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党耀：儿时记忆中的上海弄堂
题图摄影：作者
岁月荏苒，不过几十年间，人间早已旧貌换新颜，然而记忆依旧，从未淡去。儿时拾忆·辽源三村
文/陈党耀
在新冠肆虐老少禁足的几个月里，和六岁半的外孙闲聊，小家伙回忆起四岁时的往事，对某些细节记得清清楚楚，比如哪次出门穿什么衣服，额头上贴了什么护创膏，去哪座公园吃了什么零食，我翻出来外孙四岁时拍的照片还真是。
静坐思幽，我也想起自己四岁记事后的往事，尤其对早已消失的老家“辽源三村”的怀念涌上心头，逝去的一幕幕童年时光的场景慢慢再现在眼前。
有位史志学著作的编者说：“纵然亲历者很少能洞彻历史大局，但他们描绘的细节也足以让多年后的人们触摸到那段历史脉搏；他们的观念未必能契合我们，但他们的欢乐和恐惧，我们仍能感同身受。”
我不敢说我的回忆能“让多年后的人们触摸到那段历史的脉搏”，只是记录童年时光残存的记忆碎片，“恐惧”暂且忽略不计，如果能将童年欢乐给家人和熟悉这些地方那些事的人看了会心一笑，足矣。
1959年，我四岁，弟弟两岁，我家从上海南市区的大南门外乔迁到杨浦区（当时称榆林区）辽源三村249号新居，在此一直住到我17岁半去奉贤星火农场，后来考上大学回沪又住了几年，直到1984年夏季拆迁离开。几十年来，童年时期记忆尤为深刻，辽源三村经常梦回萦绕在我脑海里。
我和二弟的婴幼儿时期是在江阴街57弄7号一间旧式里弄房子的二楼度过的，模糊记忆中母亲总是叫我们“轻点、轻点”，因为楼下那户女主人不许我们发出一丁点声音。那时父亲在辽阳路昆明路上的上海缝纫机螺丝厂上三班，于是母亲下定决心要换房。白天她将我们兄弟俩寄放在外婆家，徒步一个多小时去父亲的工厂附近看房。风里雨里跑了一个多月后，终于找到辽源三村这么一间工房，其中艰辛常人难以想象。
六十多年前那个风和日丽的上午，我们一家四口，随着一辆卡车载着几件简单的家具向新居出发，我拽着车厢栏板一侧始终站立着看街景，父母轮流抱着弟弟坐在方凳上。随着卡车隆隆行驶，我的好奇心渐渐被荒凉和落寞替代——原来新家就在小河与杂草边上啊！
上世纪50年代，上海建造了一大批工人新村，和曹杨新村、彭浦新村、控江新村比，辽源三村名气远远不及上述新村。它位于许昌路以西，打虎山路以东，从北面控江路直到南面辽源西路，依次是张家宅（上世纪70年代末拆除建辽源四村）、辽源三村和辽源二村。
这里属于砖木结构的二层楼工房，看上去比有抽水马桶的“两万户”要差点，但全部独门独户。辽源三村先后入住大约五六百户人家，分东西两片，东片俗称矮平房，每户约十三四平方米，西片叫高房子，每户约十七八平方米；两者区别不仅是面积大小，还在于楼层高低，顾名思义高房子的层高明显高了十来公分。
上世纪70年代初，打虎山路一侧高房子北面的空地上又矗立起红砖墙的三层楼铁路工房，这是上海铁路局职工家属楼，档次稍高，但到了1984年也与1958年建的辽源三村所有房子一并拆除了。
现在看，辽源三村是名副其实的蜗居，客厅餐厅卧室书房集于一室，推开大门每家每户的桌椅板凳床橱箱柜一览无余，但在六十年前的上海其整体居住条件实属中等偏上。
除却“块头”大小，每户各有二三平方的小间用作烧饭放马桶，高矮房子是一样的；每户人家不是住楼上就是住楼下，很少有几家“大户”住上下统楼的。
楼上与楼下面积差不多，同门号的家门分别开在南北两侧，因而一条弄堂对门邻居就是楼上对楼下，和石库门房子相同之处是：哪家有什么事、男女主人干什么的，邻居之间都知晓；邻里之间包了馄饨、过生日烧排骨面会端来端去；突逢下雨，会有邻居代收晾晒的衣服；当然邻居间吵架打架也时有发生……
如果寄信到我家，要写明辽源三村249号楼下，249号楼上住的沈家伯伯单身一人，他家眷在乡下，和其他邻居不同，他家很神秘，我从来没有进过他的房间。他经济条件好，一些新玩意如电动剃须刀、半导体等我都是第一次从他趴着的窗户前开了眼界。他家的木地板就是我家的天花板，搁在六七公分厚二十公分高的木檩条之上，隔音效果差。沈家伯伯嫌我们兄弟吵闹，有时来我家向父母告状。那时的小孩没有多少回家作业，玩耍时噪声大影响他休息，但是父母的训斥只能一时奏效，现在觉得对不起沈家伯伯。
如今的辽源三村是1984年拆后重建的六层楼小区，其房价接近六万一平方米了。它依然与周边重建的辽源一村、辽源四村等为邻，记忆中原来的陈家头、朱家弄、张家宅及池家浜也无影无踪了，这些私房及“滚地龙”相继也拆了，与电表厂、电焊机厂、工具厂和自行车厂等周围地基一起建起了海上海、耀浦苑、伊东苑、君欣豪庭、和平花苑、恒阳花苑等商品房；我的很多同事住在宝钢又一村、宝地绿洲等小区，他们大都不知道原来的辽源三村是什么样子。
四年前，上海各大媒体推出一条夺人眼球的“上海滩最后的两万户长白新村成为历史”新闻，不知是记者太年轻还是未深入了解，抑或政府部门统发稿之故，“最后”两个字不实，前年辽源西路南边的辽源新村刚刚拆迁，如今还有辽源二村依然保持着六十年前的模样，或许再过些年，辽源地区乃至上海的老工房恐怕真要成为恐龙般的记忆了，它不太可能像老洋房、石库门和新式里弄等成为上海历史风貌保护建筑。
上世纪50年代起，工人新村是上海几代工人的居所。此后三十年间，上海新增住房面积中，有近三分之二共1000多万平方米是工人新村，总面积远超石库门。但与实际不相称的是，有关工人新村的文学、电影作品却很少。如今一说起上海，人们最容易想到的还是灯红酒绿的上海滩或风花雪月的石库门、新式里弄和小洋房，工人新村很少留下属于它的文字或影像。
此次，我想记录儿时衣食住行的往事，在网上搜索到的辽源三村都是1984年翻建后的资料信息，原来的辽源三村连一个字一张照片也荡然无存。我想去图书馆翻阅杨浦史志中有关“辽源三村”的词条，因疫情图书馆阅览室不开放只能作罢。
我家住的辽源三村这排房子楼下6户，244号至249号；对门是楼上也有6户，228号至233号。刚住进去时用自来水要绕过对门这排房子，到给水站（水泥砖块砌筑而成的水池）买水筹用铅桶拎水回来再倒进水缸里，很不方便。那时经济条件差，除了饮用水，我妈总让不满10岁的我到西边靠近打虎山路与辽源二村接壤的水井去挑免费水来用，每个月也能省下一二元钱。
这口水井可能是当地原住民留下的，井口呈六边形，石材凿成的井栏圈厚约15公分，高和直径约七八十公分，上小下大，边缘被磨得很光滑。每天清晨，用井水的人很多，他们有的吊起井水在一旁直接洗涮，有的和我一样担水回家。吊井水有诀窍，吊桶下放到负六七米深的水面时，必须迅速甩向一侧，吊桶才能沉下去吊到水，否则直在水面打转转。如果去晚了，水井就干涸了，得等地下水再冒出来。
一开始我和二弟一根扁担一人一头扛水，后来我嫌麻烦，人也长大了些，就一人挑两个半桶水，龇牙咧嘴停停歇歇地挑到了家。好几年春节前，我还用这根扁担从两里多路外的江浦路周家嘴路商店挑一担熟石灰回家，掺水化开了粉刷墙壁，这就是童子功。
后来文革开始时，在我们这排房子的第二与第三家、第四与第五家之间的空白墙下安装了两个室外大水龙头，地上砌筑一平方米的浅水池圈着阴沟洞，供门对门的12户人家使用，洗碗洗菜洗衣服涮马桶都在此，夏天洗澡也在此，小孩穿一条短裤直接在水龙头底下冲凉，冷天则到打虎山路浴室去洗澡。水费结算以人头为分母计算单位，以消耗的总水费金额为分子，如有亲戚来了住半个月的按0.5人计。
而电费就以本排房子的楼上楼下12户一个火表来结算，以每户支光（瓦）数为结算单位，一般每家用15瓦或者25瓦灯泡。有家邻居男主人是电工，床头装个1瓦小灯泡不如实上报还遭人白眼。
记得我小学二年级起就承担了水电费结算任务，先是一家家敲门核实用水用电情况，再计算数额，然后一家家上门收费，再加上自家的费用，总起来整理好连同利用学生练习簿做的账本一起交到下一家，每年轮上一次，直到我去了农场。除了第一次父母审查核准外，以后就放手不管了，这是我人生最初的脑力劳动。
我家矮平房每户房租1.58元，高房子可能稍高些。房租直至拆迁25年好像未上涨，而同时期职工工资也涨得不多。
辽源三村的水电表是十多家合用，而煤气表则是独用的。文革结束前，辽源三村各家各户装上了管道煤气，大大解放了劳动力，之前的十五六年烧饭用的是煤球炉。每天天不亮，伴随声声入耳的“马桶拎出来啊”，弄堂里一片烟雾腾腾。睏思懵懂的我向煤球炉内点燃引火纸，加入木柴、木屑煤球和煤球，大约十来分钟后，烟消了炉火旺了，赶紧热牛奶煮泡饭，扒拉几口上学去……
后来，蜂窝煤取代了乒乓球大小的煤球，有的人家晚上封闭煤炉，早上开炉，省却了生炉子的麻烦。我母亲嫌封炉浪费煤一直用煤球炉，因而生煤炉工作一直持续到煤气装好。
无论煤球炉煤饼炉，其燃烧过程中产生的二氧化硫、硫化氢和一氧化氮等污染严重，家里的家具连克罗米镀层的剪刀都会被腐蚀得面目全非了。
我家住在辽源三村矮平房靠北最后第二排的第一间，再往东是个荒场。所谓荒场，是用煤渣碎砖压实的、约有两三个篮球场大小的一块空地，稀稀拉拉种了几棵树。像这样的荒场辽源三村有四五个，有的安置了垃圾房，有的还建了小便池，而大多数荒场的公用面积是用于乘风凉孵太阳晒衣被和小孩玩耍。
荒场东面是一片未被征用的农田，本地人（原住民）在此种些花生和蔬菜等。再往东就是我的母校许昌路第五小学，许五小学开办于1959年，已历经一个花甲有余。连同好几个工人新村及周边私房、包括我家四兄弟在内的50后60后，直至儿孙辈的00后10后，总共万余人皆同为许五小学校友。
1972年底我分配去了市郊农场，回沪休假时，这个荒场一度成为许五小学各班早晨进校前整装列队之地，后大概因噪声严重居民反对而取消，学生直接进校。
当时母亲随机选了249号这间工房，也许根本没有考虑后来发生的一切是那么有远见。搬到辽源三村后，父母又为我添了两个弟弟。据辽源三村房管所说，你们家小孩属于单一性别，没有再向高房子换房的可能性。
然而在文革中，我家占着这一优势，两次“大兴土木”，母亲和我们兄弟分别用板车拉来煤渣砖、电石糊砖、纸巾石灰等材料，请在房管所工作的同学从南面转到东山墙围起一个手枪型房间。我从奉贤星火农场畜牧场仓库里买了些垫麦包用的木料（部分做了家具）和半成品窗料，再请木匠将我家铺板剖开做了一扇门。尽管简陋，屋顶搭的是毛竹、铺的是油毛毡，雨天漏雨晴天筑漏。但这间违章建筑从五六个平方扩建到十四五个平方，里面居然可放置三张床。因此十多年里，我家居住条件相对还算宽敞，没有像有些邻居家晚间还得打地铺。后来拆迁时还分到补偿费80元，相当于当时工人一个多月的工资。
上世纪70年代中期，整条弄堂每家每户都在门前圈地搭起小房间或天井，只留下仅容一部黄鱼车勉强通过的狭窄弄堂；自来水龙头也延伸到每户人家的窗口下并配了独用小水表，各家还装了小火表，每户人家一门关死，邻居间也慢慢少往来了。
岁月荏苒，“都市村庄”从1985年起逐步被拆除改造。本世纪初，杨浦区迎来了最大规模的拆除，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个商品房小区。不过，现在的年轻人很难想象，这种老工房在六十年前还是让人羡慕的新工房！有次走过许昌路，记忆中的辽源三村没有了，看到原来地基上的六层楼房也成了老房子，令我心生唏嘘。
～the end~
作者简介：
陈党耀，上海市人，1955年出生，17岁到奉贤星火农场当了九年知青，文革后考入复旦大学分校，毕业后分配到宝钢，写了30多年文章；1997年获聘新闻系列高级职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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