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星衍平津馆藏书及其目录

孙星衍（1753—1818），字伯渊，一字渊如，江苏阳湖（今武进市）人，乾嘉时期著名的经学家、小学家、目录学家、校勘学家和考据专家。孙星衍性喜藏书，一生拥有藏书三千余种，是当时著名的藏书家之一；他又为自己的藏书编写了三部影响深远的书目——《孙氏祠堂书目》、《平津馆鉴藏书籍记》和《廉石居藏书记》。因此，孙星衍作为一个较为典型的乾嘉学者，其藏书思想及特色在某种程度上可以透射出乾嘉时代的社会风尚，对我们研究清中叶藏书的兴盛及目录版本学的发展有积极意义。

孙星衍对书籍的喜爱是受他的父亲孙书屏的影响。他在《孙氏祠堂书目序》中说：“家大人少孤贫，好聚书，易衣物购之，积数柜。”书屏先生的藏书虽然不多，却激起了少年孙星衍对古书的浓厚兴趣。后来孙星衍负岌游学，在陕西毕玩幕府长达八年之久（1780—1787）。毕氏藏书之富，令孙星衍眼界大开，钦羡不已。但作为一名寒士，孙星衍此时却无力聚书。乾隆五十二年（1787）；孙星衍考中进士，走上仕途的同时，也开始了他艰苦的聚书生涯。孙星衍喜欢结交朋友，他在京师的寓所便成为诸名士集会宴饮之处，这也为他聚书提供了方便，“所交士大夫，皆当代好学名儒，海内奇文秘籍，或写或购，尽在予处。”他自己“又流览《释》、《道》两藏，有子书古本及字书、医学、阴阳术数家言，取其足证儒书者写存书麓。”（《孙氏祠堂书目序》）乾隆六十年（1795），孙星衍结束了九年的京官生活，奉旨外放为山东兖、沂、曹、济兵备道，捧禄虽然更加优厚，但远离京城，聚书相对困难。他只能靠抄录或朋友代购来扩大自己的藏书规模，他的许多珍藏秘籍即通过这两种途径获得。如他收藏的影写本《乾象通鉴》，《四库全书》没有收入，阮元搜访四库遗书时也不曾收得，是孙星衍得旧本影抄后，海内才有了是书传本。孙星衍又曾从五砚主人袁延寿处得宋本《名臣碑传碗淡集》，缺上卷，因自己公务缠身，无暇访书，便委托顾广圻四处求购，终将此书配成完本。后来这两种书都被作为善本著录于《平津馆鉴藏书籍记》中。聚书的不易，使孙星衍对所得到的珍稀之本极为宝爱。他曾得孙北海家藏的宋拓本汉石经《尚书》残字，欣喜之余，为赋七言古诗《题熹平石经拓本次翁阁学方纲韵》，并考定该本为越州石氏本，作长跋附后，将拓本置于坐卧小室中，见者皆诧为铭心绝品。正因为孙星衍靠抄录和代购得书甚多，故《清史稿》说他：“闻人家藏有善本，借钞无虚日。”他自己又说：“或有友人远致古籍，酬以重值。”（《孙氏祠堂书目序》）这样，他自己的所有收入几乎都用在买书上。他在自己的诗中曾自嘲：“薄宦廿年徒立壁，买书钱是卖文钱。”经过几十年苦心经营，孙星衍藏书日丰，到嘉庆二十三年（1818）去世，已拥有藏书三千余种，且中多善本。

在孙星衍聚书的过程中，有一件事情直接影响了他的藏书思想。嘉庆三年（1798），孙星衍丁母忧，载书万卷归居金陵。船行至山东滕县微山湖时忽遇大风，书籍损失惨重。孙星衍的诗《万卷归装》即描写了当时的情景：“行李萧然归泛济，数十麓书而已矣。”“归来检点空磋吁，卷帙散乱文模糊。”在这批遇难的书中，《颜氏家训》竟已两遭水厄！该书为何义门旧藏，据义门跋知此书在他家时已遭遇过一次水患，孙星衍为此烯嘘不已。覆船事件强烈刺激了孙星衍，他在聚书之初即遭此厄，使他对书籍的聚散无常骤然之间有了深刻的体验。因此，他的藏书思想从一开始便趋于开明，他曾借李斯的泰山石刻发抒自己的感慨：“人身不及纸，完好无百年。”“题名倘留世，何必归子孙。”就在这一年，孙星衍遵父命建孙氏祠堂，纪念从祖、明功臣忠憨公孙兴祖，孙氏书籍也藏于祠堂中。嘉庆五年（1800），孙星衍作《孙氏祠堂书目序》。在这篇《序》里，他追溯了自己自幼对书籍的嗜好及来之不易的万卷藏书惨遭损失的境遇，总结了历代私人藏书散亡及自己书归祠堂的原因。他说：“昔之聚书者，或赠知音，或遭兵资，或以破家散失，或为子孙售卖。高明所在，鬼神瞰之。予故置之家祠，不为己有。”由这句话可以看出，孙星衍仍把图书的保存寄希望于神灵的呵护，还带有旧藏书家的迷信色彩。但他“置之家祠，不为己有”，及前面提到的“题名倘留世，何必归子孙”的藏书思想，相对于当时坚守秘而不宣、子孙永保观念的藏书家，已开明进步了许多。不仅如此，孙星衍还把自己的藏书用作教课宗族子弟的教材，使它们不致沉睡祠堂，徒填蠹腹，这种藏而致用的思想在当时也是很难得的。因此，在藏书史上，孙星衍的思想处于新旧交替中：他的身上虽带有旧藏书家的某些痕迹，但更显著的是已经初步具备了化私为公的进步倾向，预示了藏书事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在这篇《序》里，孙星衍提出了自己分部十二的目录学思想，这一问题下面还要详细讨论。

孙星衍的藏书极有特色。姚鼐在为孙氏所写的诗《万卷归装图》里这样描写他的藏书：“自兴雕版历抄胥，市册虽多乱鲁鱼。君自石渠繙《七略》，复依官阁惜三余。世推列架皆精本，我愿连墙借读书。政恐衡山承召起，牙签三万又随车。”

这首诗着重渲染了孙氏藏书既多又精的盛况。其实，孙星衍与专嗜宋元旧刻的藏书家黄王烈、吴骞不同，他的藏书中既有大量通行本，也有不少宋元秘籍，比较典型的体现了兼容并蓄的藏书特色。孙星衍收藏的明吴勉学刊本、明毛晋刊本、清通志堂刊本等在当时都是比较通行的本子。尤为突出的是孙星衍特别重视近代和当代人的著作，仅据《孙氏祠堂书目》的记载，在孙星衍收藏的近三千种书中，清人编著、辑佚之作达580余种，占五分之一左右，另有大量清人校刊本不计在内。这一方面反映了清代著述之丰，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孙星衍古今并重的藏书特色。孙星衍的藏书更不乏珍本，其善本书目《平津馆鉴藏书籍记》中收录宋版33种，元版50种，明版141种，旧影写本39种，影写本28种，旧写本9种，写本29种，外藩本9种，共计338种。这些都可视为孙氏藏书之精品。如他收藏的宋本《古文苑》及元至正年间勤有堂刊本《故唐律疏议》以流传稀少为世所重，孙星衍便以它们为底本影写刻人《岱南阁丛书》，在当时影响很大。他收藏的影宋抄本《北堂书钞》更为其藏书增辉不少。关于这部书的收藏与校刊，还有一段艺林故事。乾嘉时通行的《北堂书钞》只有明陈禹谟刻本，陈本多处讹误衍夺、妄自增删，破坏了原书面貌。嘉庆中叶，孙星衍得元陶宗仪影宋抄本。为使《北堂书钞》能有一个善本行世，他便以此本为底本，约同王引之、严可均、顾广圻、王石华、洪颐煊等先后雠校，因资金不继而未竟其业。后周星诒以重金购得孙氏校本，颜其藏书处曰“书钞阁”。光绪中此本又为南海孔广陶辗转借得，影钞一部，复与林国赓等人续校。光绪十四年（1888），始付梓刊行。至此，由孙氏肇其端，凝聚了数十位专家心血的《北堂书钞》才得以问世，学界才有了一个接近于原貌的传本，这时距孙星衍去世已半个多世纪了。今日捧读这部《北堂书钞》，追记先贤之功，真有一种“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的感觉。

孙星衍不仅喜欢藏书，他还为自己的藏书编写了三部书目——《孙氏祠堂书目》、《平津馆鉴藏书籍记》和《廉石居藏书记》，这三部目录足以奠定孙星衍在清代目录版本领域的地位。

前面已经提到，孙氏祠堂修建于嘉庆三年（1798）孙星衍丁母忧归居南京时。嘉庆五年（1800），《书目》编成，孙星衍作《孙氏祠堂书目序》。嘉庆十五年（1810），孙星衍将这篇《序》稍作增删刻人《岱南阁丛书》，易名《孙忠憨祠堂藏书记》。在《孙氏祠堂书目序》里，孙星衍着重阐述了将自己的藏书分为十二类的目录学观点。这种观点的提出在那个四部分类法已占统治地位的时代是很需要勇气的。那么，孙星衍为什么要把自己的藏书分为十二类呢？笔者认为，孙星衍是从自己的藏书实际出发，本着实用的原则进行分类的。孙星衍的私人藏书数量毕竟有限，如果按四部分类，不少小类可能出现收书很少或根本无书的情况，类目便有虚设之嫌。于是孙星衍根据自己的藏书实际，将图书分为十二类，依次是：经学、小学、诸子、天文、地理、医律、史学、金石、类书、词赋、书画、小说等。他又在大类之下设置小类，实行二级分类法。这样的分类体系既基本符合孙星衍的藏书实际，又为教课宗族子弟提供了一个循序渐进的阅读顺序，同时也更能体现出孙星衍作为一个目录学家的革新意识。郑鹤声在《中国史部目录学》一书中对这一分类方法曾予以高度评价，他认为这种分类“实开目录学上未有之先例，而厘然有当于学术”。虽然有人也曾责难孙氏医、律合一不够恰当，笔者认为，孙星衍对此可能有他自己的考虑。可能的原因有二：其一是为达到“分部十二，以应岁周之数”的目的，以适应按日程教课宗族子弟的需要；其二可能是因为他收藏的医书只有66种，律书只有巧种，如单列门类，与其他各类相比，不免有失重之感。但无论如何，孙星衍把医、律从子、史中独立出来，这与他“划小学于经学之外，出天文于诸子之中，析地理与史学为二”（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分类篇》）的革新思想是相一致的。后来缪荃孙的《艺风藏书记》所采用的十部分类法即直接脱胎于此，是对孙星衍目录学思想的认同和继承。在著录方法上，《孙氏祠堂书目》作为一部兼有导读性质的目录，采用的是同书之下著录不同版本的做法。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就是在继承了这一做法的基础上而形成的一部专门为青年人指导读书门径的目录学著作。因此，孙星衍在目录学上的革新思想及其贡献是不容忽视的。相比之下，他的善本书目——《平津馆鉴藏书籍记》和《廉石居藏书记》地位不显，其实，这两部书目在版本目录的发展过程中，同样是不可缺少的一环。

“平津馆”因嘉庆九年（1804）孙星衍第二次赴任山东时的官署驻地与汉平津侯封地相近而得名。平津馆的藏书绝大部分由金陵孙氏祠堂转运过来，本为平时读书、著述之用。因中多善本，孙星衍的同年好友阮元奉命搜访四库遗书时曾经借用。后来阮元编成《四库未收书提要》，并把访得的遗书进呈朝廷，受到皇帝嘉奖，赐名《宛委别藏》，专储养心殿。孙星衍对此非常向往，便萌生了追步阮元、续进遗书的念头。便精选出平津馆收藏的善本338种编成善本书目——《平津馆鉴藏书籍记》。虽然孙星衍后来并没有把这些书进呈朝廷，但他为此而编写的这部书目却藉以流传并影响深远。

《平津馆鉴藏书籍记》按版本分类，除继承《天禄琳琅书目》著录书名、卷数、作者、前后序跋、缺补情况、收藏印章、牌记等外，孙星衍还有自己的发现和创新。如他较早地记载耳题，广泛地记载版心，把版口、行款的著录作为一项不可缺少的内容，并产生了比较版框高低的意识。这些项目，不仅《天禄琳琅书目》尚未详及，就是与孙星衍同时，以版本鉴赏著称的黄巫烈的书目题跋也仅对个别项目偶有记载，且远没有孙星衍做的具体而规范。清末以降，这些细微的特点才引起了藏书家的普遍关注，陆心源的《皕宋楼藏书志》、缪荃孙的《艺风藏书续记》、傅增湘的《藏园群书经眼录》、张元济的《宝礼堂宋本书录》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孙星衍的启发并一步步使版本目录走上规范化的道路。因此，在版本目录的发展过程中，孙星衍同样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人物。

嘉庆十六年（1811），孙星衍引疾归田后居于金陵孙氏祠堂，他把未能收入《平津馆鉴藏书籍记》的善本重加挑选并撰写了解题。可惜的是，孙星衍生前未能把这些解题编纂成书并刊刻行世。道光十六年（1836），陈宗彝才从孙星衍的儿子孙竹康处访得稿本，仿《孙氏祠堂书目》的体例设置类目，分为内、外编各一卷。因孙氏祠堂内有五松园，五松园的匾额叫廉石居，陈宗彝故以《廉石居藏书记》命名。《廉石居藏书记》与《平津馆鉴藏书籍记》一样是孙星衍的善本目录。这部目录不带任何功利目的，在著录内容上便没有《平津馆鉴藏书籍记》做的规范，有的解题挥洒自如，内容详细；有的则言简意赅，数语中的。二书结合来看，当更能体现孙氏撰写解题的水平和特色。

孙星衍24岁时，与他相爱甚笃的发妻王采薇因病辞世。孙星衍以佳偶难得，誓不再娶。40岁，在祖母劝逼之下纳侧室并晚年得子。嘉庆二十三年（1818）孙星衍去世时，长子孙竹屏年仅7岁，不能守业，孙氏藏书迅速散亡。最早记载孙氏藏书散亡情况的是孙星衍的生前好友、著名校勘学家顾广圻。他在《思适斋集》卷十五抄本《欧阳行周集跋》条下写道：“后闻其弟受某甲之诳，尽付所有唐人文集并他种书若干托其寄借与孙古云而从中乾没去矣。旋贩至常熟，卖与张月霄，张亦不能守，未详今流传何所，首尾仅一周星耳。”据顾氏这段记载，这些散出的孙氏藏书曾在张月霄（金吾）家逗留，张氏藏书于道光七年（1827）为其族侄豪夺而去，孙氏之书可能也随之散亡。道光二十年（1840），陈宗彝刊行《平津馆鉴藏书籍记》时曾有跋语，说孙氏藏书在其身后“悉为狡狯之徒多方赚去”即指这段经历而言。太平天国时期，孙星衍的藏书进一步散佚。清徐康《前尘梦影录》有这样的记载：“庚申（1860）吴城陷后，越二年，虎丘山寺见一室，乱书堆积，搜之颇有善本。”“知为一榭园所庋，今则池馆楼台鞠为茂草。”经过这场战乱，孙氏藏书散亡殆尽，昔日名扬一时的孙氏祠堂终为废墟。幸存下来的孙氏藏书零零散散地被多家收存。瞿镛的铁琴铜剑楼、丁丙的善本书室、陆心源的皕宋楼、缪荃孙的艺风堂、袁芳瑛的卧雪庐、李盛铎的木犀轩及上海涵芬楼等都收存了少量孙氏旧藏。傅增湘的《藏园群书经眼录》收孙氏藏书14种，《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孙氏校辑、编著、批注、刊印的书籍70多种，这70多种书散见于全国各地图书馆。另据《中央图书馆善本书目》的著录，台湾尚存孙氏经手之书14种。这些数字比起孙氏当年的藏书已是凤毛麟角。在孙氏去世180年后的今天，追忆往昔，感慨良多。私人藏书惨遭覆亡的命运屡见不鲜，孙星衍昔日藏书之盛也只能借助三部目录窥其一斑了。（焦桂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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