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旧体词异军突起——蔡世平访谈录
岳阳有名山名水、名人名楼。岳阳的戏剧与文学创作一直在全国享有盛誉，如今，又出了个写词的“帅哥”蔡世平。
蔡世平原来是写散文的，19岁当兵赴新疆，戍边15载，出版有散文集《大漠兵谣》等。到岳阳市委宣传部工作后，业余时间仍爱舞文弄墨。2002年忽然转攻词的写作，仿佛一下找到了最适合自己抒写性情的方式。这一转向，还真一炮打响。2005年11月17日，北京的《文艺报》破天荒一次给“词人蔡世平”登了两个整版的作品，还加了编者按。2006年8月《蔡世平词选》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2006年12月26日，中华诗词学会、《中华诗词》杂志社以少有的规格和礼遇，首次为一个来自地方的“当代旧体词”作者召开作品研讨会。李锐、张锲、程树榛、何镇邦、郑伯农、李元洛、周笃文等诗人、作家、评论家都来了，省内外的一些“粉丝”也来了，有的还是千里迢迢自费从黑龙江赶来的。会上大家发言踊跃，对“蔡词”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称蔡是以古典情怀写出了现代感受，题材有新意，评议有生机，亲近自然，温婉细腻，清新俊逸，是当代旧体词的新崛起、新突破。中华诗词学会甚至给了他这样的评价：“蔡世平是21世纪出现的将对中华旧体诗词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优秀词人。”
在中华诗词学会的大本营北京文采阁，我就诗词创作等采访了这位新冒出来的湖湘才子“词坛骁将”。
旧体诗词能自由进入世俗化的现实生活，传递当代人的感情信息
记者：你如何看待今天旧体诗词的现状？你认为旧体诗词会逐步消亡吗？
蔡世平：客观地说，改革开放以来，旧体诗词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与繁荣。不过今天的旧体诗词面临着两种境遇，也是不争的事实。一种是旧体诗词创作活跃，创作队伍大。不仅中老年人创作热情高，还有许多网络写手也就是“七十年代人”、“八十年代人”都在创作旧体诗词，真的是非常热闹。当然另一种情况是旧体诗词几乎被完全排斥在主流文学之外。只要稍许留意一下就会发现，新时期以来以《人民文学》、《十月》、《收获》、《当代》、《芙蓉》等为代表的主流文学阵地，很少看到大方的、大气的、大块的刊发旧体诗词，有之，也只是表示性的、补白性的、照顾性的。即便像《新华文摘》这样一个具有广泛包容性，为中国文明导航的权威选刊，在我的印象里好像还没有发过严格意义上的当代旧体诗词。人们还会发现，标志当代文学创作成果的全国大奖，可以有小说、散文、新诗、评论甚至报告文学奖，但是唯独让旧体诗词这一文学样式缺席。这与全国美术大展和全国书法大展形成强烈的反差。在汉语世界，旧体诗词与国画与书法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应当是不成问题的，现在居然成了一个“问题”。人们还将发现，我们虽然有《中华诗词》这样一本国家级旧体诗词刊物，但各省、市的地方性诗词刊物，大多没有全国刊号。各地诗词社、团每年也印一些诗词本本，也只限于社团内部和会员之间交流、赠阅，更谈不上走向社会，与更多的读者见面。全国有那么多文学选刊，却没有一本旧体诗词选刊。不过，尽管如此，我对旧体诗词还是持非常乐观的看法。因为旧体诗词极端地体现了汉语言文学的美丽与魅力。它是从汉语言、文字中直接产生、提炼出来的，犹如土壤里生长出来的花草，体现了“适者生存”的自然规律。我想只要汉语言没有根本改变，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说话方式以及文学表达方式没有根本改变，旧体诗词就一定会存在下去。辽阔的、深厚的汉语言、文字体系，是旧体诗词赖以生存的土壤，亦如白居易的“原上草”，是“春风吹又生”的。旧体诗词作为一种文化基因，已经留存在汉民族的血液里，无论什么时候，它都会顽强地表现出汉民族的文化特征。旧体诗词从民间歌谣起源，经过了几千年的变迁而没有消亡，就足以说明问题了。中国还经过了几个北方少数民族王朝的统治，而且时间不短，应当说它对汉民族文化的冲击和改变不会小于新时期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但是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旧体诗词仍然保存了下来。我想时代再怎么发展，改革开放再怎么深入，西方文化再怎么冲击，但是中国人吃饭还是用筷子，中国人说话还是短句子，中国人写文章还是方块字。这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事。今天写旧体诗词的人越来越多，说明旧体诗词还能自由进入世俗化的现实生活，传递当代人的感情信息。
记者：你能描述一下当代旧体诗词的发展走向吗？
蔡世平：没有发生的事情总是难以预测。但是，对于旧体诗词的走向，我的感觉世界里总有一条较为清晰的轮廓线。我认为旧体诗词有点类似于中国书法，在其他书写工具完全取代了毛笔的今天，书法却大行其道，持续热了20多年，而且有增无减，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现象。时代不同了，毛笔虽然放下了，但书法作为一种艺术却独立存在。它完全变成了一种精英文化，放射出耀眼的时代光芒。我相信，旧体诗词也会是这样。只要主流媒体与主流文学不存偏见，积极引导，可以迎来旧体诗词继宋、清以后的第三个高峰期。我的理由是，人们的生活节奏加快，精神负荷加重，特别需要细腻情感的抚摸与慰藉，而网络、手机的出现恰好给人们提供了极为便利、快捷的用旧体诗词表达感情的方式。这时必然会产生一批当代旧体诗词的精英书写者，他们是年轻的一代，他们的出现会创造旧体诗词的崭新形象。到那时才是当代旧体诗词繁荣的局面，但现在还不是。
今天，东西方文化大融合为当代旧体诗词创作提供了广阔的表现空间
记者：武汉大学王兆鹏教授在此次研讨会上称你的词为“词体复活的‘标本’”，更多学者提出你的词是当代旧体词的新崛起，我也注意到你多次提到“当代旧体词”，为什么要这么提？
蔡世平：这是我近些年来思考较多的一个问题，也是我倾注精力做的一件自认为有意义的事情。近两年，我在《船山学刊》、《芙蓉》和中宣部内刊载文，都讲到这个问题，我是力图引起主流媒体和主流文学对当代旧体诗词创作的重视与关注。我之所以用“当代旧体词”这个概念，是想区别于旧体词，只是借用旧体词的形式，来表现当代人的生活。当代旧体词有宋词、清词摆在那里，如何从他们的阴影里走出来，找到自己的位置，确立起自己的坐标系，是当代旧体词必须面对的一个现实，也是当代旧体词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我想今天的人完全照着宋、清的样子写是肯定不行的。即便你写得跟宋词清词一模一样，那又怎样呢，同样没多大意义。
记者：你认为有意义的“当代旧体词”创作有哪些特征？
蔡世平：当代旧体词，应当是真正意义上的当代词，从形式到内容到精神质地一看就知是当代的。这里要十分明确的一点是，当代旧体词是在五四以来新文化的背景下写作的，当代词应当有当代词的面貌与精神。当代人有当代人的行为方式、思维方式、表情方式，乃至书写方式。当代词就是要按照当代人的审美要求去写，从语言到思想尽可能体现当代人的审美情趣，这样的词才能被当代人接受。
记者：作为一个当代词人，在创作上需要把握哪些主要的东西？
蔡世平：我以为不能拘泥于一枝一叶，一字一句。有时候大而化之地看问题，往往能够抓住要害。写词主要看词人生活的这个时代是个什么样子。今天的时代虽然与北宋相去甚远，但是它在张扬人的个性方面，在融入生活方面具有许多相似之处。写词也就是写一个人的心态，也写一个时代的状态。抓住这一点，就抓住了根本。应当说今天这个时代最适合写词，社会丰富多彩，词又轻巧简便，便于表达。事实上今天的人已经运用网络、手机在写词，差不多成为一种时尚。
记者：对于一种极富中国传统文化的旧体诗词，你认为它是完全排斥西方文化呢，还是可以从中吸收一些东西？
蔡世平：这恰恰是我坚持当代旧体词创作的一个重要动因。今天，东西方文化的大融合为当代旧体诗词创作提供了广阔的表现空间。我认为今天的旧体诗词创作完全可以借鉴西方文化，特别是西方现代派的表现手法，使之进入一个新的领地。我希望今天的诗词作者能够认识这一点。因为艺术都是相通的，今天西方文化的进入为当代旧体诗词创作大开了方便之门。比如我的一些词就借鉴了先锋文学、意识流、印象派绘画的许多表现形式。“光影动，一团红黑”就有梵高《向日葵》的表现手法。“昨夜蛙声染草塘，月影又敲窗”（《燕归梁·乡思》）、“汉唐俊魄，磨老忧伤”（《沁园春·题崔向君书法》）就有先锋文学的特征，还有一些词具有明显的意识流味道。
记者：宋词是中国文学的一个高峰，清词又得到了全面的繁荣，是词的中兴时期，你又是如何看待宋词与清词的？
蔡世平：我觉得宋朝真是一个写词的好时代。达官贵人也写，平民百姓也写，真切而又艺术地反映自己的生活，宋时尤其是唐五代至北宋前期的词，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的束缚，虽有词牌，但多一个字，少一个字，不要紧，句式变化也大，他们皆大胆率性为之，亲切自然，清新爽静，呈现出生机勃发的局面，真的是好。清词多为汉族士大夫的创作。这些人又继承了明朝遗老的词学传统，不满异族统治，总想表现自己的不平情绪，以示骨头没有被弯曲。因此，总体看来清词很压抑、很郁闷，感觉不阳光。而清朝又对宋、元、明词进行了全面总结，词体更规范，词艺也更讲究。但是艺术规律往往就是那样，到了循规蹈矩、精雕细刻的时候，几乎也就僵化了。有一句成语“裹足不前”，脚都包了起来，人还能快步往前走么？
记者：柳词儿女情长，辛词英雄气盛，这说明一个有成就的词人，必须有一种与众不同的东西，对此，你会有题材的偏好吗？
蔡世平：没有。不过有一点我是清醒的，那就是我会在生活的骨头缝里找词，在时代的骨头缝里找词，以实现自己的生命写作。我会去写生命的和社会的深层体验，当然还会写温软的婉约的东西，也会写深沉的悲悯的甚至悲壮的东西，在人的欢乐与痛苦的两极间行走。
记者：你觉得当代旧体诗词应当怎样面对我们的诗词传统？
蔡世平：当代旧体诗词是直接从唐诗宋词里过来的，母体的血液还是温热的，不吸收母体的养料，就会迅速枯萎。在今天，旧体诗词更应当维护传统，坚持传统，以恢复旧体诗词的当代声誉。拿词来说，词的格律和规矩，是动不得的。只要你一动，词的骨架就散了，词就不成其为词了。时下的报刊发过一些冠以词牌，可是又不按词谱要求填的词，很倒胃口，是对词的糟贱，至于为什么动不得，我以后将著专文论述。传统诗词的艺术表现力和生命创造力是非常强的，当代旧体诗词创作可以从中吸收丰富的营养，而不致贫血。
记者：你追求的词学风格是什么？
蔡世平：简单回答是一个字“常”。常是常态。我喜欢平平常常生活，平平常常写词。常是一种境界。“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老太到湖边，背货清凉卖”（《生查子·湖边》）。平常的生活，平常的语言，但它有氛围，有味道。拿词来说，巧句易学，常句难求。常句看似平常，实不平常。艺术的至境就是一个常字。当然，复杂一点说还有两句话大致可以概括我的词学追求。一句是清澈见底，而又深不可测；一句是天风浩荡，古意苍茫。前一句是轻灵，后一句是厚重；前一句是婉约，后一句是豪放。当然我还没有做好，但是我会努力去这么做。
当代旧体词，就是要完整地表现人，表现这个人的“英雄”与“本色”
记者：你原来是写散文的，有散文专著问世，为什么转向主攻“词”？你是从哪一年开始发表词的？
蔡世平：我的散文写作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出过三本集子，总体看散文的成就不高，有一个“大限”没有突破。写词从2002年开始，一个偶然的机缘，出差途中写了两首词，朋友说好，就拿出来在本地纸媒发表了。读者反映不错，于是就又写了一些。那时还没太当一回事，只是玩玩。真正意义上的写词，是2003年吧，非典期间，适逢五一长假，又不能出去，三天时间，写了10首词，感觉特别的顺，也特别的爽。于是就打算当一件事情去做了。我这人有点宿命论，总相信是命运的一种安排，他老人家先让我写写散文做铺垫，再来写词。尽管一些朋友一致认为我应该将散文做大，说旧体诗词已经边缘化了，还写它做什么，但我还是选择词做为自己的终身艺术追求。当然还有一个原因是我这人懒散惯了，写散文字多累人，不像词，几十百把字，轻松。
记者：你的词，多口语，看单个句子，平淡无奇，没什么特别处，但仔细一琢磨，又有深意，有味道。这是为什么？
蔡世平：词是汉语言文字的特殊产物。语言是一条河流，流动才显出生息。当代人的词应通过当代人语言的组合、安排，出现新的意义和可能，让读者大吃一惊：话还可以这么说，词还可以这么写。我还在想，艺术这东西不能太理性，太讲道理。有时候要耍点小性子，要扯点蛮绊筋，不去跟它讲道理。创作的“蛮不讲理”，可能就是艺术的“蛮有道理”。我看写词就是要这样。就是要写想象中的可能，而不是写现实中的可能。就是要写白发三千丈，黄河之水天上来。一个简单的事实是，现实中的可能是人进去的，而想象中的可能才是艺术家进去的。
记者：你的当代旧体词创作时间很短，才三四年，你是如何提高的呢？
蔡世平：任何一个事情的成长，无外乎内力和外力的作用。内力是自己的，就不用说了。外力也是十分重要的。在岳阳，我有两个非常好的文学朋友，一个是杨凭墙，一个是陈启文。杨基本不写作，但阅读量惊人，思考深入；陈是近年活跃文坛创造力旺盛的著名作家。他们皆是文学赤子，且眼光独到，穿透力强。他们对我词的肯定与启发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后来，李元洛、周笃文老师又给予我很大的帮助、指点，我非常感激他们，这是我的福分，也是上帝对我的关照。
记者：古代词人你喜欢哪几位？对“婉约”与“豪放”你是如何看的？你认为自己属于哪一派？
蔡世平：古代词人，我比较喜欢李煜、欧阳修、晏几道、李清照、苏东坡、辛弃疾，还有清朝的朱彝尊和纳兰性德等。我不太主张分派。我也不想成为哪一派。“婉约”与“豪放”在我的词里应当说是兼而有之。“婉约”与“豪放”，还有“清空”，是为了梳理宋词繁花似锦的局面而人为分出来的，它便于总结、教学与传播，对创作没有多大实际意义。比较起来，我更喜欢“婉约”，因为“婉约”词更有味，更人性化。当然婉约也好，豪放也好，写出人的真性情就好。战场上拼杀是英雄，柳阴下低语是本色，这是可以发生在同一个人身上的。艺术就是要完整地表现这个人，表现这个人的“英雄”与“本色”。
记者：凡词离不开用典，你的词似乎很少用典。对词的“用典”你如何看？
蔡世平：我的词也有用典的，如《沁园春·题崔向君书法》就用了好些典。当然总体看用典少。词用不用典，要根据每一首具体词来定。如果觉得不需用典，也能达到那个效果，就可以不用。用多了，有掉书袋、卖弄学问之嫌，还给人一种陈腐气。今天的词面对的是今天的读者。今天的读者满世界的阅读，满世界的折腾，哪有闲功夫去故纸堆里寻章摘句。因此，我的词尽可能用现代语，一看就明白，即便用典也用人们比较熟知的典故，我想这也是受读者欢迎的一个原因吧。
记者：会上很多人发言都谈到“你的词感觉上很‘新’”，符合现代人的口味，能具体说说这个“新”吗？
蔡世平：刚开始写词时，只是想把词写得像词，现在是想如何把词写得像“当代词”。首先形式上做到新，比方说我的词包括词前的小序，我都不用文言文，年月日也用公元纪年法，我就是“我”，一般不用“吾”或“余”。其次，“新”不是字面上的“新”，不是看写了多少“OK”“哇噻”，写了多少时髦术语。新主要新在它的精神质地和思想含量，它的独特的极富现代表现力的语言。而这种语言又必须是词人自己的，而不是大家都可以说的公共语言，这才是最重要的。举例说吧，“纵是男儿筋骨好，也应常除锈迹”、“吐岩浆，磨老沧桑笔”（《贺新郎·题樊哲礼百虎图卷》），这就是当代人的句子，也是当代人必须张扬的一种人文精神。“才捏虫声瓜地里，又拎蛇影过茅墙”（《浣溪沙·饕山餮水》），这就具有典型的现代性，而且有异质。“光影动，一团红黑”（《贺新郎·题樊哲礼百虎图卷》）、“拈剑影，词心里”（《贺新郎·说剑》）、“犬声单，鸟声弯”（《江城子·兰苑纪事》）等等，这都是富有表现力的当代特征的词语，是宋词、清词里找不到的东西。
记者：写旧体诗词的人往往是诗和词同时写，可是没看到你写的诗，是只写词吗？
蔡世平：我原来也写过一些新诗和旧体诗。但后来都不写了。可能与我对词的偏好有关，词是格律诗的自由体，它的长长短短的句子，高高低低的音调，肥肥瘦瘦的形体，文字既控制，又自由，特别有韵致，尤其他在表现人的微妙的情感方面具有其他文体不可替代的优势，今后，我打算主要还是写词。
记者：那你认为写“诗”与写“词”有什么异同之处？
蔡世平：诗和词都要讲平仄，讲格律，所谓的“戴着镣铐跳舞”，这是相同要求。不同要求，明代王世贞说过：“诗重、词轻、曲俗”。杜甫的“红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是政治讽刺诗，放在词里重了，这是诗重；晏殊的“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表现淡淡的忧愁，放在诗里轻了，这是词轻；汤显祖的“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放在诗里不重，放在词里不轻，只能是曲，体现一个俗字，这是曲俗。这有一定的道理。但对此也不可绝对化。我创作的一些词，如《贺新郎·寻父辞》、《蝶恋花·路遇》、《定风波·落卷坡居住记》等，反映的是现实题材，也比较有厚重感。
记者：青年人学写词的人不少，你认为青年人学写词要攻破哪些难关？
蔡世平：词其实不难写。一般来说有艺术感觉的人都是可以写好词的。现在有一个误区，以为写旧体诗词，就是写平仄、写韵律、写一东二阳，搞得我们的报刊上到处是平平仄仄，其实恰恰不是这样。平仄、韵律这东西无异于一句话的主谓宾，是不难掌握的。当然这是最基本的，必须会，也容易会，这是一。二是要有信心。因为毛主席当年说过，旧体诗词难学，青年人最好不要学。一直以来，我们的主流媒体就反复宣传这个观点，加之一些掌握了旧体诗词门径的先生们，把旧体诗词搞得神乎其神，似乎是一门大学问，非常人能及，弄得青年人视旧体诗词为畏途。其实没那么难，不就那么几十百把个字嘛。巧妙的一组合，一首词就出来了。不信可以试一试，肯定行。
二〇〇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北京
（载《湖南日报》2007年1月5日，记者蔡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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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春 ：冰丝玉缕簇青红，已逗花梢一信风。 梦到谢池新雪尽，暖烟含雨绿匆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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