隆间于敏中等编修《天禄琳琅书目》引《齐东野语》、《宋史》诸书，针对《直斋书录解题》所称的“有感而托者”，云：“公为此注在庆元退居之时，盖有感而托其篇第……考《宋史》宁宗庆元二年（1196），朱子草封事数万言（笔者注：此事实在庆元元年），陈奸邪蔽主，明丞相赵汝愚之冤……诬论（朱熹）十罪，诏落职罢祠，振孙所谓有感而托者，盖以此也。” [ ⑦ ]似坐实了《楚辞集注》和赵汝愚之变的关系。于是乾隆帝弘历御题亦称“信是身清志犹烈，允宜朱注向为刊。害公有疾托萧艾，正道无妨拟蕙兰。”至《四库全书总目》则明确称：“是书大旨在以灵均放逐寓宗臣之贬，以宋玉招魂抒故旧之悲耳。” [ ⑧ ]《天禄琳琅书目后编》也说：“盖以原汝愚皆宗臣，故以隐况而自拟宋玉，意不在驳正王、洪也。” [ ⑨ ]似纠正王、洪二家注只是说辞，而非朱熹撰写《楚辞集注》的本意。

总之，有感赵汝愚之变而有所寄意的说法，有别于《集注》自序所称的补王、洪二家注本之失，尚需根据史料细致加以辨析。

二、从朱熹与赵汝愚的关系看《楚辞集注》的编撰

庆元政争之前，朱熹便与赵汝愚存在着密切的关系。根据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福建通志》的记载，赵汝愚淳熙年间任福建安抚使，其政声颇得朱熹褒奖，赵汝愚也积极助朱熹讲学。绍熙元年至二年（1190-1191 ）间，赵汝愚再次任福建安抚使，朱熹致书赵汝愚论举子仓、盐法诸事（参见《朱文公文集》卷二十八《答赵帅论举子仓事》）。绍熙二年，朱熹又致书赵汝愚奏论时政阙失等。赵汝愚召为吏部尚书，经建阳与朱熹会面讨论政事，这都在庆元元年（1195）之前。

及至绍熙间赵汝愚拜相，《宋史•朱熹传》称：“赵汝愚既相，收召四方知名之士，中外引领望治，熹独惕然以侂胄用事为虑。既屡为上言，又数以手书启汝愚，当用厚赏酬其劳，勿使得预朝政。” [ ⑩ ]或正缘于两人曾经的密切关系，赵汝愚“收召四方知名之士”，朱熹借此而延入赵汝愚幕。而赵汝愚“招士”有深层的政治目的，周密称赵汝愚觉察到韩侂胄有逐己之谋后，“以朱熹有重名，遂自长沙召入为待制，侍经筵，及收召李祥、杨简、吕祖俭等道学诸君子以自壮。” [11]据束景南先生《朱熹年谱长编》，朱熹至临安时在绍熙五年（1194）七月。赵汝愚招士“以自壮”，《朱熹传》称之为“中外引领望治”，形象地揭露了延揽朱熹很大程度上是为一己之政治私利，获得与韩侂胄对抗的政治资本。对于赵汝愚与韩侂胄形同政敌的关系，朱熹有所察觉，既屡次进言朝廷，又劝谕赵汝愚。结果是赵汝愚不纳，印证了《宋史》本传称其“为人疏”的特征。庆元政争的结果是赵汝愚罢相贬谪，《宋史•赵汝愚传》云：“侂胄忌汝愚益深，谓不重贬，人言不已……监察御史胡纮疏汝愚唱引伪徒，谋为不轨，乘龙授鼎，假梦为符，责宁远军节度副使，永州安置……至衡州病作，为守臣钱鍪所窘，暴薨。” [12]又《韩侂胄传》云：“庆元元年……既奏汝愚以同姓居相位，将不利于社稷，汝愚罢相。” [13]

朱熹对于赵汝愚的变故，始以封事数万言明赵汝愚之冤，而其同僚李祥、杨简等也“诉汝愚有大功，不当去位”。至赵汝愚永州安置，朱熹又作《梅花赋》以寄意。庆元二年，赵汝愚暴死，朱熹哭吊且至赵汝愚婿家祭奠。赵汝愚卒后，周密称朱熹“为之注《离骚》以寄意焉”，《困学纪闻》卷十八《评诗》亦云：“南塘（赵汝谈）挽赵忠定公云'空令考亭老，垂白注《离骚》'。” [14]说明朱熹受此变故触动很大，注《离骚》应该说即为《楚辞集注》的开始；但此时朱熹应尚未考虑为《离骚》之外的《楚辞》篇目作注，似仅借《离骚》以致意焉。但朱熹随之受到的政治打击，则促使他继而完成全部《楚辞》篇目的集注工作。

朱熹在绍熙五年十一月，结束入赵汝愚幕返回建阳。他未忘怀赵汝愚的同时，也未脱离韩侂胄的政治打压，《宋史•韩侂胄传》云：“设伪学之目，以网括汝愚、朱熹门下知名之士……时台谏迎合侂胄意，以攻伪学为言，然惮清议，不欲显斥熹。侂胄意未快，以陈贾尝攻熹，召除贾兵部侍郎。未至，亟除沉继祖台察。继祖诬熹十罪，落职罢祠”，庆元三年（1197），“刘三杰入对，言前日伪党，今变而为逆党。侂胄大喜，即日除三杰为右正言，而坐伪学逆党得罪者五十有九人。王沇献言令省部籍记伪学姓名，姚愈请降诏严伪学之禁，二人皆得迁官。” [15]这无疑给朱熹带来精神上的苦闷和抑郁，《藏园群书经眼录》着录一帙傅增湘藏宋嘉定四年（1211）杨楫同安郡斋刻本《楚辞辨证》二卷（笔者注：此本实为高丽翻刻本，参见下文详述），有杨楫跋，从侧面揭橥了朱熹撰《集注》和赵汝愚之变的关系，云：

庆元乙卯（1195 ）楫自长溪往侍先生于考亭之精舍，时朝廷治党人方急，丞相赵公谪死于道，先生忧时之意屡形于色。忽一日出示学者以所释《楚辞》一编。楫退而思之，先生平居教学者首以《大学》、《语》、《孟》、《中庸》四书，次而六经，又次而史传，至于秦汉以后词章特余论及之耳，乃独为《楚辞》解释，其义何也？然先生终不言，楫辈亦不敢窃有请焉。

按考亭在今福建建阳，朱熹考亭之居落成在绍熙三年（1192）六月，绍熙五年十一月朱熹遭斥后即由临安返回考亭。跋中所称“朝廷治党人方急，丞相赵公谪死于道”为庆元二年之事，此年亦设“伪学”以罢斥附和赵汝愚、朱熹者。至庆元六年（1200），韩侂胄方追复赵汝愚、朱熹职名。而“学禁”迟至嘉泰初年方稍驰，嘉泰二年（1202）诏朱熹已致仕，除华文阁待制，与致仕恩泽。开禧三年（1207 ）韩侂胄遭诛杀，此后赵汝愚方“尽复元官”并“配享宁宗庙庭”。推知出现朱熹《楚辞集注》为寄意赵汝愚的说法，准确地讲应该在开禧之后。

《楚辞集注》的撰写，可以明确始于庆元二年的《离骚》注。据杨楫跋，确证《楚辞集注》完成于庆元年间，也就是设“伪学”、严“学禁”之时。由此反观朱熹在自序中称补王逸、洪兴祖注之失，应为托辞，目的是规避韩侂胄的迫害。即便对于门人，朱熹也三缄其口，出于同样的考虑。而作跋于嘉定四年的杨楫，虽已远离政争，但也因朱熹未明示撰写《楚辞集注》的缘由，亦不敢妄言。杨楫跋的文献价值，就在于明确地说明《楚辞集注》的撰写是在赵汝愚变故和朱熹遭“学禁”的背景下完成的。而他的疑惑，杨万里也作有《戏跋朱元晦楚辞解》诗，云“注易笺诗解鲁论，一帆经度浴沂天。无端又被湘累唤，去看西川竞渡船” ，恰如今人姜亮夫先生所称：“熹一生注儒家经典几遍，更不为他说所乱，独注《楚辞》似与平生专一之业相远，因以启学者之疑。” [ 16]综上，朱熹撰《楚辞集注》离不开庆元政争的诱因，尤其与赵汝愚之变密不可分，南宋后期有关寄意赵汝愚的说法是站得住脚的。

《楚辞集注》成书的时间，郑振铎认为：“当在一一九五年至九六年之间” [17]，束景南考证为庆元四年（1198 ）所作，陈来认为“成于庆元五年（1199 ）” [18]。也有学者认为，“《集注》八卷的写作始于庆元元年，成于庆元四年” [19]，或“朱熹在庆元三、四年间一直在从事《楚辞集注》的撰写” [20]。按朱熹卒于庆元六年，则《楚辞集注》的撰写应在庆元二年至六年（1196-1200 ）之间。据庆元三年（1197 ）朱熹《与方伯谟》书称“近又看《楚辞》，抄得数卷，大抵世间文字无不错误，可叹也。”又同年《答郑子上》书称“病中不敢劳心，看经书间取《楚词》遮眼。”这与自序中所称之“疾病呻吟之暇，聊据旧编，粗加檃括”似相对应，推定《楚辞集注》庆元三年尚在撰写中。而据庆元五年朱熹《答巩仲至》书称“福州旧有《楚词》白本，不知印板今尚在否？……因其旧本再校重刻，以贻好事否？如能作此即幸报，及待为略看过结缘也。”又《答巩仲至》称“若修得了，可就彼中先校一番，却以一净本见示，当为参订改定商量”。又庆元六年朱熹《答巩仲至》称“《楚辞》修未？旋了，旋寄数板节次发来为幸”，推断最后编定应在庆元六年，除《集注》外尚包括《辨证》和《后语》，应该说这是其毕生著述中的最后一部。

三、宋本《楚辞集注》的刊刻

随着庆元政争特别是“学禁”的结束，《楚辞集注》也会相应地得到刊刻。《天禄琳琅书目》前、后编著录的两部《楚辞集注》（分别称为前编本、后编本），均不附《辨证》二卷和《后语》六卷，属于集注的单行本。据《天禄琳琅书目》，前编本“共八卷，宋朱子集注目录后载朱子序，前有宋罗荷、向文龙二序，汨罗山水图、屈平朱子二像”。据向文龙序，欲索《楚辞集注》善本而未得，乃用官俸刻于湘阴县斋，刻书时间为宋度宗咸淳三年（1267）。惜清嘉庆二年（1797 ）干清宫火，前编本已不存于世。

据《天禄琳琅书目后编》，后编本（如图所示）为“宋大字本，极清朗，虽印本祗四卷，而卷一、卷三、卷四影钞亦甚工致，以其希觏足珍收之，每册前有大印割补，仅存一亭字可辨。” [21]此本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着录为宋刻本，其行款版式为八行十六字，白口，左右双边，顺黑鱼尾。书名题“楚卷几”。版心上题字数，下镌刻工姓名。书中有刻工陈祥、董昭、方云、胡贵、简宗、金昭、李信、刘杰、陆弘、马、彭天佑（或作彭佑、彭右）、施、孙旭、王荀、吴、谢元、尤昌、俞魁、张荣、贞等，廊、匡、恒、、桓、廓诸字阙笔。按书中避讳至“廓”字止，又刻工陈祥与刻宋抚州公使库本《春秋经传集解》（笔者注：据张丽娟《南宋抚州经书的刊刻与修补》，《春秋经传集解》避讳至孝宗慎字，为补刻后印本，补刻叶有避光宗讳敦字者）、李信（南宋中叶杭州地区良工）与刻宋庆元六年（1200 ）绍兴府刊本《春秋左传正义》等，知此本当刻于南宋宁宗时，详而言之应刻在嘉泰二年之后至嘉定年间。据其版刻风格，辅以刻工陈祥曾在江西抚州刻书，笔者认为此本为江西刻本，不似建刻。

除了《集注》的单行本外，还存在与《辨证》和《后语》的合刻本。关于《辨证》和《后语》，朱熹在撰写《楚辞集注》的同时或稍后，也在从事两书的编撰。按朱熹《楚辞辨证后序》云：“余既集王、洪《骚注》……然虑文字之太繁，览者或没溺而失其要也，别记于后，以备参考，庆元己未三月戊辰。”又《直斋书录解题》云：“训诂文义之外，有当考订者，则见于《辨证》，所以袪前注之蔽陋而明屈子微意于千载之下。” [22]知《辨证》当在《集注》完成后整理写定，时间在庆元五年。关于《辨证》的卷数，《读书附志》和《宋史·艺文志》均着录为一卷本，今传宋刻为两卷本。推知宋代流传有两种卷第的《辨证》，两者差异或仅为分卷不同，内容实则基本无异。

而《楚辞后语》，朱熹自序云：“目录以晁氏所集录《续》、《变》二书刊补定着，凡二十五篇。”而《直斋书录解题》云：“以晁氏《续》、《变》二书刊定，而去取则严而有意矣。” [23]《楚辞后语》的撰写时间应在庆元六年，但未能在朱熹生前完稿，根据是嘉定五年（1212）朱熹之子朱在跋云：“先君晚岁草定此编，盖本诸晁氏《续》、《变》二书，其去取之义精矣，然未尝以示人也”，又邹应龙跋云：“独此编乃晚年所定，犹未及卒业，故人未及见。” （笔者注：两跋均载宋端平本《楚辞集注》）此外，朱熹尚撰有一部《楚辞音考》，庆元六年《答巩仲至》云：“此尝编得《音考》一卷，音谓集古今正音协韵，通而为一；考谓考诸本同异并附其间，只欲别为一卷附之书后，不必搀入之下碍人眼目，妨人吟讽。”惜不知其详，也未见有《楚辞音考》传本存世。

首先得以刊刻的应为《集注》单行本，随后出现与《辨证》或《后语》的合刻本，主要表现在下述两方面：（一）从宋代书目着录情况来看，如《直斋书录解题》着录一部《楚辞集注》八卷合刻《辨证》二卷本，又着录一部《楚辞后语》六卷本，说明陈振孙见到的《楚辞后语》还是单刻行世本，尚未与《集注》和《辨证》合刻，这与《后语》出现最晚有关系。而《读书附志》着录三书的合刻本。（二）从现存传本而言，后编本《楚辞集注》不附《辨证》和《后语》，推断应是朱熹逝后刻得较早的一个本子。之后出现《集注》与《辨证》的合刻本，如宋嘉定四年（1211）杨楫同安郡斋刻本和宋嘉定六年（1213 ）章贡郡斋刻本（笔者注：此本还与扬雄撰《反离骚》一卷合刻）等。再之后方出现《集注》与《后语》的合刻本，因为《后语》为朱熹未定之作而未流传于外。按朱在跋云：“嘉定壬申（1212）仲秋在始取遗槁誊写成编”，又邹应龙跋称朱在整理完后，“首以示应龙，因得伏而读之”。推知《后语》开始为世人所知并流传开来，是在嘉定五年之后。至嘉定十年（1217），朱在补外来守星江，“取郡斋所刊《楚辞集注》，重加校定，复并刻此书。”这是第一次出现《集注》与《后语》合刻，惜已不传。而《集注》、《辨证》和《后语》三书的合刻，则一直到南宋端平年间，即现存国家图书馆的宋端平刻本。据书中端平二年（1235）朱熹之孙朱鉴跋，朱鉴于《集注》删去《反离骚》一篇，于《后语》删去《吊屈原》、《服赋》两篇后将三书合刻。

现存宋本《楚辞集注》的合刻本，合刻内容又略有差异，包括：

（一）《集注》与《辨证》合刻者，如高丽翻刻宋嘉定四年杨楫同安郡斋本。傅增湘《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传本书目》和《藏园群书经眼录》均将此本定为宋嘉定四年杨楫同安郡斋刻本，八行十九字，白口、左右双边，存《辨证》二卷，有嘉定四年杨楫跋，傅增湘称此本“字体秀劲，是闽版之最佳者” [24]，又称：“此书《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五着录，仅有《集注》与《辨证》，而《后语》单行，正与此本同。因知是此书初行之本，迨宋末始与《后语》并刊之。” [25]联系杨楫跋，此本或为杨楫得朱熹《集注》编定本，而刻于同安郡（今属福建），应属较接近朱注原貌且刊刻较早的本子。傅增湘鉴定此本有误，实为高丽翻刻本，叶德辉《郋园读书志》已有说明，云：“此高丽仿宋嘉定刻本《楚辞辨证》二卷，书中桓、匡、贞、顼、让、等字避讳缺笔，桓嫌名完，玄嫌名县、悬避，殷字有避有不避，让之嫌名攘、壤均不避，岂以已祧之庙故耶？” [26]又云：“字近柳体，与昔年在厂肆所见《资治通鉴》无注本同，盖一时风气为之。但彼为硬黄纸刷印，不及此本细茧纸之精，字迹亦无此明朗。” [27]旧藏长沙周寿昌家，后为叶德辉所得，“书估坚持以为宋本，余亦漫应之，然不敢自欺以欺来者，故揭明之” [28]。大概叶德辉之后，辗转为傅增湘所得，而只字不提得自叶氏，盖缘于鉴定不同之故。

（二）《集注》与《辨证》二卷和《反离骚》一卷合刻，有宋嘉定六年章贡郡斋刻本（如图所示），七行十五字，小字双行同，白口或黑口，左右双边，顺黑鱼尾。卷端题名的款式为“楚辞卷第三，朱熹集注”。书中有嘉定癸酉王涔序，称刊于章贡郡斋，傅增湘称此本“大字，刊工颇似赣州本《文选》” [29]。赵万里称此为本书“传世最早刻本” [30]，实则后编本应比此本为早。书中钤“白发抄书”、“陆时化”、“江南陆润之好读书稽古”、“听松堂书画印”、“铁琴铜剑楼”、“瞿印秉沂”、“瞿印秉渊”、“良士眼福”诸印，清陆时化旧藏，后归瞿氏铁琴铜剑楼，现藏国家图书馆。

（三）《集注》八卷和《后语》六卷合刻，有国家图书馆藏宋刻本，九行十七字，小字双行同，白口、左右双边，顺黑鱼尾。卷端题名的款式为“楚辞卷第一，晦庵集注”。据其行款、版式知为南宋中、后期福建刻本。书中钤“垕德堂章”、“志高者通”、“武林高瑞南家藏书画印”、“叶氏家藏”、“竹泉”、“归云阁”、“樵云后裔”、“献陵纪氏家藏”、“朱印锡庚”、“翰林院印”、“臣许乃普”、“滇生”、“滇生所藏”、“关印蔚煌”、“掞生”诸印，明高濂旧藏，后为叶竹泉所得，入清经纪昀、朱锡庚所藏，乾隆间进呈四库馆，流出后为许乃普、关蔚煌所藏。魏隐儒称此本由中国书店白廷智访得，因此本各家不着录，还曾以为是高丽本，经审定为宋刻，且是海内孤本，后售归北京图书馆[31]。

（四）《集注》与《辨证》二卷和《后语》六卷三书合刻，有国家图书馆藏宋端平刻本（如图所示），九行十八字，小字双行同，白口、左右双边、对黑鱼尾。卷端题名的款式为“楚辞卷第一，集注”，书中有朱在、邹应龙和朱鉴跋。据朱鉴跋，此本当刻在湖北兴国军，在刊刻过程中参校了包括晁本在内的各个本子，如《集注》目录之《离骚九歌》以下六篇有校语称“一本此篇以下皆有传字”；又《续离骚九辩》以下八篇有校语称“晁补之本以下乃有传字”。另朱鉴跋署“端平乙未”，即端平二年，则当即刻在此年，故似可详细着录为宋端平二年朱鉴兴国军刻本。杨绍和称此本“盖南宋椠初印本，镌刻精善，装池古雅，可宝也” [32]，而郑振铎称此为“最古和最完整的一个刻本” [33]。就三书合刻而言，此本确属存世最古且最完整的本子。书中钤“海源阁”、“宋存书室”、“东郡杨绍和印”、“绍和彦合”、“秘阁校理”、“刘占洪少山氏珍藏”、“东莱刘占洪字少山藏书之印”诸印，清杨氏海源阁旧藏，民国间为刘少山所得，后捐献北京图书馆。

综上，现存四部宋刻本和一部翻宋刻本（按反映的宋刻内容说明）中，从行款、版式而言不存在各本之间翻刻的情况（是否存在以某本为底本重刻，笔者拟根据上述四种宋本的校勘情况另写专文续加探讨）。在卷端题名的款式上，后编本和第三部宋刻本相同，均为“晦庵集注”，或出自门人所刻；而第二部题“朱熹集注”，刻者似与朱熹嫡裔和门人没有关系。第四部仅题“集注”二字，恰缘于此本出自嫡孙朱鉴所刻，为尊者讳而省去“朱熹”或“晦庵”两字。从刻年而言，均在庆元之后，即政争、“伪学”结束之后。从刻地而言，有两部刻在福建，两部刻在江西（其中一部为赣州），两部分别刻在湖北、湖南（前编本）。故可推断南宋庆元之后《楚辞集注》的刊刻，主要集中在福建和与之相临近的江西、湖北、湖南等地。具体而言，因朱鉴任职兴国军而刻在湖北，而福建、江西、湖南则是朱熹曾任职或讲学的活动区域，自然会出现其著作的刻本。但随着朱熹理学主导地位的确立，他的《楚辞集注》便迅速而广泛地流传开来。可见，书籍的刊刻与书籍创作者的近缘以及影响区域均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这是研究版本史和书籍史需要注意的维度。

四、结语

朱熹除在南宋学术文化、政治颇具重要地位和影响外，也与刻书有关联，如弹劾唐仲友，直接原因便是仲友利用公帑刊刻《荀子》；而赵汝愚之变的庆元政争则直接促使朱熹撰写《楚辞集注》，刊刻流传则是在政争结束之后，而且刻地基本为受到朱熹影响的区域。这说明研究宋刻版本，除了考察诸如行款、版式等书籍形式的演变和刊刻地域及刻年外，还要考虑书籍刊刻与政治环境、文化风气乃至社会经济状况等多重因素的影响，而这又进入笔者认为的书籍史研究的范畴。本文通过《楚辞集注》与庆元政争这一个案问题的分析，认为这是研究宋代版刻的两翼，不可偏废；而做到两者的有机结合，便应该能够在前人基础上将宋代的版刻研究继续向前推进。

注释：

[①]（清）于敏中等：《天禄琳琅书目》，清人书目题跋丛刊本，中华书局1995 年版，204 页。

[ ② ]（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徐小蛮、顾美华点校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435页。

[ ③ ]（元）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宋元明清书目题跋丛刊本元代卷，中华书局2006年版，335页。

[ ④ ]（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435页。

[ ⑤ ]（宋）赵希弁：《读书附志》，孙猛点校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1166页。

[ ⑥ ]（宋）周密：《齐东野语》，张茂鹏点校本，中华书局1983年版，45页。

[ ⑦ ]（清）于敏中等：《天禄琳琅书目》，45页。

[ ⑧ ]（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版，1268页。

[ ⑨ ]（清）彭元瑞等：《天禄琳琅书目后编》，清人书目题跋丛刊本，中华书局1995年版，306页。

[ ⑩ ]（元）脱脱等：《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版，12767页。

[11]（宋）周密：《齐东野语》，44页。

[12]（元）脱脱等：《宋史》，11989页。

[13]（元）脱脱等：《宋史》，13773页。

[14]（宋）王应麟《困学纪闻》，阎若璩、何焯、全祖望注，栾保群、田松青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526页。

[15]（元）脱脱等：《宋史》，13773页。

[16]姜亮夫：《楚辞书目五种》，载《姜亮夫全集》，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45页。

[17]郑振铎：《楚辞集注影印本跋》，载《楚辞集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2页。

[18]陈来：《朱子书信编年考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459页。

[19]李永明：《朱熹楚辞集注成书考论》，载《西南交通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49页。

[20]陈尚敏：《楚辞集注成书概述》，载《甘肃高师学报》2004年第4期，16页。

[21]（清）彭元瑞等：《天禄琳琅书目后编》， 306页。

[22]（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435页。

[23]（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436页。

[24]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中华书局2009年版，814页。

[25]傅增湘：《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传本书目》，中华书局2009年版，928页。

[26]叶德辉：《郋园读书志》，杨洪升点校、杜泽逊审定，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326页。

[27]叶德辉：《郋园读书志》，328页。

[28]叶德辉：《郋园读书志》，328页。

[29]傅增湘：《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传本书目》，928页。

[30]北京图书馆编：《中国版刻图录》，文物出版社1961年版，33页。

[31]魏隐儒：《书林掇英——魏隐儒古籍版本知见录》，李雄飞整理校订，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版，310页。

[32]（清）杨绍和：《楹书隅录初编》，宋元明清书目题跋丛刊本清代卷第四册，中华书局2006年版，499页。

[33]郑振铎：《楚辞集注影印本跋》，1页。

文载《文津学志》第九辑，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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