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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于 2022年11月24日 被检测为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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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那黑夜中的呜咽和怒吼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 ——《孤勇者》
以前办公室里挂着一副朱良先生摹写的赵朴初悼念胡耀邦挽诗，这首诗作于耀邦去世后的第五天，也就是1989年4月19日，我认为里面有几句很好地概括了胡耀邦的性格，比如“胡公血性人，纯笃而坦荡。自少事长征，到老气犹壮。为国竭其忠，当仁不他让”；比如“照人见肝胆，观过知器量。两袖怀清风，只履渡巨浪”。
诗作者赵朴初先生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改革开放时期，与胡耀邦有很多交往，深为他的人格所折服，老先生一生写过不少挽诗，但数悼周恩来、胡耀邦之作最为动情悲怆；书者朱良早年就读于圣约翰大学，系上海地下党领导人之一，改革开放后长期担任中央对外联络部长，为开拓党际外交做出了巨大贡献，老人家今年已经98岁了，依然健朗。
（赵朴初先生挽诗原件，誊写于1989年4月22日，也就是胡耀邦追悼会当天）
胡耀邦之所以被认为是中国政坛上具有特殊含义的伟大政治家，除了他那些穿越时代的现代性思想，极高的道德操守之外，过人的勇气也是一个必备的因素。若为政者只有智慧和操守，而没有勇气，顶多是不去同流合污，默默躲起来避世消灾，而只有胡耀邦这样三者兼具的少数，才是真正扭转历史航向的人。因此，过去我写过作为时代先知的胡耀邦，写过作为道德楷模的胡耀邦，今天更想写一写作为“血性人”，为真理和人民福祉奋斗不息的胡耀邦。
胡耀邦于14岁开始参加革命，其动机就是不向黑暗低头。胡耀邦的家境尚可维持温饱，又曾经在湖南知名学府浏阳公学（也就是现在的省重点浏阳一中）读书，他参加革命并不是因为走投无路，而是目睹了社会的不公后，义无反顾选择这条充满危险的道路的。
这位身材矮小瘦弱的少年，先是在罗霄山脉中战斗了5年，接着又参加了两万五千里长征，然后又随红军东征，革命中最艰难的岁月、最险恶的环境他都经历了。这些年我到过很多胡耀邦战斗过的地方，在险峻的川滇横断山区，在贫瘠的黄土高原上，时常想这位青年是怎么挺过来的：他在瑞金几乎因肃反而死，在湘江几乎因疟疾而死，在娄山关几乎被敌机炸死，过草地几乎饿死，在山西石楼几乎吐血死……用百死一生来形容毫不夸张。他能坚持下来，并且各项能力迅速成长起来，这需要何等的勇气和坚毅不拔精神！
（作为"红小鬼”的胡耀邦）
到陕北以后，胡耀邦获得了毛泽东等领导人的欣赏，在他们的关心培养之下，逐渐成为一名高级领导干部。而这时候，他除了忘我地工作外，依旧保持唯真理是从的血性。延安时期，胡耀邦做了两件史书上都没有记载的事情，一件是1939年他经过调查建议中央废除了在基层组织的“线人”制度，另一件是他对抢救运动提出不同的意见。这两件事都是政权内部极为敏感的事情，搞不好还会得罪炽手可热的康生，惹火烧身，但是胡耀邦为革命前途计，为无数革命者安危计，不惜个人安全，不惜斗胆直谏。如果我们仔细翻阅延安根据地的历史，像胡耀邦那个年龄和那个级别干部中，敢于向最高层提出异议的，舍他有谁呢？
解放战争期间，胡耀邦再次来到前线，先后担任纵队政委、兵团政治部主任等职务，指挥部队从东北的热河一直打到大西南。这期间他参加了大大小小的战斗数百次，每逢大战恶战，都是身先士卒冲在第一线，数次与子弹擦面而过。围困太原的时候，他明知进城争取阎锡山守军起义充满危险，但由于不忍前线战士伤亡太大，决然前往，最后被徐向前力阻，才捡回一条命。
说到这里，很多人以为胡耀邦只不过是猛张飞似的一介武夫，那就错了。他从参加革命起就一直做组织和文宣工作，用毛泽东的话来说是“我们党自己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他是前线表现最出色的政委之一。他主办的《前线报》、《人民子弟兵报》除了做思想动员外，还思考社会治理、民生政策等事情，是各兵团办的最优秀的报纸。他本可以安稳处在后方，但是情愿与战士同甘共苦；他也深爱自己的妻子和孩子，他在战场上与李昭的书信往来，足可以看到他的铁骨柔情，但是每当在战场上，他总是把职责放在第一，将生死置之度外。
（胡耀邦与罗瑞卿、郑位三等在华北战场）
新中国成立之后，胡耀邦先后成为最年轻的省委书记之一、最年轻的中央委员之一，但是他从来没有把这些显赫职务当成“官”来做，更从来没有把这些当成参加革命的目的，总是把人民的利益，国家的社会主义事业放在第一位，尤其是到了“左”的错误越来越干扰国家政治生活以后，他总是把个人得失放在一边，而把捍卫良知和真理放在前面。
1957年反右结束之后，他并没有像很多机关首长那样，对打成右派的干部落井下石，而是在他们即将下放的时候，邀请他们到办公室坐坐，给予他们鼓励。这些右派下去后，胡耀邦总是尽量给予他们生活照顾，或者想办法把他们当中“错误较轻”的调回北京。像他这样不与右派划清界限，总是有很大风险的，但是他还是愿意这样做。
再后来“左”的错误越来越严重，以至于经济出现了很大的波折，对于一个高层领导而言，宁左勿右才是最安全的，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等不都是“前车之鉴”吗？但是胡耀邦并没有选择沉默。1961年，他先是去了辽宁，又去了鲁西、河南的农村进行调查，一路上目睹农民的困顿，回京他立即伏案给中央写信，信中说：过去农村经济是三条腿走路，现在只剩下一条腿，农民一点自由都没有，应该重视商品规律，恢复集体经济体和自由集市。这显然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否定过去的路线，但是他还是说出来了。
1964年胡耀邦被任命为陕西省委第一书记，陕西是当时“左”倾错误最严重的地方之一，下车伊始，他就立即下令停止清查干部，把生产放在第一位、阶级斗争放在第二位。后来，他又提出了“三宽”政策，也就是：政治思想方面放宽一些，领导生产方面放宽一些，经济政策方面更宽一些。胡耀邦在陕西的“新政”，实际上是拨乱反正的一次预演，陕西迎来了1956年后的第一场大丰收，人民心情舒畅，但是胡耀邦落了个“只管粮棉油，不分敌我友”右倾帽子，被无限上纲地批判了三个月。他据理力争，整个西北局和省委，只有少数人支持他，为了真理孤军奋战的场面又是何其悲壮！
紧接着，在史无前例的风暴中，胡耀邦也被打倒了。他先是遭到造反组织的残酷殴打，满身鲜血，但是他依然怒目而视，拒不承认被罗织的反革命罪行；继而是长期被羁押，期间更是受尽虐待。无休止的批斗，无休止的肉体惩罚，没能让他低头，只有得到母亲去世的噩耗时，他才忍不住放声痛哭。
1968年，为了召开八届十二中全会，他被“解放”出来。紧接着要召开“九大”了，对国家命运充满忧虑地胡耀邦，还是忍不住给中央写了一封信，对当下问题提出了看法，直陈“害怕破除那个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全民所有，反而落得个全民皆无，或者全民皆困”，这俨然是对当时处处抓走资派，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批评。本来按照之前的安排，参加八届十二中全会的中央委员都可以在“九大”上连任，但是胡耀邦却没有，结果是否与这封信有关，我们尚不得而知。不过，满身伤痛的他，朝不保夕的他，坐在破旧的办公桌前奋笔直谏，这是一个何等壮烈的历史画面！
（毕生忧国忧民的胡耀邦）
随着邓小平恢复工作，1975年胡耀邦也终于有机会再度出山，这次安排他去主管文革中的重灾区——科技领域，全面主持中科院的工作。在十年动乱中，中科院有229人被迫害致死，有的研究所80%科研人员被打成特务、反革命或白专典型。胡耀邦上任后，马上走访慰问刚刚从牛棚里解放出来的科学家，进一步向中央写了关于科学问题的《汇报提纲》，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400万科学家是我们无产阶级自己的专家，谁反对科学研究，谁就是空头政治。胡耀邦很快就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被打倒，而那些打倒他的人，终于明白，他是个永远不会向谬误低头的人，他宁可不做官，也要做事。
1977年3月，胡耀邦第三度出山，被任命为中央党校负责人，这时候胡耀邦已经步入老年，饱经沧桑的他，本来可以就此安心含饴弄孙，安度余生。但是胡耀邦依旧保持勇士本色，这一年他在党校开始发起揭批康生的斗争，紧接着组织开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从而揭开了拨乱反正的序幕。
从粉碎“四人帮”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间的伟大历史转折，是党内无数仁人志士共同推动的结果。但毫无疑问，在几乎每个关键问题上，胡耀邦都是第一个去揭盖子的人，他仅仅是一个中央委员，在权力序列中地位并不是太高，却起到了引领扭转时代乾坤的作用，这是需要何等的胆量，何等的智慧！
努力去终结一个旧的时代，难免会得罪大批的既得利益群体。在这个复杂的历史进程中，万箭穿向胡耀邦，他会收到炙手可热人物的恐吓，质问他还要不要脑袋，会收到老同事、老朋友的背叛，会收到冷眼和讽刺，搞不好不仅自己的政治前途倾覆，家人的安全也不保，但是胡耀邦毫不退缩。每当读到这段历史的时候，我经常回设身处地的想，如果换成我们周围的任何一个人，聪明的我们、学会了善于将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我们，谁会有这个决心呢？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胡耀邦逐渐成为党的总书记、中央主席，中国“官”当的最大的人，但是他依旧不忘初心，保持勇士的本色。伟大的改革事业并不是顺畅的，中国厚重的数千年文明，某种程度是也是前进的负担，农村家庭联产承包、科技教育管理体制、思想文化管理体制、社会管理模式，每个领域的改革都是充满艰难险阻。胡耀邦依旧是保持勇者无畏的姿态，不计较个人得失，以古稀之躯，争分夺秒为国人谋求经济上的自由，思想上的解放，直至他以悲壮的形式离开这个世界……
（七届人大二次会议休息期间，胡耀邦与雷洁琼等在一起，这是他留给世人最后的照片之一）
经常有人说，胡耀邦这样勇敢，是因为他不懂权谋，是一种不成熟的表现，是无知者无畏。胡耀邦真的不懂权谋吗？“文革”中，他经常讲些历史故事以启发周围困惑者，他一次说：唐太宗要立李治为太子，就先把他最有名的功臣李勣贬到边远地区去了，然后告诉李治，等你继位的时候，再把他给请回来。他还说，汉武帝晚年的悲剧是迷信巫蛊、玩弄权术，最后搞得卫太子自杀，后悔莫及，再聪明的人也会败在自己的权谋之手。
还有一次，有人给胡耀邦念《韩非子》，当读到：“夫龙之为虫也，柔可狎而骑也，然其喉下有逆鳞径尺，若人有婴之者，则必杀人”（大意是说：国君就像一条龙，龙的脖子下有几块逆鳞，若有逆鳞之举必遭灭顶之灾），他听后不禁自言自语道：“唔，唔！逆鳞，逆鳞……”从这些都可以看出，他对中国文化传统中发达的权力心术都是非常熟稔的。
事实上，胡耀邦并不是不懂权术，只不过是知而不用罢了。拥有半个世纪高层政治生活的他，亲身经历了那么多的大风大浪，焉有不懂权谋之理？他敢于在历史重要关头屡次挺身而出，并不是因为无知无畏，而是无私无畏。我们经常拷问，人类历史为何经常曲折反复？盖因不缺洞察世道的智者，而缺挺身而出的勇者。历史的低谷时期，多数“聪明人”都会像《茶馆》里的崔先生那样做个看客，正因为少数大智大勇、坚韧不拔者的挺身而出，才让人类文明良知延续不坠，他们才是值得尊敬的英雄。
当然，在中国的现代化事业中，像胡耀邦这样无私无畏的人还有很多，比如万里、谷牧、杜润生、任仲夷，比如袁庚、刘道玉、步鑫生……前几天跟一位台湾朋友聊天，他以“他者”的视角说：中国大陆底子那么薄，过去积累的制度束缚那么多，40多年的改革取得这么多的成就实在不容易，肯定是一大批有胆有识的人努力推动的结果。我深深赞同他的看法，胡耀邦的107年诞辰到了，谨以此文纪念他，以及像他那样无私无畏地为中国人民福祉奋斗的人。
其他
无私无畏的胡耀邦：纪念他的诞辰107周年
致那黑夜中的呜咽和怒吼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 ——《孤勇者》
以前办公室里挂着一副朱良先生摹写的赵朴初悼念胡耀邦挽诗，这首诗作于耀邦去世后的第五天，也就是1989年4月19日，我认为里面有几句很好地概括了胡耀邦的性格，比如“胡公血性人，纯笃而坦荡。自少事长征，到老气犹壮。为国竭其忠，当仁不他让”；比如“照人见肝胆，观过知器量。两袖怀清风，只履渡巨浪”。
诗作者赵朴初先生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改革开放时期，与胡耀邦有很多交往，深为他的人格所折服，老先生一生写过不少挽诗，但数悼周恩来、胡耀邦之作最为动情悲怆；书者朱良早年就读于圣约翰大学，系上海地下党领导人之一，改革开放后长期担任中央对外联络部长，为开拓党际外交做出了巨大贡献，老人家今年已经98岁了，依然健朗。
胡耀邦之所以被认为是中国政坛上具有特殊含义的伟大政治家，除了他那些穿越时代的现代性思想，极高的道德操守之外，过人的勇气也是一个必备的因素。若为政者只有智慧和操守，而没有勇气，顶多是不去同流合污，默默躲起来避世消灾，而只有胡耀邦这样三者兼具的少数，才是真正扭转历史航向的人。因此，过去我写过作为时代先知的胡耀邦，写过作为道德楷模的胡耀邦，今天更想写一写作为“血性人”，为真理和人民福祉奋斗不息的胡耀邦。
胡耀邦于14岁开始参加革命，其动机就是不向黑暗低头。胡耀邦的家境尚可维持温饱，又曾经在湖南知名学府浏阳公学（也就是现在的省重点浏阳一中）读书，他参加革命并不是因为走投无路，而是目睹了社会的不公后，义无反顾选择这条充满危险的道路的。
这位身材矮小瘦弱的少年，先是在罗霄山脉中战斗了5年，接着又参加了两万五千里长征，然后又随红军东征，革命中最艰难的岁月、最险恶的环境他都经历了。这些年我到过很多胡耀邦战斗过的地方，在险峻的川滇横断山区，在贫瘠的黄土高原上，时常想这位青年是怎么挺过来的：他在瑞金几乎因肃反而死，在湘江几乎因疟疾而死，在娄山关几乎被敌机炸死，过草地几乎饿死，在山西石楼几乎吐血死……用百死一生来形容毫不夸张。他能坚持下来，并且各项能力迅速成长起来，这需要何等的勇气和坚毅不拔精神！
到陕北以后，胡耀邦获得了毛泽东等领导人的欣赏，在他们的关心培养之下，逐渐成为一名高级领导干部。而这时候，他除了忘我地工作外，依旧保持唯真理是从的血性。延安时期，胡耀邦做了两件史书上都没有记载的事情，一件是1939年他经过调查建议中央废除了在基层组织的“线人”制度，另一件是他对抢救运动提出不同的意见。这两件事都是政权内部极为敏感的事情，搞不好还会得罪炽手可热的康生，惹火烧身，但是胡耀邦为革命前途计，为无数革命者安危计，不惜个人安全，不惜斗胆直谏。如果我们仔细翻阅延安根据地的历史，像胡耀邦那个年龄和那个级别干部中，敢于向最高层提出异议的，舍他有谁呢？
解放战争期间，胡耀邦再次来到前线，先后担任纵队政委、兵团政治部主任等职务，指挥部队从东北的热河一直打到大西南。这期间他参加了大大小小的战斗数百次，每逢大战恶战，都是身先士卒冲在第一线，数次与子弹擦面而过。围困太原的时候，他明知进城争取阎锡山守军起义充满危险，但由于不忍前线战士伤亡太大，决然前往，最后被徐向前力阻，才捡回一条命。
说到这里，很多人以为胡耀邦只不过是猛张飞似的一介武夫，那就错了。他从参加革命起就一直做组织和文宣工作，用毛泽东的话来说是“我们党自己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他是前线表现最出色的政委之一。他主办的《前线报》、《人民子弟兵报》除了做思想动员外，还思考社会治理、民生政策等事情，是各兵团办的最优秀的报纸。他本可以安稳处在后方，但是情愿与战士同甘共苦；他也深爱自己的妻子和孩子，他在战场上与李昭的书信往来，足可以看到他的铁骨柔情，但是每当在战场上，他总是把职责放在第一，将生死置之度外。
新中国成立之后，胡耀邦先后成为最年轻的省委书记之一、最年轻的中央委员之一，但是他从来没有把这些显赫职务当成“官”来做，更从来没有把这些当成参加革命的目的，总是把人民的利益，国家的社会主义事业放在第一位，尤其是到了“左”的错误越来越干扰国家政治生活以后，他总是把个人得失放在一边，而把捍卫良知和真理放在前面。
1957年反右结束之后，他并没有像很多机关首长那样，对打成右派的干部落井下石，而是在他们即将下放的时候，邀请他们到办公室坐坐，给予他们鼓励。这些右派下去后，胡耀邦总是尽量给予他们生活照顾，或者想办法把他们当中“错误较轻”的调回北京。像他这样不与右派划清界限，总是有很大风险的，但是他还是愿意这样做。
再后来“左”的错误越来越严重，以至于经济出现了很大的波折，对于一个高层领导而言，宁左勿右才是最安全的，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等不都是“前车之鉴”吗？但是胡耀邦并没有选择沉默。1961年，他先是去了辽宁，又去了鲁西、河南的农村进行调查，一路上目睹农民的困顿，回京他立即伏案给中央写信，信中说：过去农村经济是三条腿走路，现在只剩下一条腿，农民一点自由都没有，应该重视商品规律，恢复集体经济体和自由集市。这显然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否定过去的路线，但是他还是说出来了。
1964年胡耀邦被任命为陕西省委第一书记，陕西是当时“左”倾错误最严重的地方之一，下车伊始，他就立即下令停止清查干部，把生产放在第一位、阶级斗争放在第二位。后来，他又提出了“三宽”政策，也就是：政治思想方面放宽一些，领导生产方面放宽一些，经济政策方面更宽一些。胡耀邦在陕西的“新政”，实际上是拨乱反正的一次预演，陕西迎来了1956年后的第一场大丰收，人民心情舒畅，但是胡耀邦落了个“只管粮棉油，不分敌我友”右倾帽子，被无限上纲地批判了三个月。他据理力争，整个西北局和省委，只有少数人支持他，为了真理孤军奋战的场面又是何其悲壮！
紧接着，在史无前例的风暴中，胡耀邦也被打倒了。他先是遭到造反组织的残酷殴打，满身鲜血，但是他依然怒目而视，拒不承认被罗织的反革命罪行；继而是长期被羁押，期间更是受尽虐待。无休止的批斗，无休止的肉体惩罚，没能让他低头，只有得到母亲去世的噩耗时，他才忍不住放声痛哭。
1968年，为了召开八届十二中全会，他被“解放”出来。紧接着要召开“九大”了，对国家命运充满忧虑地胡耀邦，还是忍不住给中央写了一封信，对当下问题提出了看法，直陈“害怕破除那个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全民所有，反而落得个全民皆无，或者全民皆困”，这俨然是对当时处处抓走资派，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批评。本来按照之前的安排，参加八届十二中全会的中央委员都可以在“九大”上连任，但是胡耀邦却没有，结果是否与这封信有关，我们尚不得而知。不过，满身伤痛的他，朝不保夕的他，坐在破旧的办公桌前奋笔直谏，这是一个何等壮烈的历史画面！
随着邓小平恢复工作，1975年胡耀邦也终于有机会再度出山，这次安排他去主管文革中的重灾区——科技领域，全面主持中科院的工作。在十年动乱中，中科院有229人被迫害致死，有的研究所80%科研人员被打成特务、反革命或白专典型。胡耀邦上任后，马上走访慰问刚刚从牛棚里解放出来的科学家，进一步向中央写了关于科学问题的《汇报提纲》，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400万科学家是我们无产阶级自己的专家，谁反对科学研究，谁就是空头政治。胡耀邦很快就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被打倒，而那些打倒他的人，终于明白，他是个永远不会向谬误低头的人，他宁可不做官，也要做事。
1977年3月，胡耀邦第三度出山，被任命为中央党校负责人，这时候胡耀邦已经步入老年，饱经沧桑的他，本来可以就此安心含饴弄孙，安度余生。但是胡耀邦依旧保持勇士本色，这一年他在党校开始发起揭批康生的斗争，紧接着组织开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从而揭开了拨乱反正的序幕。
从粉碎“四人帮”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间的伟大历史转折，是党内无数仁人志士共同推动的结果。但毫无疑问，在几乎每个关键问题上，胡耀邦都是第一个去揭盖子的人，他仅仅是一个中央委员，在权力序列中地位并不是太高，却起到了引领扭转时代乾坤的作用，这是需要何等的胆量，何等的智慧！
努力去终结一个旧的时代，难免会得罪大批的既得利益群体。在这个复杂的历史进程中，万箭穿向胡耀邦，他会收到炙手可热人物的恐吓，质问他还要不要脑袋，会收到老同事、老朋友的背叛，会收到冷眼和讽刺，搞不好不仅自己的政治前途倾覆，家人的安全也不保，但是胡耀邦毫不退缩。每当读到这段历史的时候，我经常回设身处地的想，如果换成我们周围的任何一个人，聪明的我们、学会了善于将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我们，谁会有这个决心呢？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胡耀邦逐渐成为党的总书记、中央主席，中国“官”当的最大的人，但是他依旧不忘初心，保持勇士的本色。伟大的改革事业并不是顺畅的，中国厚重的数千年文明，某种程度是也是前进的负担，农村家庭联产承包、科技教育管理体制、思想文化管理体制、社会管理模式，每个领域的改革都是充满艰难险阻。胡耀邦依旧是保持勇者无畏的姿态，不计较个人得失，以古稀之躯，争分夺秒为国人谋求经济上的自由，思想上的解放，直至他以悲壮的形式离开这个世界……
经常有人说，胡耀邦这样勇敢，是因为他不懂权谋，是一种不成熟的表现，是无知者无畏。胡耀邦真的不懂权谋吗？“文革”中，他经常讲些历史故事以启发周围困惑者，他一次说：唐太宗要立李治为太子，就先把他最有名的功臣李勣贬到边远地区去了，然后告诉李治，等你继位的时候，再把他给请回来。他还说，汉武帝晚年的悲剧是迷信巫蛊、玩弄权术，最后搞得卫太子自杀，后悔莫及，再聪明的人也会败在自己的权谋之手。
还有一次，有人给胡耀邦念《韩非子》，当读到：“夫龙之为虫也，柔可狎而骑也，然其喉下有逆鳞径尺，若人有婴之者，则必杀人”（大意是说：国君就像一条龙，龙的脖子下有几块逆鳞，若有逆鳞之举必遭灭顶之灾），他听后不禁自言自语道：“唔，唔！逆鳞，逆鳞……”从这些都可以看出，他对中国文化传统中发达的权力心术都是非常熟稔的。
事实上，胡耀邦并不是不懂权术，只不过是知而不用罢了。拥有半个世纪高层政治生活的他，亲身经历了那么多的大风大浪，焉有不懂权谋之理？他敢于在历史重要关头屡次挺身而出，并不是因为无知无畏，而是无私无畏。我们经常拷问，人类历史为何经常曲折反复？盖因不缺洞察世道的智者，而缺挺身而出的勇者。历史的低谷时期，多数“聪明人”都会像《茶馆》里的崔先生那样做个看客，正因为少数大智大勇、坚韧不拔者的挺身而出，才让人类文明良知延续不坠，他们才是值得尊敬的英雄。
当然，在中国的现代化事业中，像胡耀邦这样无私无畏的人还有很多，比如万里、谷牧、杜润生、任仲夷，比如袁庚、刘道玉、步鑫生……前几天跟一位台湾朋友聊天，他以“他者”的视角说：中国大陆底子那么薄，过去积累的制度束缚那么多，40多年的改革取得这么多的成就实在不容易，肯定是一大批有胆有识的人努力推动的结果。我深深赞同他的看法，胡耀邦的107年诞辰到了，谨以此文纪念他，以及像他那样无私无畏地为中国人民福祉奋斗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