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平议
校勘之学是古典文献学的基石，对于儒家经典文本的校勘，更是经学乃至中国古典学术的核心内容。在写本时代，校订刊正经书文字，即已超越经师授经讲学需求，而承担起正定学术的职能。两汉经今、古文之争后，刊立《熹平石经》《正始石经》及至唐《开成石经》，无不致力于通过文本校订刊正以确立权威定本。五代冯道据唐石经刻印九经，成为儒家经典刊本之祖。两宋以降，刻本渐繁，但经书文本歧异并未消弭。儒家经典相沿有“五经”、“九经三传”、“十三经”诸说，加之权威注释义疏，蔚为大观。诸经之经注与义疏，原本别行，南宋坊刻本为便利起见，汇合经注、义疏、释文于一书。南宋之后，十三经的组合方式，经、注、疏、释文的文本结构，逐渐形成固定搭配，并成为士人阅读的最基本文献，影响深远。然而由于经疏文字率而搭配，章节分合、长短无定，而且相互迁就改易，又人为造成经典文本的混淆。宋版诸经注疏在宋元明三朝不断刷印，但后印本多有补板、修板，字迹漶漫，明代又据之翻刻为闽本、监本、毛本诸本，文本讹误更甚。清康乾以降，考据之学兴起，校订经书文字渐成风尚，而日本山井鼎《七经孟子考文》的校勘成果引进之后，亦颇为中土学人所推重。惠栋、卢文弨、浦镗诸儒可谓开风气之先，钱大昕、段玉裁、王念孙等踵行其后。阮元在此学术氛围影响之下，于嘉庆初年出任浙江学政、巡抚期间，邀集江浙学人编纂《经籍纂诂》，创建“诂经精舍”，并组织汇校《十三经注疏》，纂成《十三经注疏校勘记》，后世誉为清儒经典校勘集大成之作。
一
据张鉴《雷塘庵主弟子记》记载，阮元设立“十三经局”，延客校勘《十三经注疏》，约始于嘉庆六年。主其事者段玉裁，分任其事者有臧庸、顾广圻、徐养源、洪震煊、严杰、孙同元、李锐等人。各人因情况有别，实际参与的时间和程度并不一致。《十三经注疏校勘记》后期的补校、审订，及至最后刊刻成书，当以严杰出力最多。今存《周易注疏校勘记》稿本的补校部分，多为严杰的手迹，足见一斑。此外，徐养源或参与其事较久，因迟至嘉庆二十一年印行《十三经注疏校勘记》进呈本，分校《仪礼注疏》尚有较多与之相关的内容增补。
《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的纂修流程，文献记载无多，幸赖国家图书馆近年入藏李锐分校《周易注疏校勘记》的稿本和誊清本，据云得自阮氏后人家藏，可以略窥一二。李锐，嘉庆初年应阮元之聘，先从事《经籍纂诂》和《畴人传》的纂修编辑，后参与编纂《十三经注疏校勘记》，分任《周易注疏》《春秋谷梁传注疏》及《孟子注疏》三书校勘之役。国家图书馆所存《周易注疏校勘记》稿本，经与同馆藏李锐《观妙居日记》原稿本比对笔迹，当属李锐手稿。据《周易注疏校勘记》稿本、誊清本和刻本提供的信息综合分析，其纂刊流程可作如下推测：（一）分任者李锐完成对校初稿并作自我修订；（二）严杰校补调整；（三）阮元批校；（四）誊清成稿；（五）孙同元复核，并有少量增补；（六）严杰校订（或与段玉裁同校）；（七）刊刻成书（刊本校样仍有少量增补）。故诸经校勘虽未必如阮元所云“授经分校，复加亲勘”，但是校经、补校、审订、复核，存在相对严格的流程，有助于提高校勘水平。此外，从稿本到刻本，文字内容甚至文本结构都有更动，而这些变化背后寓含有丰富的学术信息。
二
阮元广罗善本，延纳学界精英，纂成《十三经注疏校勘记》，堪称经典文本校订的典范之作，迄今恐尚无出其右者。阮元自矜为“我大清朝之《经典释文》也”。“校勘记”刊行之后，颇为学界所重。清焦循有评价曰：“群经之刻，讹缺不明。校以众本，审订独精。于说经者，馈以法程。”（《雕菰楼集》卷六）日本加藤虎之亮《周礼经注疏音义校勘记》亦云：“清儒校勘之书颇多，然其惠后学，无若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凡志儒学者，无不藏十三经；读注疏者，必并看校勘记，是学者不可一日无之书也。”阮校的优长之处，约略有三。
首先是广罗善本，备列异同。根据全书凡例，《十三经注疏校勘记》以宋版十行本为主，与其他宋版诸本以及明刊注疏本（闽、监、毛）进行对校，又以《经典释文》、唐宋石经以及各经注本作为经注文字的校勘材料。此外，《十三经注疏正字》《七经孟子考文》以及各种经解著作亦在参考文献之列。阮校之前，无论宋儒毛居正、岳珂、张淳校经，还是山井鼎《考文》、浦镗《正字》，不惟规模有限，参校版本亦屈指可数。而阮元借助地位之便，又有学界精英协力，得以博采唐石经、宋元善本、明刊旧钞，以及当代通行本，施以详尽对勘，备列诸本异同，在校勘规模和采纳文献数量方面，确可称前无古人。
其次，校勘理念先进，方法全面。山井鼎、卢文弨已经揭示“经注”、“义疏”、“释文”原本别行的文献实际。卢文弨指出,浦镗《正字》对于古书的层次构成缺乏基本区分，段玉裁则更进一步提出“以贾还贾，以孔还孔，以陆还陆，以杜还杜，以郑还郑”之说。“校勘记”正是遵此文献理念，在以注校经、以疏校经注的同时，不妄改文字，充分考虑并区分文本的历史层次。《十三经注疏校勘记》对校诸本，不仅备列文本异文，还详细记录卷题形式、提行缩格以及文字磨改、剜挤、剜改、补刊之类版刻信息，这对辨析文本源流，鉴定版本，校订经、注、疏、释文在流传过程中产生的讹、脱、衍、倒，具有重要意义。
《十三经注疏校勘记》校勘方法亦颇为全面。山井鼎《考文》多依赖对校，对于诸本皆误的情况缺少按断。浦镗《正字》则因所据版本无几，故校语多误作、当作、疑作之类，颇有疑所不当疑、以不误为误之处。《十三经注疏校勘记》弥补了《考文》《正字》的缺陷，校勘方法虽仍以对校为主，但同时注重以注校经，以疏校经注，及注文前后互校，并旁取他书引据，广泛使用本校和他校之法。对于诸本皆误，且无他书可证者，则引证文献或援据注疏体例，加以考订，且多有不刊之论，堪称清儒理校成果之典范。
再次，学术考订成果丰硕。《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编纂正值乾嘉学术鼎盛之时，故得以广泛汲取汇辑汉唐古注、校订经书文字的成果，可谓取精用弘，博考详辨。以《周礼注疏校勘记》为例，总计罗列5821条校记，不仅征引历代文献遍及四部，还列述清儒惠士奇、惠栋、戴震、臧琳、段玉裁、孙志祖、卢文弨、程瑶田、沈彤、方苞等十余人的考订成果，并施以辨析取舍。“校勘记”参考清儒成果，意图集思广益令校勘工作更加详备，而其间辨析取舍则不仅体现校勘者的理念，同时亦透露出清儒成果的传播与影响幅度，可略窥当时学界样貌。校勘记引述的清儒校经成果，许多并未成书流传，故还有保存文献之功。
三
当然，诚如前贤批评，《十三经注疏校勘记》亦存在相当程度的局限与缺失，且与上述优长之处长短互现。“校勘记”以备列版本取胜，但实际参校版本仍颇有缺失。其中既有因存藏所限无缘利用者，也有因不明刊刻源流而忽视者。各经卷首所列引据各本目录，亦不乏与实际采用版本不符或转引他人校本者。以“校勘记”所用底本而论，凡例称《周易》等十经以宋版十行本为据，实际情况与此并不相符。阮元所谓宋版十行本，学界已倾向只是元刊补修本，且并非注疏萃刻之祖本。各经引据参校本多寡不一，缺失情况或与分校者文献功力相关。如《孟子注疏校勘记》引据14种校本，不惟遗漏了重要的宋本，且直接目验者仅有7种，另外7种则或据前人校勘学著作，或据他人校本，可靠程度自然大打折扣。
《十三经注疏校勘记》“凡例”虽云“授经分校，复加亲勘”，校勘亦有相对严格的流程，但诸经参校采摭，实际是各自为政，故成品水平因分校者学术态度、文献功力而异，体例风格亦存在较大差别。总体而言，顾广圻、严杰、洪震煊分校诸经质量较好。“校勘记”采录前人成果，亦不甚严谨。如臧庸的校语多用前人校本，但往往不言出处，致使未列引据各本目录的校本出现在校语中，徒增困惑。《左传注疏校勘记》与陈树华《春秋经传集解考正》存在明显承袭关系，陈书既为“校勘记”提供了基本思路，也提供了大量的校勘事例和他人成果，但只有部分被校勘记标记出来，更多的内容未加注明，需要比照二书才能发现。
正因《十三经注疏校勘记》自身存在缺失，故在其流传之后，不断有补订之作。其中如汪文台《十三经注疏校勘记识语》、孙诒让《十三经注疏校记》、刘承干《周易单疏校勘记》，日本海保元备《周易校勘记举正》、吉川幸次郎《尚书正义定本附校勘记》、加藤虎之亮《周礼经注疏音义校勘记》、常盘井贤十《宋本礼记疏校记》等都对阮校颇多补订增益。（刘玉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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