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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第五次沙尘暴袭来,中国是时候重视蒙古国荒漠化问题了

BJ王明远 阜成门六号院 2023-04-17

蒙古高原与中国内地地理上唇齿相依,是中国的生态环境后院,历史上每次蒙古高原的环境变化,都会深刻影响中国内地的历史进程。蒙古国的荒漠化如果不能遏止,中国将是这场环境灾难的最沉重买单者。


(1)本来刚刚过去的周末风和日丽,整个北京碧空如洗,一副怡人的大好春色,然而,周一又是另一个极端,天气昏黄,狂风大作,浮尘夹杂柳絮,让人难以呼吸。
这已经是北京今年入春后的第五场沙尘暴了。过去十多年,沙尘暴在华北几乎绝迹,但是从2021年起又开始闯入北京,尤其是今年成为常客,几乎每十天就回来扫荡一次,让大家过一个完美的周末成为奢望。

(晴日的北京国贸商务区和沙尘下的国贸商务区)
北中国的这个春天为什么会有如此多的沙尘暴?是北方没有做好环保导致的吗?答案是否定的。在二十多年来环境治理和北方气候暖湿化的双重影响下,三北的荒漠化得到根本控制,中国荒漠化土地面积从2000年的276万平方公里,减少到255万平方公里,大约减少了一个半山东省的面积。华北主要沙源地内蒙古的治理效果最明显,2000年以来,内蒙古荒漠化土地每年减少约200万亩,这几乎相当于内地一个县的面积,中国北方成为全世界防治荒漠化最成功的地区。
笔者曾经在内蒙古投资和经营农业项目,对这一点深有体会。以前内蒙古与河北、山西、辽宁交界的地区沙漠化都很严重,现在经过二十年的退耕还林、退耕还草,已经是到处绿意葱葱。沙化最严重的科尔沁沙地,在中央大笔生态治理专项资金下,生态也有了根本逆转,从翁牛特旗县城乌丹到开鲁县的沿西拉木伦一带,过去是黄沙漫天,沙丘比山还高,现在都栽上了灌木,沙丘得到固化,一些野生动物也回归,开车时不小心就会撞上野兔子。
(2)那么当下的问题出在哪里呢?是我们更北的后院——蒙古国的环境出了大问题。蒙古国自从1921年与中国事实分离后,开始了国家现代化历程,它的两个主题是:废除喇嘛教,解放劳动力(过去蒙古族三分之一男子出家,长期人口负增长),发展牧业生产;开采矿产,发展工矿业。从1921年到现在,蒙古国人口从54万增长到341万,增长了6倍以上,而同期中国内地人口只增长了2倍左右。尤其是苏东剧变以后,蒙古国终于逃脱了俄罗斯人的控制枷锁,走向了独立发展道路,人口增长更快,1990年其人口是216万,到现在增长了60%左右,是世界上人口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
另一方面,自从1990年代废除了苏联强加的集体牧场模式,实行“包产到户”后,蒙古国牧民生产积极性大增,存栏牲畜数量从2590万头增加到现在的7100多万头,而生态条件更好一些的内蒙古,牛羊存栏数量只有6800万头,这还是基于内蒙古有1.7亿亩耕地,粮食饲料丰富的基础上(谷物产量3840万吨),而蒙古国几乎没有耕地(谷物产量只有42万吨),单靠低温的贫瘠草皮,供养这么多的牲畜,实在是非常困难。

根据草原生态学的测算,大约每1公顷标准草场供养一头羊,草原常见动物都可以换算成为羊单位,一匹骆驼等于7个羊单位,一头马等于6个羊单位,一头牛等于5个羊单位。总体来讲,蒙古国草原承载量都是6000万个羊单位左右。其实蒙古国的牲畜量早在2000年左右就已经超越了这个指标,到2019年的牲畜存栏数量更是超过1.1亿羊单位(马420万匹、牛480万头、骆驼47.24万峰、绵羊3230万只,山羊2930万只),环境承载量已经超标80%以上。
(蒙古国牲畜存栏量增长图,数据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蒙古国家统计局)
加上蒙古国矿产资源丰富,过去在苏联控制的经济贸易体系下,蒙古矿产只能出口给苏联和东欧国家,并且是以物易物贸易,这些矿产的价值得不到体现。而自从蒙古国加入世界市场体系后,马上尝到出口的甜头,于是奉行“矿业立国”的政策,现在各种矿产资源采矿点达8000个以上,产量达到5000多万吨,由此每年导致的荒漠化面积也达到上百万亩。
(采矿给蒙古国带来惊人财富,也带来环境破坏)
在这种现代化的驱力下,蒙古国荒漠化越来越严重,72%的土地出现荒漠化,500多条河流断流、400多个湖泊干涸,全国草场面积减少了20%以上,尤其是环境最脆弱的中蒙边境地带,65%以上的草场都出现不同程度退化。随之而来的是极端天气增加,1960年代,蒙古国每年沙尘天气天数只有20天左右,到2010年代就增加到100多天;暴雪或极端干旱也是轮番登场。
(3)历史上漠北高原环境承载极限约100万人,即便是当今的城市化带来环境容量增加,整个蒙古国的环境承载量其实也不过200万人左右。而蒙古国人口仍在以较高速度增加,到2050年达到500万级已经不是问题。为了供养更多的人口,就不得不养更多的牲畜,开采更多的矿产,蒙古的自然环境持续恶化也是定数,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环境灾难,我们的沙尘天气或许就是以后春季的家常便饭。
蒙古国在地球上是一个存在感较低的国家,它的环境灾难并不会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但是对中国的影响却不可低估。因为从地理上讲,蒙古高原和中国东部平原是东亚的最主要组成部分,东亚历史的变迁基本是这两个板块区域文明互动的结果,任何一方生态发生大的变化,都会对另一方文明秩序产生剧烈冲击。两千多年来,每一次北方草原的环境恶化,随之而来的就是游牧民族南下浪潮,导致中原王朝的覆灭。
虽然工业革命以来,草原文明与农耕文明的冲突形势有了根本改变,蒙古草原荒漠化不再会引发游牧民南下的事情。但是,蒙古高原生态变化对中国内地的影响冲击,依然不可小觑,如果不加遏止,很有可能带来一系列连锁反应
总体看,中国东部气候是由蒙古高原冷高压与西太平洋低气压互动的结果,地表植被严重破坏,会导致蒙古高原气流情况发生改变,进一步影响中国北方气候:不仅增加沙尘天气数量,也会增加极端天气的数量,带来大旱和大涝问题。在现代经济条件下,气候恶化还会影响到投资和人口流动走向,对一个地方兴衰产生多方面影响。
(在东亚的四个地理单元中,蒙古高原与中国内地的环境和文明关系最密切,二者具有高度互联性)
所以,蒙古高原荒漠化也是中国未来面临的一个考验,这个考验看似是一个气象学小事,但是导致的长期效应,或许数百年后回看,就像以往的任何一次气候变迁给人类文明带来的致命影响一样,其历史威力可能不会弱于当下大家所聚焦的中美竞争加剧、老龄化等问题。
(4)蒙古高原与华北地区唇齿相依的实质特性,决定了没有蒙古国稳定的环境后院,就没有北方中国安定和繁荣。而蒙古国土面积大,政府财政能力又弱(不及中国一个地级市),根本无力应对这么庞大国土的荒漠化问题,只有中国等周边环境相关的大国介入,才能扭转这个趋势。详细来说,中方有以下几点工作值得做:
第一,中蒙高层交流中,环保列为双方领导人探讨的重要议题,中方要对蒙方表达对环境恶化的关切,让蒙古高层感受到治理环境的压力。
第二,加大对蒙古国环境治理资金援助力度,比如在给蒙方提供的贷款中,增加环境治理专项贷款。这一点过去日本对华开发援助贷款(ODA),以及世界银行对华贷款中,也都有治理荒漠化的专项资金。
第三,  积极推动中国环保类NGO、企业和个人到蒙古国参与环境治理项目,鼓励环保类NGO参加蒙古国的环保宣传教育。由于蒙古国民长期对中国政府或国企抱有恐惧和忧虑,单靠政府力量行不通,NGO或民企在环保外交中的角色不可小觑。
第四,在两国经济外交和社会公共外交中,把引导蒙古转变发展理念作为一个重要内容(过去美日韩也曾经把这个议题当作对华外交重要内容),而不是仅仅着眼于投资和贸易增长。并且鉴于中国北方与蒙古的环境高度相似性,积极推动中国高校和环境资源研究机构,对蒙古国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必要的技术和方案支持。
最后,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中国人亦应注意到蒙古国环境恶化与中国发展崛起的客观关联性。中国是东亚地区绝对的工业中心、供应链中心,我们产业或社会消费的每个一举一动,都可能给其他小国带来深刻影响。众所周知,前些年中国盛行红木家具热,引发东南亚森林资源的大面积破坏,这些东西在中蒙经贸关系上也可以看到。
比如,中国高端纺织业的发展,以及中国人对羊绒的特殊偏好,使得20多年来,中国从蒙古的羊绒进口量增加8倍以上。2019年蒙古国86%以上的羊绒销往中国,该年出口量达到5700吨左右,这相当于1100万头羊的绒产量。受高价羊绒收益的诱惑,蒙古国山羊(羊绒主要产自山羊)养殖数量暴增,从1990年的510万只,增加到2021年的近3000万只,而山羊对草皮、草根破坏能力远远超过绵羊,成为草原荒漠化的元凶。
再比如,中国对煤、铜矿石、铁矿石等需求的增加,大大刺激了蒙古国矿产开采量的增长,2002年蒙古国煤炭产量仅530万吨,2022年上升到3760万吨,其中3104万吨出口到中国,占总产量的83.7%,可以说这些年扩大的产能都是中国市场需求带动的。
所以,蒙古本质是中国主导的东亚供应链体系中的一个环节,蒙古很多行业的野蛮增长,跟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的庞大需求有关(这些需求一方面促进了蒙古国的经济现代化,另一方面也带来负面生态影响)。东亚的很多环境问题,现象在中国之外,解决问题的关键还是在中国之内。
为此,中国需要改变自身一些经济行为,比如,调整一些带来严重环境破坏产品的供应链,甚至压缩产能,改变国内消费习惯,培养节约意识;调整从蒙古国的农产品进口结构,引导蒙古国畜牧业向环境友好型转变;发挥中国出口市场话语权,倒逼在蒙企业提高环保标准等。在很多环保问题上,中国是“纲”,纲举目张,只有中国发挥核心纽带作用,才能得到根本解决。
总之,蒙古国是我国的上风上水方向的后院,蒙古国的沙尘,终究要顺着强烈的西北风,飘到北京上空、飘到济南上空、飘到西安上空……蒙古的环境灾难,其实也是中国的环境灾难,我们没有理由袖手旁观。
并且,过去由于种种原因,蒙古国民对华印象不太好,通过环境发展援助,根本上改善蒙古国民的生存环境,是增加中国软实力影响力,改善中国形象的好机遇,更是中国提升全球重要发展议题领导力和协调能力的一个试验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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