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古诗十九首》的创作年代，不想汇总各种研究文献所列举的分析研究资料，只取最为切近的一种说法，它大略出现于东汉末年至建安之前的公元140~190这五十年间，这五十年，也是大汉帝国大厦将倾“山雨欲来”的五十年，社会各种矛盾进一步激化。
朝廷内部，外戚宦官不断发动争夺天下大权的“战争”，江山板荡，宦官专权，统治渐趋黑暗。发生在东汉末年的党锢之祸，恐怕对当时和此后的知识阶层也是一个巨大的打击，汉儒一脉的精神支撑惨遭蹂躏，虽然党锢之祸的性质也很复杂，但对于大多数下层知识分子来说，却有杀一儆百之利，党锢之祸截的就是骨鲠文士的这口不屈之气，夺的就是“以天下为己任”这种信念志向，践踏的正是历代知识分子得以安身立命的那种尊严感。
另一方面，世家大族开始出现，他们利用门生故吏，形成某些政治集团，且互相勾连互相争斗，划分势力范围，把持地方郡县察举征辟的话语大权，也就实际上掌控了士子进位的机会，那些没能挤入大世家势力集团的中下层知识分子就只能以“散户”的身份艰难谋求上位机会，加剧了社会的矛盾激化。
当此之际，一些敏感脆弱的下层文人，心神幻灭希望渺茫，失去了心理上现实中的归宿，各种空虚和幻灭由此而生。
虽然说《古诗十九首》的作者是不可考了，但是，有一点是可以推定的，这些作者几乎全都来自这些很难上位的“散户”，他们不属于劳动阶层，也不属于上流社会，他们是这个社会的边缘人。生活上看不到出路，却也没到绝路，精神上没有希望，却也没有动荡时期那种即刻便要直面生死的尖锐，他们不同于太平盛世的司马相如们，更不同于徘徊于生死关头的建安诗人，他们的处境有点像“温水煮鱼”，党争的残酷轮不上他们，却截了他们的气夺了他们的志，上层的富贵荣华轮不上他们，但这些表面的繁华却湮灭了他们的尊严感，让他们也看到某种侥幸的“机会”，而没有勇气坚决彻底地与之划清界限，公然站到对立的一面。
这就是东汉末年小知识分子的尴尬境遇。
这种境遇是最折磨人的精神和感情的，比之建安诗人所经历的现实磨难，他们的精神层面痛苦更深，压抑更重，又不足以唤起清醒理智的从根本上的思考，更别说下定绝世独立的决心了。
信念被摧毁了，精神被击垮了，这一阶层的士人，就像被这个疯狂的社会给抛弃了，他们从现实中从情感上都找不到自己的位置，那种边缘化的感受深深地伤害了他们的感情，让他们有种类似俳优妓女的苍凉和苦闷。
没有了大雅中那种天下之心的自负，也没有了小雅中那种忧民的情怀和游乐的兴致，甚至也没有了屈原那种个性天性和用世之心被压抑的挫折、愤怒和屈辱，更不用说司马相如那样雍容华贵奢侈放任的才子风流，他们的情感趋向于个人感受个体遭际，小我中自怨自怜的细腻感情和一情一景的微妙触动占了上风，文学史上，也是第一次出现了士人与歌女那种“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契合。
这一历史背景下特定的尴尬境遇，决定了《古诗十九首》所表达的个体情感，最充分最深挚最全面也最丰富细腻，从气氛从情调风致等方面，都给晚唐北宋的婉约词风开了先河。
微信编辑器 构思编辑器
微信编辑器 构思编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