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坤：我的北大，并不遥远的传说
我的北大，并不遥远的传说
一千滴水里，有一千个太阳；一千个人的过去，便是一千种回忆。我只愿这点文字化作我们青春祭坛的一滴露珠，从中折射出更绚烂更深邃更多彩的集体记忆。
——写在入学二十周年
我父亲生前曾经写过一本自传，记述他平凡坎坷的一生。在书的末尾，他描绘了自己与子女的关系，回顾一个父亲复杂的心路历程。在写到我的时候，他特意详述了送我去石家庄陆军学院军训与我告别时的情景：已经剪了头发、换上军装的我，站在陆院的大门内，因为没有纠察证不能出院门，含泪向远去的父亲挥手。父亲狠心地回过头，眼睛也湿润了。读父亲的书，我不知道哭过多少次，因为人生的际遇是如此荒谬而又如此沉重。我不知道他的挫折有多少是源于历史，又有多少是源于性格，总之贫穷、疾病、以及霉运伴随了他大半生。可他写人生的语气却永远是乐观的，自嘲的，淡定的，送我去军训是书中唯一一次提到“流泪”。北大是我们父女两代人的梦想。我替父亲实现了他的北大梦，历史也注定我的北大生涯从石家庄开始。
对我来说，北大是理所当然的选择，这似乎在孩提时代就注定了。父亲对“一塔湖图”的描述很早就在我心里扎了根。可在填写高考志愿的时候，我们父女却产生了分歧。我要学文学或新闻，但是父亲坚持要我学经济，于是我便成了1991级北大经院的一员，这也是日后我们多次争吵的主要原因。父亲有时候称我为“不切实际”，“好高骛远”，母亲便在旁边补充说这些词也可以用来形容父亲，我的性格完全是他的遗传。后来，我的坏性格被延展为北大性格的一部分。哥哥有时就用一种不屑的语气说 “你们北大人...”，言外之意，“北大人”令人失望。我不知道父亲是否也应该属于北大，我也不知道是我连累了北大，还是北大塑造了我。 总之，我的北大之旅在日后便交织着两种话语的变奏：一种是可望不可即的梦想，令人艳羡的骄傲；一种是“不过如此”的平凡，让人失望的现实。这不仅体现在外人对北大的看法上，也体现在我们的经历中。
军训的日子可以用“懵懵懂懂”、“稀里糊涂”、“热血沸腾”这样的词来形容。刚到陆院没几天，教导员就找我谈话，希望我担任二十中队的通讯员，负责反映我们中队的动态。显然他们了解了每个人的背景，知道我高考作文分数很高，而且被我的钢笔书法所吸引。于是就有了每周二晚上看电影前“四大队二十中队钱坤报道”这样的事情。
后来很多同学拿我开玩笑，他们很难想像那些高调十足、一本正经的报道是出于一个不起眼的“黄毛丫头”之手。“黄毛丫头”是事实，因为我头发的颜色比常人要浅很多。我为自己头发的颜色自卑了很久，没想到几年以后那成了北京街头最时髦的发色。我也为自己写的高调不好意思，因为那些报道似乎与我们现实中的生活有很大差距。在强调组织性纪律性和整齐划一性的军营，同学们津津乐道于那些日常琐碎的不服约束的记忆，而且因为纪律性是强加于我们的必修功课，不伤大雅的反叛举动反而显得格外有意义。我也不例外。
我记忆中的军训，除了单兵训练中磕的满身伤痕、吃馒头花卷狂长的二十斤体重、和拉练时脚上走出的血泡以外，还有那些自鸣得意的违反纪律的“壮举”。我常常以写稿子为名逃避训练，然后偷偷溜到图书馆看闲书。值夜岗时， 我喜欢多值两个小时写我的从未完成的“小说”，也喜欢同班同学值班时溜到楼顶吃西瓜，或者到外面的大草坪上跟同学数星星谈天说地。
我还有一次不为人知的“笔友”历险记，大概可以算作初恋的前兆。那是一个和煦的春天的中午，大值日送来一封没有贴邮票的信，是从二十三中队递来的。一个从未谋面的男同学表达了要与我探讨人生的愿望。春暖花开的日子，我让自己的想像驰骋于他挺拔的钢笔字，全身心投入了一场智力大于情感的游戏。我们每天往返一次信件，托各自门前的大值日转交。我们极尽所能向对方显示自己的才华学识，似乎与尼采叔本华都是老朋友。他尤其像一个莫测高深的哲学家，成熟得像得了老子的真传。
虽然两个中队之间只有几分钟路程，而且周末自由活动时我们有无数机会可以见面，可我们谁也没有提出这个要求，似乎都满足于沉浸在对对方的想像里， 也满足于搜肠刮肚地练习写“哲学情书”。这样的书来信往持续了很久，直到有一天我们在一个公共场合见面了。见面导致了“笔友”关系的结束，以及一切可能关系的结束。在同学们的喧闹声中，没有人注意我们，可我们谁都没有力气与对方说话。可能是在信中我们把自己和对方的肥皂泡吹得太大，一见面就破了。事实是两个不谙世事的男孩女孩，一样的普通，一样的面目模糊，却都愿意想像自己与众不同，因而也不能接受对方对自己的失望。
我不知道那是不是情窦初开的铁证。总之在那个十八岁的春天，在陆军学院纪律森严的大院里，在我们高唱着革命歌曲准备拉练的同时，爱情的萌芽也千方百计地寻找着自己的角落。某某在家乡有心上人，某某在友谊班找到了知音，某某与部队官兵产生了爱情，这样的故事是女孩子们读毛选练队列以外孜孜不倦的话题。我敢说在以后强调个性自由的日子里，这样的记忆在我们心中是被无限放大了的，因为它关乎个人的成长，也因为它在政治化的军训话语之外。
回到北大，同学们喜欢回顾军训琐细的点点滴滴，回顾那些可爱的可笑的以及可鄙的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一切，可是大家都有意回避那些牵涉崇高的话题。在北大 “后革命时期”“去政治化”的主流话语里，我们在陆院曾经说过的写过的“豪言壮语”似乎很不合时宜了。这也是为什么我对自己写过的高调文章感觉不好意思。主流话语的力量是强大的，它昭示了我们是如何被推动，被影响，被塑造。在陆院每日与毛选与革命与人民军队亲密接触的日子里，争取火线入党似乎是很自然的选择；可是回到北大，积极分子们需要证明自己身上不仅有革命的“乡土气”，也有知识分子的“先锋”意识。
在拒绝崇高、藐视感动的氛围中，我们读王朔、金庸、王小波，无师自通地玩世不恭愤世嫉俗。我在军训时算不上要求进步的积极分子，也不是班里或区队里的头儿，不过扪心自问，当年我们是曾经被“革命的话语”深深地打动了的。拉练期间，我和中文系的许莉负责我们中队的拉练快报，一天一份。我写稿，征集稿件，刻钢板；她画插图，设计版面。我们是那样兢兢业业地忙碌于这份粗糙的小报，真诚地被路上的所见所闻所感动。我们动容于河北元坊老农家中墙上贴的1975年的旧报纸，我们感慨于西柏坡革命先辈们走过的足迹，我们为贫困老人对祖国的热爱、对我们的诚挚关怀而热泪盈眶......
然而回到北大后，我们不愿意提及自己的感动，仿佛被感动是天真幼稚的标志，是接受蒙蔽的证据，是缺乏判断力的注脚。我们急于融入北大的环境，急于证明自己的独立性和创造性。于是，军训的十八岁，那铁与血的洗礼，就这样被我们抛在身后，义无反顾。多年以后回顾那段历史，我觉得军训既不像纪录片中所写的那样激情荡漾，也不像我们私下里议论的那样浪费青春，只是分裂的现实——那遭遇高尚的瞬间和体验平凡的一年——让我们艰于判断它的意义所在以及对我们人生的影响。
1992年秋天，我们回到北大校园。军训时的“革命”编制被打散，大家回到各自的系和班。仿佛被拘束了一冬天的花草逢到春天，我们在燕园肆无忌惮自以为是地疯长。一年前那些健壮结实千篇一律的女孩子们纷纷蓄起了长发，穿起了高跟鞋，并且浓妆淡抹，丰富多彩起来。男生们也争先恐后地当起了护花使者，似乎自由来之不易，爱情更稍纵即逝似的。八十年代入学的前辈们曾经把北大校园描绘为“托（福）派、麻（将）派、鸳鸯蝴蝶派”的天堂，自得于散漫自由的空气。在他们眼里，我们这些军训过的新生都很“呆”、“傻”、缺乏灵气，似乎军训果真把我们改造得失去了自我。其实当年的我们和当年的他们一样，都是没找到自我而一定要强调自我，都是不懂政治而要谈论政治的。就像多年以后我在美国见到一位曾经的主将。在一次演讲中，当人们问他对当年自己的行为有何感想时，疲惫的他只淡淡地回答了一句：“那时我只有二十岁”。这句看似开脱的搪塞之词让在场的很多人失望，但我却相信他的真实性。钱钟书在《围城》中说，年龄的差距超过阶级差别，这话可能是对的。有时候年轻是优势，可有时候是劣势。只不过在北大燕园的学子们从未意识到自己不成熟，而是要加倍证实自己有思想而且前途无量。
或许是为了弥补后来者缺乏经验的窘境，大多数同学不久也都卷入了边界模糊的各“派”之中，继续点缀着北大或者紧张、或者浪漫、或者懒散的风景。那时的未名湖畔没有这么多路灯，岸边也没有砌水泥沿，还能够闻到泥土的芳香，水面也似乎比现在开阔。 那时候新图书馆还不存在，那一片开阔的土地是我们永远的大草坪。阳光明媚的下午，拿本书坐在大草坪上，可以看到不远处颜色各异的树种与天空交相辉映着四季不同的水彩画，也偶尔可以看到红色的白色的小鸟落在你身旁啾啾鸣叫。初夏的傍晚，去一教上自习前一定要到湖边散步，因为湖面的微风能够荡涤一切的烦闷，让你在读书时头脑清醒。北大的美是心中常驻的山水画，多情儿女自然没有辜负良辰美景。多年以后，我再次回到燕园，失望地发现它已经变得太拥挤，太局促，太现代化，很难想像情侣们可以找到喁喁私语的空间，更难想像他们能够拥有畅想未来“小桥流水人家”的心境。
回到北大不久，我就发现，除了享受爱情和自由、或者说孤独和自由以外，我们一无所有，有的只是遥远的梦想和与梦想不搭界的现实。梦想很抽象很虚无缥缈，而现实很实在也很空洞。就如军训给予我们的分裂印象一样，在北大的体验也是两极分化的。我们时时温习北大近百年的光荣传统，希望踏上民主科学的时代脉搏，可是似乎先辈们的背影都已远去，留给我们的只是平淡无奇的日日夜夜。我们痛恨自己未早生几年或几十年，没有机会书写或者改写历史。我们也遗憾未能晚生几年，不能享受更多教育改革成果而对未来有更明确的设想。总之，过去和未来都值得大书特书，只有现在是一片空白。
对于现实的轻视自然导致了对学业的忽视，也造成了对教授们的“隔代崇拜”。所谓“隔代崇拜”就是崇拜那些德高望重、而我们无缘聆听其教诲的教授，而对常常教我们的中青年教授却不甚恭敬。胡适、陈独秀这样已逝去的北大代表人物自不必说，我们对依然健在的有声望的学者也是心向往之。经济学院的老院长陈岱孙教授当年身体还硬朗，我们曾在他95岁高龄的时候拜访过他。倾听老人回忆青年时代的哈佛时光还有后来几十年的历史变迁，我们心中的崇敬之情难以言表。陈岱老终生未婚，他的爱情故事也是代代流传。在我们心中，这样学问人品始终如一的老人才是延续北大传奇的活标本，而新生代的教授们与之相比无不黯然失色。
在这种心态下，我们上课睡觉，开小差，甚至逃课，对于考试成绩从未过分看重。对于那些教过我们而后选择出国留学的青年老师，我们寄予理解和同情。如果北大不能给他们提供一个美好的未来，那么“良禽择木而栖”，他们有理由远走高飞。对我们来说，北大既是一个高深莫测的“博雅”之塔，也是一个平淡无奇足以令我们自轻自贱的平凡之地。
对北大的四年，我的记忆也是支离模糊，不连贯不统一的。投入精力情感最多的还是爱情。可是爱情也不能承受理想与现实的落差，最终以失败告终。我的值得追悼的北大之恋始于泰山之巅。在幽深的曙色、绵绵的春雨中，我们几个同学向泰山之顶进发。离山顶只有几十米之遥了，我的呼吸越发急促厚重，已然精疲力尽。这时身旁的他猛然伸出一只手，一口气把我拉到顶点。多年以后，我一直回味这样的牵手的象征意义，似乎从一开始就已经注定了以后分手的结局。因为这样一个浪漫的开始，我们已经没有办法接受回到地面的嘈杂琐碎了。从开始的一刻我们已经“会当凌绝顶”，我们宁可“高处不胜寒”，也不愿回到低处的人间。
仔细想来，我的失败的北大之恋和叶公好龙式的“笔友”之恋有相通之处，从中也可以找出我们对军训和对北大的精神分裂式情感的渊源。我们年轻，我们任性，我们心比天高，我们爱憎分明，我们对遥远的未来充满梦想，可我们在平凡的现实面前手足无措。
毕业典礼以后，同学们纷纷离校，二十九楼里一片狼藉。一天傍晚，窗外忽然想起熟悉的琴声，一些男同学在楼下尽情弹唱。那是些我们军训时听过的老歌，包括拉练路上的摇滚。楼上的女孩子们欢呼雀跃，从窗户撒下撕碎的纸片，如缤纷的花雨。我的宿舍里空荡荡的，只有我一个人，花雨落下的一霎，我泪流满面。
工作以后才发现，原来这世界上北大毕业生并不多。人们在听到“北大”二字时一如既往报以惊羡的眼神，而我总是感觉不好意思。北大是有光环的，我们无形中都沾了北大的光。当然也时常听到人们议论北大、清华、人大等高校毕业生的不同，似乎不同学校培养的学生也具备了不同的性格，而人们对“北大性格”总是讳莫如深。我父亲哥哥那样的人自然喜欢从我身上找到北大的弱点，我便觉得有捍卫北大的必要。这就如去国离乡，多多少少有为祖国辩护的责任。其实祖国既不是我们所经历的一个个小小的角落，也不是历史书上或者海外政客褒贬抑扬的抽象的“党国”，祖国就是祖国。它因它的美丽而让人思念，也因它的不足而让人牵挂。一如北大，我们每个人的身份因它而界定，同时我们每个人也有了维护它的责任。
不过北大人更多的时候没有让人们失望，也没有让北大失望。我把北大人在工作岗位上的成功归于“北大情结”。离开母校以后，北大便成了抽象的未名湖博雅塔，成了北大学子的精神家园和鞭策大家前行的动力。北大从来不仅仅是“军训+托派+麻派+鸳鸯蝴蝶派”的总和。尽管我们的记忆总是停留在零碎的历史断片上，可我们知道总是有一种大于记忆碎片总和的“剩余价值”。虽然我们很难把那种超越的“剩余价值”具体化，可是它确确实实地存在于每个北大学子的血液里。二十年弹指一挥，蓦然回首，我发现北大既不像外人想像的那样神秘莫测高不可攀，也不像我们经历的那样琐碎平凡充满伤感。北大就是北大。或许，“五四”青年也一样经历了理想和现实的冲突，或许，正是这理想和现实的二元对立铸就了北大不老的传说。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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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北大，理想和现实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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