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即将进入负增长时代，兼谈其深层挑战

我国最迟将从2024年起进入漫长的人口下降期，人口的负增长对我国未来的挑战将是多方面的，不仅体现在经济方面，也体现在国家安全、国际竞争等方面。

昨天（1月17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021年人口数据，显示年末全国人口14.1260亿，比上年末仅仅增加48万，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34‰，创历史新低，我国人口净增长幅度甚至还不如非洲一个千万人口级别的小国。

这说明去年推出的“三孩政策”并没有收到期待的效果。这个政策刚出台时，经济学界抱有一片乐观情绪，笔者通过对我国台湾、日本、美国亚裔的新生儿孩次结构的分析，就在财新撰文（《三孩到底能增加多少新生人口》）指出，当下人口生育颓势，主要是人们的一胎生育意愿低，而不是三胎需求没有被满足，正像一些网友说的那样：“我没有买三辆劳斯莱斯并不是因为限购”。

因此，最重要的是让人们大胆生一胎，放心生二胎，三孩政策只能是起救济补充作用，顶多让我国每年多生40万，也就是说，仅仅使每年新出生人口增加3%，或者使得社会总体人口自然增长率增加万分之三，对于我们14亿人口规模的体量来说，杯水车薪。最近官方发布的最新人口数据，印证了这篇文章的判断。

最近十年，我国新增人口总体呈急剧下降趋势，其中2012年净增1006万，2018年减少到530万，2020年进一步减少到204万，而去年仅仅为48万。照这个趋势看，很可能今年、最迟到2024年中国人口就将进入负增长状态。

（1962年以来全国历年人口净增量走势图，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城市进化论）

做这个结论并非耸人听闻、哗众取宠，而是有数据在背后支撑的：从2010年“六普”到2020年“七普”，15-49岁育龄女性人口减少了4591万（这相当于美国育龄女性数量的60%），去年一年又减少约500万。按照每年新生儿总量与育龄女性总量比4.4%计算（过去五年育龄女性总量3.6亿左右，每年新出生人口1600万左右），这就意味着每年少出生22万人口。那么，即便不考虑社会生育意愿进一步降低，以及老龄化带来的死亡率增加的问题，我国最迟2024年将人口负增长；如果上述两个变量加入进来，可能2022年就实现人口负增长。

另外，社会经济的深层次变化，也使得生育率只能会进一步走低，而不是回弹：

1.现在人们的生育越来越是基于经济状况的理性判断，而不是以前那样受集体无意识或传统家庭伦理观驱使。通过对比过去10年的新生儿数据可以看出，生育率与经济增长率呈正相关性，2012年至2017年之间新经济增长带来的城市中产群体扩大，使得人口出生率出反弹，出现了二十多年未有的小高峰。很多人把这次生育高峰归结于二胎政策，其实城市中产阶层敢多生还是源于对经济形势向上的预判。而现在看，未来几年经济形势下行的概率会更大，家庭总收入有可能降低，因此，生育率也只会走低。

2.城市房价及教育成本高居不下，以及中产基层上升渠道狭窄等问题，造成人们生育意愿很低。以房价为例，我国目前房价收入比是全世界最高的，尤其是大城市已经达到畸形状态（北京、上海、广州中心城区房价收入比分别为41、32、28，而纽约、伦敦、东京中心城区分别为7、10、10），多生育一个孩子，就意味着以后要多买一套房子，对于一个收入不错的中产之家来讲，买一套房子尚且是负担，买两套或多套根本无法承受，这就意味着不敢多生孩子。

3.社会物质条件进步及城市化也会带来结婚和生育意愿降低。与我们文化背景相同的日本及“四小龙”的人口发展经验表明，人均GDP每增长一倍，出生率就会降低40%左右。中国大陆的表现也差不多，2012年到2020年，人均GDP几乎翻番，结婚人数也从1323万对下降到813万对，下降了40%左右，目前我国有4000万左右育龄女性未婚，这意味着每年至少少生数百万人。

总之，在未来两三年内，我国人口将达到历史最高峰，转入下降通道，即便是政府采取强有力的干预措施，达峰时间也不会晚于2028年。这意味着我国历史上首次通过自然的，而不是通过战争、饥荒或瘟疫的方式实现人口负增长。

这更意味着我国人口在以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都是下跌状态，即使未来有所反弹，也很难回复到今天14.12亿的水平。人类的人口周期往往是非常漫长的，汉元帝时期的人口巅峰（约6000多万），到了700年以后的唐代才赶上，北宋时期的人口巅峰（约1.2亿），到了明末才赶上。虽然未来技术变革会缩短这个周期，但是我们今天见证的中国人口巅峰，可能未来一两百年内都很难重复。

人口是文明的基本载体，人口变化会对一国文明方方面面产生影响，其深度甚至有时候大于制度变革所产生的作用力。我们可以通过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和《谁是美国人》可以看出，人口基数对文明竞争胜负的决定性作用，可能要超越制度和技术，这是亨廷顿想说而不敢说的话，也是他对技术、制度处于优势，而人口增长处于劣势的欧巴罗人种的前景产生无穷担忧的根源所在。

因此，人口负增长是深刻影响未来我国历史发展轨迹的大事，如果未来书写中国近500年来的历史，2020年代的人口达峰将是一个必不可忽略的事件。我们应该借鉴西方学界从文明史高度分析社会变革的传统，对人口负增长导致的老龄化、财政负担加重、消费市场萎缩以外的深层影响，做出研判。

第一，城市衰败问题。对于先发国家来讲，城市人口减少带来的衰败问题，是其最重要经济社会难题之一。这些年我先后有意识考察过美国五大湖“锈带”、俄罗斯乌拉尔—新西伯利亚工业区、德国鲁尔区等著名城市衰败地带，深深感觉到克服这个痼疾的艰难。70年代以来，美国东北部很多城市人口减少了一半左右，大量社区成为“鬼城”，房子卖不出去；俄罗斯东部40%以上小城镇面临被废弃，新西伯利亚这种大城市也是半死不活。他们陷入往复的恶性循环中，人们丝毫看不到重新振兴的希望。

（美国著名“破产城市”底特律，鼎盛时期有180万人口，现在不足68万）

我国城市衰败问题亦在上演，“七普”数据显示，全国共有33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中，有152个与2010年“六普”相比出现人口萎缩，其中整个东北只有沈阳和大连人口有所增长，其余全部是“收缩型城市”，最严重的齐齐哈尔、绥化人口在十年间减少了四分之一以上。城市衰败还蔓延到中部绝大多数地区，安徽14个城市中，8个人口在减少；山西11个城市中，9个在减少；湖北13个城市中，8个在减少。

由于过去我们城建步子太大，多数城市建设面积远远超过实际需求，也为此欠下巨额债务。未来中国城市只有两种可能性，一是像美国或西欧那样吸引外来人口，填满城市，维持现有的繁荣；另一种，可能是像俄罗斯大部或中国东北一样，逐渐败落、萎缩，显然后一种可能性更大。

从先发地区的经验看，城市衰败将导致整个社会生态系统的塌陷：不仅经济规模缩减、财政衰竭，无力维持城市繁荣，还导致城市生活环境的系统恶化，居民精神状态的颓化，以及社会治安变差等诸多问题。现在我国很多城市已经感觉到这方面的危机，“抢人大战”就是重要预防措施，但是能抢到人的毕竟是少数。

（黑龙江鹤岗，因为人口流失，现在平均房价已经跌破3000元/平方米，甚至很多老旧小区一套房产价格跌破5万）

第二，区域经济格局重组问题。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发展史表明，劳动力最充裕的地区往往是经济发展最有前景的地区。建国初三十年，劳动力向东北和西北倾斜，因此这两个区域是当时经济增长最快的地方；改革开放以后人口向东南沿海倾斜，因此这些地方成为新的经济重心。

而现在人口形势是：贵州、云南、四川等西南省份，以及中部的山东、河南增长快，华北、东北、陕甘地区人口在减少；省会及以上城市人口在增加，而地级市及以下在减少。近几年，在人口指挥棒的作用下，经济资源的地理分配正在实现重组：未来东北、华北经济处境可能会更加艰难，而人口增长相对较快的西南、中原地位会上升；地级市及县城前景看淡，而省会及以上城市会更繁荣。总体而言，成渝、中原、济青、长株潭、武汉城市群是以后区域经济的新亮点。

第三，边疆人口结构稳定问题。中国在百年以来激烈的政治激荡中之所以维持了国家统一，根本上源于汉族人口绝对数量和增长速度的优势。从清初到1980年代，汉族人口不仅表现为多，还在增长率上高于其他多数民族，因此，汉文化在这300多年内一直是强势向边疆地区扩张的形势，使得中央政府的行政权力可以随着汉族移民延伸到各个区域，保障了清代以来奠定的疆域的完整。

然而，这种增长优势随着汉族率先进入工业化及城市化（类似还有满族、东部回族及朝鲜族），以政府及对汉族的实行更严厉计划生育政策而结束。目前，汉族人口虽然仍占全国人口的90%以上，但是就黑河腾冲线以西的区域来看，汉族人口优势在丧失，很多地方汉文明在收缩，少数民族人口则有反超趋势。

（总体看，黑河腾冲线以西的地区人口增长率远比东部高，西藏和南疆是全国人口增长最快的区域）

从1982年的“三普”到2020年“七普”，青海汉族人口仅从236万增加到299万，而少数民族从153万增加到299万，现在少数民族人口已经追平汉族人口，汉族占全部人口的占比从61%将至50.2%，其中0-14岁年龄段中，汉族人口已经降至35%左右；同时期，川西阿坝州汉族人口从30.1万减少到16.7万，而藏族从30.6万增加到53.5万。另根据2011年以来历年《新疆统计年鉴》数据，虽然汉族人口占全疆40%左右，但新生儿占比仅为15%左右，比如2014年新疆总出生63.5万人，而其中汉族只有9.3万，如果没有移民性增长，仅靠疆内汉族自然繁育，新疆汉族人口比例在未来半个世纪内可能降至25%左右。

苏联中后期在边疆地区就面临俄罗斯族人口比例不断减少，以及俄罗斯族人口负增长的问题，1959年至1989年，俄罗斯族人口占苏联总人口比例从59%降至50.3%，这是导致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如果汉族人口比例在西部持续下降的情况不能得到改观，虽然中国未必面临苏联解体那种厄运，但是对国家治理来讲确实是不小的挑战。

第四，国际竞争优势下降问题。目前中国的全球性大国地位，很大程度是人口规模成全的。由于我们拥有全球近五分之一的人口以及最大的国内市场，即便教育、科技、管理上有明显劣势，仍可依托体量优势产生世界不可忽视的影响力。

按照目前人口增长速度和老龄化速度，预计到2050年，中国人口将减少到12.5亿左右，占全球总人口比重下降到13%左右；到2100年中国人口将降到7亿左右，占全球人口比重进一步降至6.4%，而新出生人口只有世界新出生人口的2.56%。预计中国2083年的新出生人口总数低于美国，而2100年新出生人口将至美国三分之二左右。

（据联合国的估算，中国到2100年将成为世界第三大人口大国，被印度和尼日利亚赶超）

中国自明中叶以来形成的在全球人口格局中的绝对优势地位，可能会在未来一百年消耗殆尽（其实同样的故事曾在俄罗斯身上上演，1900年俄罗斯人口占全球总人口的8%左右，而今天仅剩下不到1.8%）。届时中国只能像今天的瑞士、日本、美国一样，依托制度、管理和科技优势，产生数倍于世界平均生产率的效率才能维持目前的经济地位，如果做不到的话，中国的国际地位将逐渐下降，GDP全球占比有可能从目前的18%降至7%以下，沦为一个二等强国。

总之，最近两年在我国现代化转型大历史中将是一个重要转折时刻，国际关系、国内经济发展环境、人口形势等都呈现出数十年未有之大变局。尤其是人口形势的长期向下，将放大各种风险因素，加大我国发展转型以及扩展全球影响力的成本。过去英国、美国的崛起都是有持续不断增长的人口作为后盾，而我们的崛起历程还未过半，就已经开始人口衰退，无疑增加了中国崛起之路的新变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