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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张平、秦晖二教授关于巴以问题的若干基本史实错误
笔者前不久发文对张秦二教授的一些推论逻辑，及违背事实的地方提出了一些异议，但是似乎触犯了很多读者，他们心中两位教授是永远正确、万事通晓的神明，并且留言大骂：“你算什么东西，有什么资格评价秦晖老师”！
张平教授、秦晖教授当然在他们领域是极其优秀的学者，为社会广泛尊重，这些都是任何人不可否认的。但是二人对谈及巴以问题时，是很不严谨的，没有对事实就进行考证，就口开河，他们基于一些想象和错误的史实，进行的“正义链条”推论也因此是经不住推敲的。
笔者再次论证两位教授的一些史实错误，并不是有意抹黑他们，主要原因是：很多坚持偏执、极端观点的人，以二人的错误史实作为“权威依据”，因此笔者认为一个研究者有公共责任，对这些说法进行澄清，也希望张秦二教授理解包涵。
第一, 关于英国委任期间是否享有巴勒斯坦主权。张平教授和秦晖教授都认为之前巴勒斯坦地权不属于阿拉伯人，无论是在奥斯曼土耳其时代还是英国托管时期，巴勒斯坦地区的大多数土地主权都是属于他们的宗主国，正像张平教授说的“比如占地13,000多平方公里（巴勒斯坦总面积的50%左右）的内盖夫大荒漠，一战前是土耳其苏丹的土地，托管时期是皇家土地，也就是女王陛下的产业”。
因此，他们得出巴勒斯坦土地的主权，在1947年以前属于英国的结论，进而来证明巴勒斯坦抵制巴以分治是蛮横不讲理的，是无理取闹的野蛮人。
其实两位教授以及坚持这些观点的人，并不了解“委任统治”的本质。委任统治源于威尔逊的“十四点建议”，委任统治地与殖民地不同，根据《国际联盟公约》第22条的规定，委任统治土地的主权暂时属于国际联盟，而不是属于委任统治者。委任统治的本质是国际联盟委托委任统治国代替行使行政管理权，经过委任统治者的“训政”，最后把主权归于当地人民，让他们建立国家，这当时被视为非殖民化的进步表现。
因此，英国人并不拥有在巴勒斯坦主权，只获得了巴勒斯坦治理权，并且是在1922年，以与国联签订《委任统治书》的形式实现。笔者还从国际联盟网上档案馆找到了这份委任统治协议，里面包含大量对英国委任管理行为的约束条款，此外，英国每年还要向国联理事会汇报委任情况，就像公司管理团队要向董事会汇报财务情况。虽然基于英法控制了国联，这些委任统治约束很大程度是形式上的，但是从本质原则上讲，巴勒斯坦更像它的承包地，而地契明明白白写着以后要归还主人——也就是当地土著居民。
所以，我们看国联文书、英国政府文书、巴勒斯坦委任统治政府文书，以及二战后联合国讨论巴勒斯坦问题的文件，从来没有一个国家、一份文书去质疑当地阿拉伯人享有主权。即便是支持犹太复国的美苏，其态度也不过是给予人道主义原则，应该特事特办，让犹太移民分享一些主权（英语熟练的朋友们，可以在联合国网站查询讨论原件，这些都有详细展示）。否认阿拉伯人享有主权，可以说是中国或华人学者的全球首创，建议坚定捍卫这个结论的人，可以整理一篇学术论文，看看能否得到历史学界和国际法学界专家们的认同。
第二，张平、秦晖两位教授都坚持，二战前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是一个部落，没有建国，所谓不享有主权。主权国家只不过是近代西方的政治理念，广大东方民族当然绝大多数没有建国划界的习惯，尤其是同样信仰、同样民族的阿拉伯人，在一战前都把自己视为一个整体，怎么会突然有一个部落进行建国呢？
在一战前，也就是英国委任统治巴勒斯坦之前，英国为了肢解奥斯曼帝国，在英国当局与阿拉伯世界精神领袖、汉志国王、穆罕默德后裔侯赛因沟通的时候（最重要的是“麦克马洪—侯赛因通信”，McMahon–Hussein Correspondence），明确表示阿拉伯人土地主权属于阿拉伯人，当时整个阿拉伯属于一个整体，巴勒斯坦地区阿拉伯人也当然享有它所在土地的主权。
至于现在中东土地上出现了沙特、伊拉克、约旦、叙利亚等国家，完全是一战后英法为了瓜分中东，以及各自对委任统治地分而治之操纵的结果。说因为古代巴勒斯坦人没有建立一个国家，就否认它的主权，完全是用现代眼光去苛求传统时代的人，完全忽略了现代之前阿拉伯是一个整体的事实，忽略了阿拉伯人曾经长期统治中东的事实。
第三，关于以色列境内及西岸地区占领地的阿拉伯人的权益，尤其是地权，是否得到保护的问题，这是现实中的关键问题，也是涉及判断当下巴以冲突孰是孰非的问题。
秦晖教授演讲后半部分一个主要核心就是，阿拉伯人并没有尊重犹太人的权利，但是犹太人却很好保护了阿拉伯人的权利。他说：“他们（约旦河西岸阿拉伯人）拥有的财产在后来的以色列国中也仍然得到保护，没有人去抢他们的土地”；“以色列同样尊重作为以色列公民的阿拉伯人的这个地产，不存在着像我们经常看到的什么强占、圈占土地，那种剥夺所有权的那种东西”，“以色列阿拉伯公民不当兵，显然是一种特权，而不是一种被剥夺权利”，“不当兵就相当于不纳税，你可以说这是一种特权”。
秦教授的论述逻辑大致是，希望用这些来证明巴勒斯坦人对以色列暴力行为是完全违反道义的，而以色列人对巴勒斯坦的暴力则是正义范围内的自卫，好比美国在9.11后打击恐怖主义。
我们在讨论之前，有必要指出，阿拉伯人我们要把他们区分为两类，一类是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的非以色列籍阿拉伯人，也就是现在归属于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另一类是以色列国阿拉伯族公民。很多人谈巴勒斯坦问题时，连这两者都区分不清楚，由此产生了诡辩的空间。
笔者在以前指出了，以色列对约旦河西岸阿拉伯人的权利剥夺是系统的，从土地（包含住宅权），到合法经营权，到发展权等等。以色列依据《安全地带法》和《缺席者财产法》，永久性剥夺了巴勒斯坦人土地，其中1967年至1979年之间，被各种方式没收的巴勒斯坦私人土地约153.3万杜纳姆，占私人土地数量的45%以上，这些土地就像欧洲人在北美的“西进运动”一样，完全是通过驱逐、没收等暴力手段获取的，卡特总统称之为西岸殖民化（卡特：《牢墙内的巴勒斯坦》，第36页）。
到1993年《奥斯陆协议》签订之前，并掠夺走约旦河西岸67%和加沙地带42%的土地。并且巴以和平谈判30多年来，以色列一直拒绝归还多数掠夺的土地，秦晖教授所说的 “他们（约旦河西岸阿拉伯人）拥有的财产在后来的以色列国中也仍然得到保护，没有人去抢他们的土地”一说的依据是什么呢？难道是阿拉伯人无偿赠予以色列人的吗？
再者，以色列境内的阿拉伯公民土地，所受的侵犯远甚于约旦河西岸的阿拉伯人，从1947年巴以分治的时候，以色列土地境内阿拉伯人拥有的，明确具有土地产权的土地为144万杜纳姆，加上第一次中东战争后占领的加利利地区，以及部分西岸地区的阿拉伯土地，这时候属于阿拉伯人的土地约460万杜纳姆，但是以色列通过抢占、驱逐、征用等手段，让这些阿拉伯人所拥有的土地减少到50余万杜纳姆以下，到1981年他们实质拥有39.7万杜纳姆（以色列史学家艾兰·佩普：《现代巴勒斯坦史》第160页；北大教授王宇：《以色列阿拉伯人—身份地位与生存情况》，第76页），丧失了90%以上的土地，他们的地权又何曾得到本国法律的保护呢？
正像汤因比1961年在与以色列驻加拿大大使辩论赫尔佐格中说的那样：以色列就像纳粹德国抢夺犹太难民财产一样，抢夺阿拉伯人的土地和财产，“以色列一半以上的私有财产和土地属于逃离的阿拉伯人”，他们现在住在家门外，他们沦于贫困, 成为二次世界大战中被侵略军逐出家园的那种人了（关于这次辩论全文可参见：https://static1.squarespace.com/static/60f70ef408db6e63d83e40bb/t/62a6b8d81f260d6bfc3dbd73/1655093464463/Herzog-Toynbee+debate+transcript.pdf）
秦晖教授所谓“阿拉伯人不当兵，也不用纳税”，也大概是基于对前些年比较流行的“印第安人没有选举权，就不用纳税”一说的想象演绎。但是实际情况是，基于犹太人对阿拉伯人的不信任，阿拉伯人确实不用服兵役，但是依旧和犹太人一样纳税。并且依据《退役军人法》，以色列的多数福利与兵役挂钩，因此大量阿拉伯人享受不到学费、住房贷款、求职方面的优惠政策。所以，把阿拉伯人排除与兵役之外，只是给他们带来很多社会福利损失，而不是享受“特权”。
另外，基于以色列强调国家的“犹太民族性”，阿拉伯族公民各项权益都受到歧视，曾经受到20余年的军事管制，才最终获得公民权；至今阿拉伯人的收入和受教于水平远低于犹太人，在21世纪初，阿拉伯人获得高中以上学历的比例仅为24%，而犹太人为57%，阿拉伯公民占国家总人口20%，但是该国贫困人口的41%为阿拉伯人，全国40个贫困城镇，其中36个是阿拉伯人定居点。虽然这些跟阿拉伯人本来经济文化基础薄弱有关，但是也跟明显的歧视政策有关，所谓阿拉伯人是“二等公民”也毫不夸张。
因此，实际上以色列境内阿拉伯人虽然不直接参与暴力反抗，但是他们对巴勒斯坦人的斗争是支持态度，而非一些自媒体所描述的，以色列阿拉伯人感恩于国家的开明制度，甚至比犹太人还卖力打击巴勒斯坦人的暴力行为。
第四，关于阿拉人是否对纳粹犹太大屠杀负有责任，即英国二战期间对欧洲犹太难民的真实态度。张平教授和秦晖教授在巴以建国前后的很多历史论述方面，也有违背事实或值得商榷之处。比如张平教授说：“如果不是他们（阿拉伯人）当年入侵占领了犹太人的故土，如果不是他们在三十年代阻挠犹太人的回归，犹太人也不至于流离失所到那个程度，甚至面临大屠杀也无处可去”。
的确，阿拉伯人在公元7世纪之后占领了巴勒斯坦，但是他们没有侵略犹太人，因为这里的犹太人驱散流亡500多年，阿拉伯人是战胜了波斯人和拜占庭人得到了巴勒斯坦，阿拉伯的巴勒斯坦与犹太的巴勒斯坦并没有传承关系，说入侵故土不太妥当。
将二战期间犹太人遭遇的大屠杀，归咎为阿拉伯人也欠妥当。这方面，秦晖教授更指出：“早在二战期间，逃避纳粹暴政的犹太人就大量的向巴勒斯坦迁移，这个时候的英国的确给予了支持”。二位教授的观点，让人产生阿拉伯排犹，而英国人保护犹太人，为此，阿拉伯人要间接承担欧洲犹太大屠杀的责任，而英国则是充分发挥了人道主义，减少了屠杀损失。
而实际情况是，基于犹太人激进的土地扩张政策，导致大约30%的阿拉伯人流离失所，因此1936年前后巴勒斯坦发生了阿拉伯抗议事件。但是阿拉伯人作为被统治一方，无权决定犹太人的去留，就像一战结束时，英国可以完全忽略阿拉伯人的意见，坚持准许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民族家园一样。
毫无疑问，拥有巴勒斯坦管理权的英国，对德国推行绥靖主义的英国，对犹太人无法进入巴勒斯坦负有主要责任。英国于1939年发表了《麦克唐纳白皮书》，规定再开放7.5万难民名额后，不准再允许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但是其实1940年至1945年之间，仅有4.1万犹太难民进入巴勒斯坦。
虽然犹太复国主义者制订了Aliyah B计划（犹如后来摩萨德的“魔毯计划”）来营救犹太难民，但是英国残忍地用军舰驱逐难民船142艘，遣回难民近10万，使其再次落入纳粹虎口；或者用暴力手段，击沉难民船，共约有1600人溺亡；即便是成功上岸的，也都遣送到遥远的毛里求斯，安置在条件极差的集中营内。
因此，英国在二战中对犹太难民是很苛刻的态度，这也是巴勒斯坦犹太人产生极其严重反英情绪，不断对其恐怖主义袭击的原因，秦晖教授所言的“这个时候的英国的确给予了支持”，是与史实相违背的。
第五，民族自决权是否包含认定和选择自己土地权利的问题。比如，张平教授说“民族自决权包括一个民族认定和选择自己所拥有的土地的权利！因此，犹太民族有权利选择自己的家园”，大概是想表达以色列有天然地、不可质疑的在巴勒斯坦自由建国的权利。但是这种说法在国际规则上是不存在的，根据联合国《关于人民和民族自决权决议》等有关文件，民族自决权是有严格空间限制的，即在自己生存的土地上自决，而不能到其他民族土地自决，更不可“认定”一个地方去自决，否则，一些有扩张野心的民族完全有理由煽动本国国民自决，主张他国土地（比如日本人韩国人都可以利用自决，“认定”中国东北是他们的土地）。
再者，在殖民地和委任统治地独立建国问题上，绝大多数是生活在这个土地上所有民族的一起自决，而不是某个民族单独自决，这样的话，人口占少数的犹太人新移民就会吃亏。
联合国之所以同意美苏的“分治提案”，在巴勒斯坦地给犹太人建立一个国家，是一种“特事特办”，即照顾犹太人面临大屠杀的损失，宗教情感，以及有50余万人移民巴勒斯坦的现实，在巴勒斯坦而不是犹太人所聚居的欧洲，给其成立一个国家，这种异地自决是全球民族自决史上的唯一特例。
第六，以色列是否返还占领的巴勒斯坦土地问题，以及巴以冲突的原因。秦晖教授说：“第一个荒谬就是只说以色列控制的土地不断变大，就不提以色列曾经好几次把他们控制下的土地交还给阿拉伯人，，是有好几次的，1956年就有一次，1975年又有一次，巴奥斯陆协议以后又有一次，以色列好几次向阿拉伯人返还土地的” ，“而且返还以后，阿拉伯人，或者说是巴勒斯坦人，又去主动挑起战争，进攻他们”。
返还土地是1970年代以来巴以冲突最核心问题，近半个世纪反复暴力和伤害都是围绕土地问题展开的，但秦晖教授的讲述完全与历史完全脱节，再次暴露秦晖教授对此的不严谨和知识盲区。
首先是以色列从来没有在1956年和1975年返还土地，只有1979年《戴维营协议》签订后，给埃及返还了西奈半岛，但是没有履行协议的另一个主要内容——撤出巴勒斯坦占领土地的承诺。对于巴勒斯坦土地归还，只有1993年奥斯陆协议签订至戴维营协议之间，以色列返还了不到40%的占领的西岸土地，以及加沙地带土地。秦晖教授所说的巴勒斯坦人土地“大了又变小，大了又变小”是从来没有的，今天的巴勒斯坦人控制的土地就是历史最大值，自从1967年战争后从来没有这么大过。
秦晖教授所言“而且返还以后，阿拉伯人，或者说是巴勒斯坦人，又去主动挑起战争，进攻他们”，更是凭空杜撰。上文所说，以色列返还领土始于1979年《戴维营协议》，但是自从《戴维营协议》签订之后，阿拉伯人从来没有挑起过战争，之后唯一的一次阿以战争，即1982年战争，是以色列主动出击挑起的，何来在返还领土后又挑起战争？
其次，1970年代之后巴以或阿以冲突，关键是以色列是否信守和谈协议，以及联合国242号决议，交还占领领土。以色列信守承诺交还了西奈半岛领土（当然也是一种减少树敌，集中力量消化占领巴勒斯坦领土的一种策略），因此埃及以色列之间实现了永久和平，这45年间埃及从来没有挑衅过以色列，一直是对以色列最友好的阿拉伯国家之一，所以并不存在阿拉伯国家不知足的情况。
反而是以色列拒绝执行《戴维营协议》、《奥斯陆协议》等文件关于归还绝大多数巴勒斯坦土地，以及准许巴勒斯坦人建国的承诺，按照1967年联合国242号协议，巴勒斯坦领土应该有6200多平方公里，现在以色列只返还了2500余平方公里，并且控制了巴勒斯坦人的基本生存资源，继续在占领土地上进行军事管制，甚至大建隔离墙，不断压缩巴勒斯坦人生存空间，不断系统侵犯巴勒斯坦人生存权，导致巴勒斯坦人对以色列反抗的不断。所以，秦晖教授只指责一方，而不看另一方更大的责任，是不客观的。
总之，张平、秦晖教授试图通过一些历史解释，来构建阿拉伯人历史责任更大，犹太人更无辜的正义链条，但是这些历史解释和史实运用是有问题的，甚至是基于先入为主的判断而杜撰的，引申出的正义结论也是有问题的。以上也并不是鸡蛋里头挑骨头，而是他们论述基本框架存在明显倾向性、非客观性，笔者只不过是择一些事实问题讨论商榷。当然，笔者作为晚辈没有资格对两位令人尊重的学者做出其他评述，只是觉得两位教授，不应在这个问题上如此轻率，基于认真考证的事实，得出的结论才有公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