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子：轮到拿孩子健康赌博时，家长都输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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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着这个书包的是儿童，是需要我们保护的弱小，人类的未来。

不一样的新学年

文/菊子

对我们来说，一年是用学年划分的，新学年开始，是比新年更重要的时光刻度。

小时候，天天盼着上学，最大的心愿，就是和姐姐同一个年级。姐姐比我大一岁，从她上一年级开始，我就掰着手指头在心里默默盘算：姐姐在一年级，明年我也上一年级，那我就追上她了。——所有的学都上完了，到现在我也没追上她。

升任家长以后，每到八月，眼瞅着夏天都快结束了，于是就很有紧迫感，发愁的无非是两件事：抢时间度假；买新学年的衣服和文具。

2020年，在新冠世界里生活了七个月以后，回头再看，这些焦虑有多么微不足道。夏令营，度假，分班，买新衣服，买新文具，所有这一切日常琐碎，在2020年这个特殊的年份，都变成了遥远的背景音乐。

今年的焦虑是这些：

8月9日，在武汉封城将近七个月以后，世界仍然面临着盛嚣尘上的新冠肺炎。这是《波士顿环球报》的统计数字：

全球确诊病例：19,720,406（比昨天增加263,910）

全球死亡人数：728,245（比昨天增加了5,308）

美国确诊病例：5,032,299（比昨天增加61,109）

美国死亡人数：162,751（比昨天增加845）

迄今为止受影响的国家/地区：188

麻州确诊病例：112,459宗确诊病例（比昨天增加286例）

麻州死亡人数：8,514例（比昨天增加14例）

看数字有点麻木，要大声朗读出来：全球确诊人数一千九百万，美国五百万，麻州十一万；全球死亡人数七十二万八，美国十六万，麻州八千五。

还有日历上的数字，就是八月份。学校要开学了。

春季学期，世界各地，已经有很多国家的学生是在家远程上课。至于秋季学期，大学，中学，小学，托儿所，公立，私立，国际学生，国内学生，测试，隔离，追踪，所有这一切，一直充斥着媒体，充斥着每个人的脑海，家长，学生，教师，学校管理和工作人员，医护人员，有几个人，不是在严密关注着：

新学年马上来了，学校开门吗？以什么方式开门？

关于疫情，我们盯着的是疫情的三大指标：确诊、疑似、死亡。

关于开学，我们盯着的是开学的三大方式：远程、混合、线下。

开学将近，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能够高枕无忧。我只知道新冠病毒还在肆虐，各种疫苗捷报频传却仍然还在试验阶段，在病毒面前，孩子和年轻人也并不是刀枪不入，是继续让孩子留在身边，还是放开手让他们回到学校，这里面并没有最佳选择，每一个父母的心理承受能力不同，经济能力和生活方式不同，无论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可能都会心中忐忑，不知道是不是最佳选择，毕竟，轮到孩子的健康和学业的时候，我们都害怕失败，都害怕作出错误的决定，将来追悔莫及。轮到拿孩子的健康赌博的时候，作为家长，我们都输不起。

当然，问题的核心，还是：开学以后安全吗？

先说小学生。我小时候特别好动，上课根本坐不住，爱和同学说话，下课时更是忙不迭地疯玩。我不能想象，让一群活泼好动的孩子们，戴一整天的口罩，互相之间保持距离，同时还要学课程，做游戏——如果学习效果不好，那么，他们冒着风险来到学校，教师冒着风险前来教学，学校冒着风险开放校园，也就失去了意义。

下一期8月17日的《纽约客》发表艾米·戴维森·索尔金的评论文章，题目就是《失败的学校》。这幅插图，看起来就令人心酸。小娃娃们喜欢在拉链上挂上自己心爱的小挂件，现在，这个小挂件换成了病毒。

疫情刚开始时，有人做了肉丸，上面插上小蘑菇，新冠病毒肉丸，令我恶心无比，从此再也不能吃肉丸。几个月过去，读新闻和文献时，总避不开一幅一幅放大的病毒图，虽然阅图无数，仍然是止不住的厌恶。

更何况，背着这个书包的是儿童，是需要我们保护的弱小，人类的未来。

图片来自《纽约客》

索尔金在文章中先总结了一下美国各州的疫情。

纽约市要到劳动节之后才开学，南方的佐治亚州，尽管全州平均每天新增三千病例，比法国、德国、和英国全部加起来还要多，一些地区上个星期却已经开学。亚特兰大郊外保定县的一名十五岁的中学生汉娜·沃尔特斯（Hannah Watters）贴出了高中开学第一天的照片，一群青少年学校走廊中熙熙攘攘地拥堵着，其中大多数人都没有戴口罩。保定县学监布莱恩·奥托特（Brian Otott）表示，拥挤并没有违反“规定”，“戴口罩是个人选择，没有切实可行的方法来强制要求戴口罩。”校方还警告学生，如果他们继续张贴“负面”图片，将会受到纪律处分。

佐治亚州中学生汉娜·沃尔特斯就读的学校，图片来自网络

我查了一下后续报道，学校居然真给了汉娜停学五天的处罚，经她母亲抗议后，学校才收回成命。可悲的是，几天后，学校就有九名学生查出新冠阳性，目前学校已经暂时转为远程授课。

索尔金接着说，奥托特的言论中表现出蔑视、否定和某种特殊的失败主义，所有这些因素加起来，表明全国范围内根本没有做好重开学校的准备。5月份的时候，美国大部分地区的新病例数量都在下降，那时候还可以相信，到秋天时可以全面开学。很多真心关心弱势群体的人都迫切希望开学：儿童在家中可能比在学校更不安全；如果父母或监护人（通常是母亲）必须在家陪伴孩子而不是去上班，很多家庭可能会面临危机。

上个星期，芝加哥市长洛里·莱特富特（Lori Lightfoot）宣布，芝加哥市所有学校都进入远程教学，而且至少要一直持续到11月份。洛杉矶、圣地亚哥、迈阿密——戴德，费城和休斯敦等城市也做出了类似的决定。有些地方根本没有做足够的基础工作。纽约市的学生人数超过一百万名，新冠病毒已经暂时消退，但市长白思豪（Bill de Blasio）作出的计划却十分缺乏力度，这个计划依靠的是子虚乌有的人员和设备，而且纽约市还没有计划为此提供经费，而且一周还只能给孩子们一到三天的课堂授课时间。

幸好，死于新冠的儿童人数很少，但他们可能会病得很重，病毒载量也很高。（特朗普上周在一段视频上声称儿童“几乎免疫”，被脸书删除，因为它违反了脸书针对危险的散布有关新冠的错误信息所制定的政策。）而且，儿童，尤其是青少年，更有可能传播这种病毒；在以色列，初中和高中逐步开放、社区疏远政策开始放松以后，大社区内随之爆发了疫情。

疾控中心在佐治亚州的一个夏令营进行的一项研究中发现，在约600名儿童和工作人员中，至少有260例确诊病例；六岁至十岁的儿童中有一半的人呈阳性，这是夏令营中所有年龄组中属于阳性比例最高的。这个夏令营要求工作人员戴口罩，而没有要求参加夏令营的儿童戴口罩。

关于教师，有些人过度关注教师安全，再加上教师工会所采取的立场，激起了一些公愤。上周的《华尔街日报》发表一篇社论《开学敲诈勒索》，对教师的恐惧不屑一顾，并且指责他们是一心寻求“从纳税人身上榨取更多钱”的发新冠流行病国难财的骗子。

其他人则认为，教师是“必需工种”，需要承担随他们工作而来的风险，就像医疗保健、运输或食品行业的工人一样。但是，必需工种的工作人员有权坚持为他们的安全采取适当的安全措施。由于工会的组织和政治影响力，教师可以为自己张言，这一点，移民和肉类包装工人都是望尘莫及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正因为教师有这种权力，他们也有一种义务，为所有陷入长期性的流行病中的工人们发声，设定标准。

那么，孩子、父母和雇主们怎么办？一些家庭在和朋友一起组成家庭“小群校”(Pod School)。其他人则转向私立学校。而公共政策面临的挑战是，没有此类资源的家庭的学生该怎么办。加利福尼亚正在探索一种分流方案，一些小学开学，而让年龄较大的学生留在家里；有人提出了一些创造性的建议，例如在户外上课，但即使这样，也仍然需要空间、人员和经费。各个学区所能做的最实际的事情还是改善远程学习，在所有方案中，远程教学都是整个方案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索尔金的结论很悲观，她认为，美国春天的“远程教学”等于“不教学”。

上学，升学，留学，每一个养儿育女的家庭，哪一家不是把子女的教育看得至关重要，每一个家庭，在这个特别的年份，在原本就令人辗转反侧的焦虑中，又添上了更多的担忧：为孩子健康安全的担忧，为孩子教育的担忧，为孩子过长时间独自在家、缺乏同伴、沉溺网络游戏时可能出现的各种心理问题担忧。

中小学上完了，说到大学，又是另一种故事。国内考大学，国外申请大学，峰回路转，各有万千曲径通幽，到了2020年，原来就有的复杂艰难，又同样增加了许多份量。国内的高考总算如期举行，我看见网上传来传去，是一些妈妈穿着旗袍、举着甘蔗的照片。

我真不忍心嘲笑她们——2020年，经历过疫情之后，大家或许也因此变得宽容了一些，我看到这些照片时，看到大家也主要是一些善意的调侃，顶多是温和的揶揄，谁不知道学子十年寒窗不容易，谁不知道父母含辛茹苦不容易，谁不知道，新冠当前，谁没有一点劫后余生的感觉，劫后余生时，哪怕是荒诞的迷信，也要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广州第七中学门口送考家长拿着香蕉和甘蔗：有蕉一日，掂过碌蔗，图片来自网络

至于留学，又是接二连三的过山车，先是国内疫情爆发时赶快送回国过年的孩子返校，然后国外疫情纷纷爆发，还有SAT取消，ACT取消，航班取消，使领馆关闭，签证到期，特朗普还专门发行政命令要求留学生不能上网课……我不敢想象国内的父母是如何度过那忧心如焚的日日夜夜，在回国还是留守之间纠结，在航班停飞后为孩子滞留国外的每一天担忧，尤其是在数字以几何级数蹭蹭飞涨的时候……

好不容易孩子们收到了通知，中外教育再不同，有一点是一样的：孩子要离家上大学，同样是一件大事，孩子们是一如既往地巴不得早点离开，父母呢，则一无例外地忐忑、担忧，普天之下，人同此心，心同此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