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HO：在没有精神卫生专业人员的情况下能否治疗抑郁症？
世界上有接近4亿5千人被精神疾病所困扰。在发达国家，只有一半的患者接受了适当的治疗，而在发展中国家，由于精神疾病医生的严重短缺，有接近90%的患者不能接受治疗。Vikram Patel一直致力于培养社区成员，使他们能够进行精神健康干预。但目前还没有一个国家推广这一方针。
Vikram Patel当之无愧是倡导在没有精神卫生专业人员的情况下提供精神卫生服务的先驱。以下是Vikram Patel与Fiona Fleck的对话。
问题一：你为何对精神卫生问题感兴趣？
Patel：我进入精神病学科的时候，这还是很不起眼的领域，比今天更受蔑视。在孟买最后的大学医学结业考试中，我排名在前，本可以选择任何专业。起初我对神经学感兴趣，着迷于大脑及其种种神秘。但我在医学研究中，发现就神经学而言，症状和病情体征都很重要。精神病学是唯一一个以人为中心的领域。此外，精神病学是沟通医学与社会的一座独特桥梁。
问题二：今年的世界卫生日致力于处理抑郁症问题，你能告诉我们这个病情的负担和原因吗？
Patel：抑郁症可能是全球研究最深入的一种精神障碍。2013年对全球疾病负担项目的系统审评，确定了世界各地100多项研究用来估计抑郁症的流行程度。发现4%-5%的成年人可能符合抑郁症的诊断标准，如此我们可以推断出全球有数亿人患有抑郁症。
关于抑郁症的全球文献显示，与抑郁症相关的常见风险因素与社会处境不利和剥夺有关，例如受教育程度低、失业、债务、社会排斥或污名化，以及暴力。妇女同样有患抑郁症的较高风险，这部分与人际暴力和性别不平等的其他后果有关。
问题三：这对社会意味着什么？
Patel：抑郁症不仅影响个人。对母亲来说，它会影响其儿女的成长和发育。抑郁症削弱人的工作能力，降低此人的生产性。这不仅影响家庭而且影响整个经济。一组经济学家最近为世界经济论坛模拟了抑郁症造成的整体成本，估计数字高达数万亿美元。此外，我们不可忽略自杀问题。虽然自杀本身即被归类为一种健康后果，而不是精神卫生导致的结果，但许多尝试自杀的人都患有抑郁症。
问题四：抑郁症是否可治愈？对此症状应作出何种治疗？
Patel：在全球范围内，最有力的证据倾向基于认知、行为和人际机制进行短暂的心理治疗。我们最近对非专科医师提供的心理治疗研究进行了系统的审评，确认了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27项随机对照测试。自从我们的审评以来，至少已经公布了两项重要测试的结果，包括我们自己1月份在《柳叶刀》上对印度的《卫生活动规划》的研究。大多数此类测试证明了这些治疗在促进缓解和康复方面的有效性。
抗抑郁药物的证据基础较为薄弱。就严重抑郁症患者而言，谈话治疗和药物治疗最为有效。对于占相当比例的轻度至中度抑郁症状的人来说，社区成员提供的自我照料和低强度护理与心理疗法等与正规的的临床干预措施一样有效。
问题五：世界卫生日的主题“一起来聊抑郁症”是为寻求帮助。 我们如何抵制时常妨碍人们寻求帮助的那种污名化做法？
Patel：污名化是一个重大挑战，没有简单的解决办法。最近的一项审评显示，应对污名化的许多策略很少能证明其效用。例如，将抑郁症说成是生物性脑部疾患，实际上导致了更为负面的态度，因为它意味着病情是人的生物机理的一个不可变更的方面。
我认为行之有效的办法是公开：人们应当站出来，谈论他们的抑郁症经验。在这方面，世界卫生日发出的信息是完全正确的。
此外，即使很难改变人们的态度，我们也可通过法律的推行来减少歧视，例如破除对有精神卫生问题的人设置的教育和就业障碍。消除歧视可能比试图消除污名化更为重要和可行。许多人对有精神卫生问题的人可能持负面态度，但最重要的是，不可否认他们的就业或受教育权。
问题六：应当如何鼓励人们去寻求治疗精神卫生问题？
Patel：我们最近在《柳叶刀精神病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叙述在印度农村实施的一个规划，在18个月的时间里，我们将寻求治疗的抑郁症患者的比例增加了5倍。我们面向基层，采用当地社区能听懂的语言提高民众的认识，避免将抑郁症说成是精神病问题，讨论了债务和家庭暴力等问题，提倡作为初级干预措施实行自我照料，并利用文化上适当的媒体，如宝莱坞电影的剪辑。我们只不过将抑郁症表述为在严重情况下，可成为生物医学问题，需要进行临床干预。
提高认识的干预措施是由社区工作者和业余咨询员采取的，同时在社区和初级卫生保健中心，针对抑郁症和酒精使用障碍，帮助人们更便利地寻求循证干预措施。
问题七：在没有精神卫生专业人员的社区，应当做些什么？
Patel：赋予人们进行自我照料的能力，并在社区中培训人员，支持他们来照顾他人。如上所述，我们刚刚完成的对这一方针的审评发现，严重的抑郁症患者，通常在家中或初级保健中心进行六到十个疗程，每个疗程为时30至40分钟的简短治疗，就能有效地促进缓解和康复。
这次审查最重要的发现之一是，它揭穿了发展中国家患者相对于谈话治疗，更喜欢用药的传闻。谈话治疗如果以因人而异和可负担的方式提供，则其可接受性和可行性都很高。
问题八：是否已经推广这一方针？
Patel：尽管存在确凿证据，显示了由社区工作者来提供社会心理干预措施的可接受性和有效性，但我想不出有哪个国家或区域大规模地推行了这一方针。例如，印度开展了多个小型项目，在没有精神病专家的地方提供精神卫生保健，但我们真正需要的是将这一方针充分纳入政府的卫生保健系统，以在初级保健层面实施。这是在五个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由英国政府资助的“缩小精神障碍治疗差距规划”（PRIME）共同体正在努力实现的目标。
问题九：如果加以推广，该方针将如何发挥作用？
Patel：我们的想法是在世界范围培训数百万社区卫生工作者和社区人员，提供循证社会心理干预措施。这一方针不仅可以解决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精神卫生问题，而且还可应对尽管专业资源相当丰富，但治疗差距仍很大的高收入国家的同类问题。
在有精神卫生专业人员可用的地方，需要就治疗难以见效的复杂的精神卫生问题、质量保证和转诊途径对他们进行培训。数字技术在促进自我照料以及培训和督导社区工作者方面，可以发挥作用。
问题十：既然谈话治疗对抑郁症非常有效，为什么发达国家严重依赖药物？
Patel：精神卫生保健已经处于过度医疗状态，在这方面，精神病专业处于主导地位，开方用药习以为常。然而，发达国家有越来越多的人寻求非药物康复方案，包括生物医学心理疗法以及瑜伽等精神和传统方法。精神卫生专业人员（包括临床心理医师）往往排斥由业余人员提供精神卫生保健的想法，认为这是不安全或无效的，尽管有与此相反的证据。或许他们认为，如此一来，他们的专业权威，以及他们对治疗和健康状况的控制权都会受到威胁。
问题十一：你们如何在果阿启动Sangath这一非政府精神卫生组织？现在的情况怎样？
Patel：我于1996年与六位同事一起创立了Sangath。今天，它是在印度领导潮流的公共卫生研究机构之一。Sangath最初主要是一个儿童发育和精神卫生问题中心，后来扩大到向所有人口群提供保健。对这种保健有很大的需求，大量转诊让我们不堪重负。
然而，许多家庭负担不起长期的专业护理，往往无法定期到我们这里来。所以我们开始在社区和初级保健环境中使用非专业工作者提供护理，并评估其效果。Sangath与学术和政府伙伴合作，率先采取这一方针，处理一系列不同的精神卫生状况，包括自闭症和酒精依赖到抑郁症和精神分裂症。
问题十二：你对轻视精神卫生保健的那些政府，有什么话要说？
Patel：我们必须在精神卫生问题上有一个基本的价值观。心理健康本质上是一种全球性公益品。必须为满足人们的需要作出种种努力。我们作为应用科学家，必须开发有效的方法来实现这一目标，同时最大限度地提高患者、其家属和最终必须为这些服务付费者对这些方法的接受程度。
有一点是肯定的：精神卫生与身体健康同等重要，如同身体健康一样，精神卫生保健也不能无偿提供。
Vikram Patel教授简介
Vikram Patel是伦敦卫生和热带医学学院的教授兼威康信托基金会首席研究员，并于2017年4月加入哈佛医学院担任潘兴广场全球卫生讲座教授。他是印度公共卫生基金会慢性疾病和伤害中心的兼职教授和联合主任，以及印度非政府组织Sangath的联合创始人，曾获得过多个国际奖项。他是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医学科学院研究员，曾任世界卫生组织专家，并在印度政府若干委员会任职。他曾在亚洲和非洲许多国家研究精神卫生问题。Patel于1987年毕业于孟买大学医学院，1992年获皇家精神病医师学院精神病学学位，1997年获伦敦大学博士学位。
附视频：见【阅读原文】
图片来源：网络
《世界卫生组织简报》2017;95:172-173. doi: http://dx.doi.org/10.2471/BLT.17.030317
小编：小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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