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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NAS》:先核磁后问卷,两步提高抗抑郁效果

2016-11-01 大话精神

悲伤如同打开的窗帘,沉重又压抑。但即便抑郁会把我与外面的世界隔绝,我也不愿用抗抑郁药来对抗这种疾病——抑郁症患者自述。


图片来源:Flickr


这并不是说患者想要放弃医治,而是担心药物不起作用时再怎么办。这也是目前精神疾病治疗方面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实际上并不知道药物是否起效。


哥伦比亚大学精神病学系主任Jeffrey Lieberman教授对Business Insider(美国知名科技博客)说,“目前的抗抑郁药是实验性的和错误的”。


Jeffrey Lieberman教授。图片来源:news.medlive.cn


不过,斯坦福大学精神病学和行为学教授Leanne M. Williams及其团队想改变这一点。他们通过脑补扫描并结合早期生活压力,预测哪些抑郁症患者会对抗抑郁药有响应,且结果有惊人的准确性,高达80%。这一研究结果近日发表于《国家科学院院刊》(PNAS)上。


Leanne M. Williams教授。图片来源:vebidoo.com


本质上,这项测试考察了抑郁症患者的两个因素。


其一、大脑杏仁体活动性——该区域在抑郁症中发挥关键作用


研究人员特别关注了杏仁体中的大脑活动,这是一个位于大脑中心深处的小结构。杏仁体是大脑边缘系统的一部分,这个复杂的核群与愤怒、悲伤、快乐和恐惧等情绪相联系。抑郁症患者的杏仁体显示更高的活性,甚至在恢复后仍显示高活性。为了了解杏仁体发生的变化,Leanne M. Williams教授等人利用MRI采集参与者的情绪面部图像(悲伤和愤怒)。


其二、早期生活压力


人们在儿童期暴露于高水平压力,无论是经历单一的创伤事件,还是由于经常性的虐待或忽视,往往具有更高的抑郁风险。研究证明,暴露于早期生活压力,可以改变杏仁体的结构和功能。因此,研究人员将这一因素纳入诊断测试中,让参与者填写早期生活问卷,以评估他们在18岁之前发生的虐待、家庭暴力、疾病和/或死亡以及自然灾害等事件。


基于上述两个测量的得分情况,即当暴露于情绪面孔时他们表现出高度的大脑活动模式以及暴露于早期生活压力,研究人员可能得到该参与者可能对抗抑郁药如氟西汀(Prozac)或舍曲林(Zoloft)的反应的预测快照。


结果显示,最有可能对抗抑郁药反应的人是那些经历了高水平的早期生活压力,并且对特定情绪刺激高度反应的人。换句话说,研究中的抑郁症患者在儿童期被虐待并且脑部扫描显示他们对愤怒和悲伤的面孔有高度反应性,更可能对药物治疗产生积极结果。


科学家认为,一个紧张的童年经历(如虐待)能提高人们对情绪(特别是负面情绪、潜在威胁)的敏感性。最终,这相对也会导致此人对正面情绪更不敏感。


在这种情况下,抗抑郁药有助于正常化我们的大脑的杏仁体如何对情绪刺激响应,特别是积极的信号(MRI中用到的快乐面孔)。对于没有过多早期生活压力,且对面部也不是很敏感的人,也会产生相同的结果。药物对这些人的作用是提高大脑对情绪信号的反应,他们往往更容易利用抗抑郁药物康复。


另一方面,经历过高水平早期生活压力,但没有对情绪面孔有反应的抑郁患者或有低水平的早期生活压力但对情绪面孔高度反应的抑郁患者往往对药物的响应很差。


“朝着同一个目标前进”


对于绝大多数的医疗问题,一个诊断测试就可以告诉你应该采取什么措施进行治疗。比如说,如果可能患有I型糖尿病,则需要测定血糖,如果结果为阳性,则需要开具胰岛素处方。再比如说,如果可能患有心脏疾病,就需要做脑电图,根据脑电图结果,可给予不同种类的药物或者开始特定的锻炼方案。而对于精神疾病,实际上没有这样的诊断测试。


斯坦福大学的研究人员不是唯一认识到这一点的人。实际上,越来越多的科学家正在试图寻找诊断精神疾病的方法。


Lieberman说,“将诊断也作为一种标准治疗手段,是其中之一。每个人都在朝着同一个目标前进,但他们采取不同的方案。”Williams也说,“我相信这是转变传统抑郁症治疗的方式之一,这可以帮助缩小我们从研究中得到的观点与当前抑郁症的破坏性影响之间的差距。”


这也可能成为日后工作的常态。想象一下,如果有一天,某个抑郁症患者走进医院,在接受测试后发现,他或她可能对抗抑郁药的反应并不好。然后,患者本身就有两个选择:一、继续服用药物,看看会发生什么(测试并不能代表最终结果,因为抑郁症的原因非常复杂,因此药物治疗仍然有机会,而且仅通过测试并不能反映患者的真实生活经历。);二、接受其他的治疗方案,例如谈心疗法(talk therapy)。


“任何事,只要有助于鉴别这类病患,或者能针对病患对治疗的反应给医生提供建议都是受欢迎的,”Lieberman说。“这是精神疾病版图中的一块,但还不是最后的一块。”


建议


这项研究结果对为抑郁症患者提供一线治疗的医生很多帮助。在未来,医生可以通过询问童年经历,并进行一个5分钟的脑部扫描,就可以确定最佳治疗方案。而如果第一次就能找对药,这无疑会大大减少患者的痛苦,并可以极大地缩短药物的试错期。


文献索引

Andrea N. Goldstein-Piekarski, Leanne M. Williams, et. al., Human amygdala engagement moderated by early life stress exposure is a biobehavioral target for predicting recovery on antidepressants. PNAS, 2016


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NAS)由美国国家科学院创建于1914年,内容包括前沿科学报告、评论、综述、观点、会议报告等,涵盖了生命科学、物理及社会科学等内容。每周出版一次,是目前世界上引用率最高的科学期刊之一。IF: 9.423,ISSN: 0027-8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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