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侠非侠:一百单八将,反叛还是招安

空间作者 二湘的六维空间 2020-09-04


题图摄影:吉它木影

反叛,还是招安?个性,还是服从?制内,还是制外?我仿佛体验到了梁山好汉们内心的彷徨和撕裂。


一个清寒学子的北大成长史(6)
一百单八将,反叛or招安

文/侠非侠


9月6日报到当天晚上,班主任老师来了。


我们古典文献班主任老师名叫冯宝志,是古文献七七级的师兄,八二年毕业后留校当助教,听说还在上研究生。冯老师人很年轻,当年应该不到三十岁。人看起来很斯文,很随和。他在问明我们的基本情况后,给我们交代了一些注意事项,让我们有问题找他就走了。


看着那么年轻的班主任,当时我心里直发愣,北大用这么年轻的老师来当班主任,合适吗?其实,我不知道,大学的所谓班主任,跟中学班主任完全两个概念。大学班主任主要为生活辅导老师,并无考学升学之责,甚至没有资格跟我们上课。因此,主要由刚毕业留校任教的年轻老师担任。


冯老师当我们的班主任没多久,就离开了北大,调到了中华书局工作。接替他的是一位叫李家浩的老师(后面我会专门介绍)。据说,当年冯老师调离北大,是因为北大住房紧张,分房无望。而中华书局答应给他分房。


说起来北大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跟中华书局,这个中国近现代最著名老字号出版机构,是有特殊渊源的。北大中文系原本就特别重视中国传统学问,而中华书局作为现代中国古籍出版重镇,其人才主要来源于北大。为了更好的合作,两家从1958年开始,对接合作了古典文献专业,在文革时停止招生,高考恢复后该专业也得以恢复,学生毕业去向,也大多去往中华书局。冯老师1977年高考恢复后第一届古典文献专业19个人,本科毕业时有8人被分配到中华书局,加上他,共有9位,差不多占了一半。


冯老师到中华书局工作时后,先是在《文史知识》做编辑。当年,这本杂志可是中国最火爆的杂志之一,单期销量有十几万册。一本严肃刊物能有这么高的销量,可见八十年代人们对知识的渴求是多么的旺盛。当年还有本《读书》杂志,也是本严肃刊物,作者大家名人众多,水平很高,也非常受欢迎,销量火爆,是我当年最喜爱的杂志,从中吸取了十分充足的精神养分。


冯老师后来从杂志到书局从事编辑出版工作,主持出版了不少知名图书,现已以书局副总编辑身份退休,是中国出版界知名出版家。


我们的班主任冯老师走后没多久,汉语班的班主任就接踵而至。当年看到这位叫郭锐的老师,我们都有点惊讶。他比我们的班主任冯老师还要年轻,看起来,就像是我们的新同学一样。郭老师不仅年轻,还显得特别腼腆害羞,跟我们打招呼时,未语脸先红,看得我们心里直乐。


事实上,郭老师也只比我们大几岁,是七九级汉语专业师兄,本科毕业才一年。在随后的日子里,我看汉语班的同学,几乎没怎么把他当老师看,都是当哥们,完全打成一片。听说,后来他曾喜欢上汉语班一名女生,我们宿舍的外交家老周,还没少帮他出力出点子呢。


三十多年过去后,当年的小郭老师,早已经成为了国内知名的语言学家了。现在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


文学班的班主任虽然没有到我们宿舍,我也见过了,是个女的。当时,我第一眼就觉得这女老师太民国范了。一头齐耳直发,一副老式眼镜,一脸的书卷气,纯真而文雅,如果配上蓝上衣黑裙白袜,简直活脱脱刚参加完五四运动返校的女大学生一个。文学班的班主任老师叫夏晓虹,是77级文学专业的,我们入学时,刚刚硕士毕业留校任教。 


当年的小夏老师,现在名气可大了,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近代中国的文学思潮、女性生活与社会文化。是中国梁启超研究专家,既是知名学者,又是知名传记作家,教鞭所及遍及全世界。其夫君陈平原教授,也是北大中文系著名教授,国内知名学者。北大中文系因有这对教授伉俪,夫唱妇随,星熠齐辉,令人羡煞,亦为佳话。

夏老师著作,图片由作者提供


当晚,我因既没老乡,也没同学,所以,哪儿都没去,展开铺卷,睡大觉。其他几位,则出出进进,忙得不亦乐乎。我第一次感到了孤独。


另外,我看到其他几位舍友,铺卷展开,被是被,褥是褥,还有毛巾被,垫絮什么的,复杂得很。而我则只有一床大棉被和一条薄薄的床单,没有床垫被褥。这让我颇有些失落。在我的老家,家里的床铺,一般都是把一些晒干了的稻草铺在床板上,上面铺个床单完事。比较讲究点的,才会在稻草上铺床薄一点的旧棉被或破棉絮。上北大前,我以为北大宿舍也会像高中宿舍一样,床上会准备些稻草可做铺垫,但没有。我还私下想过在校园里找一找呢,后来发现这想法太傻。别说北大,恐怕整个北京城也难找到一根干稻草。


没办法,我只好把床单铺在床板上,躺在床上脊背硌得老疼老疼,但有什么法子呢?这床大棉被是三姐结婚时用的,是被妈妈硬要来给我的,那结婚用的火红丝绸缎面,铺在简陋的床上,显得特别不协调。


单是这床铺,稍一比较,就看出贫富来。在这个宿舍中,我和老董两个湖北佬都是农村来的,最穷。老刘来自大连,属于大城市,父母都是拿工资的,相对最富。老门和老周、老黄则都是来自县城,父母也都是拿工资的,他们经济情况也还都不错。只有我和老董都是从最底层的农村考上来的,相比较而言,老董的情况好像比我还好一点,我则是地地道道山里娃,真正的赤贫。


第二天,我问来问去,才找到那位于图书馆南门的中文系办公室,那所典雅的古式小院,完成了最后的学生注册,算是正式北大中文系的学生了。


当时,报名期有三天时间,我在第一天就全办完了。那时上大学不用交学费,住宿费,只交书本费,我记得好像是十多元。个人需要花费的,主要是吃饭,购物等生活费用。那时上大学好在不用交学费,否则,像我这样的家庭情况,根本上不起。仅仅是生活费,就已经够让我愁的了。


当然,刚到校时,喜悦和兴奋还是主要的。刚到北大的前几天,我还主要处在适应环境,办各种手续的阶段,兴奋地忙着,快乐地憧憬着。但打击,终于还是来了,而且是接踵而至。


印象是到北大后的第四天,还是第五天吧,我们班的女生们来到了我们的32楼楼下。那是我们全班同学第一次集中正式见面。在前几天中,我就听老师和同学们说了,我们班共30人,男生15名,女生15名,刚好男女各半。我们中文84级3个专业3个班,一共是108人,跟水泊梁山的绿林好汉们人数一样,恰好一百单八将。当时听到这些数据,心中还觉得有些奇特,又有些怪怪的。我这人,对于很多事情都是粗线条的,不大敏感。但对于一些数字,却容易敏感,总觉得数字的背后隐藏着秘密,所谓的幸运数,是存在的。比如说3,我发觉我生命中很多事情都跟它有关,高考成绩533分 ,在班上排老三,这回在宿舍,又是排老三,等等。非常奇妙。

照片由作者提供


当时对于同班同学的首次见面,我还是充满期待的,但没想到那一次见面,就对我是个严重的打击。


当时女生们都站在楼下,我们男生被班长老韩带着下楼。我呢,一直以来是个比较腼腆,不出众的人,这回当然也是走在最后,看着前面的男生们扭扭捏捏地下了楼,我更是比较紧张,下楼时就打定主意少说话。但没想到我最后一个下楼,还是意外地成为了关注的焦点。女生们见了我,突然有人发出“哇”的一声惊叹,并说怎么能长的这么黑。还有一个女生在跟旁边的另一个女生,高声讨论我穿的土布衣服是一种什么布。听得我口热心燥,极不自在。从一些女生狐疑惊讶的眼神中,似乎在说这么土、这么黑的一个家伙,难道真将是同窗四年的同学?好像在怀疑我是不是混进来的,是不是搞错了?


女生们的特别举动,对于自尊心极强的我是个沉重打击,余下的见面会大家说了些什么,我基本上没听进去,当时只想着赶紧完事,拔腿回宿舍,我不想再被她们议论,也不想再见到她们。这第一次见面,基本上奠定了我跟同班女生关系基调——形同陌路。终其四年,我跟同班女生间没有一人建立起超过同学的个人友谊。


不过,在当时,看见她们,我也自感跟她们的巨大差异。因为我们班的女生大都来自北京、天津等大中城市,长得大都很白净,一看大都是未经风雨,连太阳都很少晒过的,而我呢?浑身上下黑得像木炭,一头乱发,一身黑色土布衣服,一双土布鞋,一个典型的农村放牛娃打扮,跟她们仿佛两个世界的,也难怪她们有人会惊奇到失态发出惊呼。她们当然并没有恶意,但对于我则是一次自尊心的严重冲击。


按照当年学校安排,我们大一新生都要先进行军训的。但我们那一届,不知道什么缘故并没有军训,而是搞劳动。所谓劳动,就是搞卫生整治校园环境。主要是在五四操场拔野草、清淤泥、打扫卫生等。整整干了一个星期,让我们都烦得要命。不过,这一个星期的劳动,也有一个好处,让原本有些拘谨,陌生的同学们终于熟悉起来。恩格斯说:劳动创造语言。在这一周中得到最切实的印证。因为劳动,要合作、要分工,本来有些孤傲的同学们心灵不得不打开,终于知道了彼此的姓名、籍贯等情况,甚至也大致知道了彼此的个性和脾气。


我也了解到,我们班15个男生中,两个上海人,两个安徽人,两个浙江人,两个四川人,一个陕西人,一个湖北人,一个山东人,一个辽宁人,一个河南人,两个北京人。


女生中,北京人最多有5个,其余的两个天津人,三个东北人,一个河南人,二个陕西人,一个河北人,一个山东人,一个江苏人。


总体来说,还是以北方人居多。我这个湖北佬,已经算是南蛮了。

照片由作者提供


当时,让我印象更深的是,我发觉北京籍的比例很高,光我们一个班,就有7人之多(一年后,我们班转走一名女生,转进三名男生,其中就有位北京籍的,这样北京籍的就有8人),那么全校该有多少?而且听说,他们当年400多分就可以上北大,而在我们湖北,500多分才达到本科录取分数线,我有个同学考了515分,才上了孝感师专。当时,觉得这也太不公平了吧?


但想归想,这样的现实完全超出了我们的能力之外,我也只能暗自叹息。这社会不公,自古以来,就鲜明的存在着,要不,也就不会有“均贫富等贵贱”等口号,也不会有那么多人玩命造反的了。


这也不由得让我想到了我们这届中文系,这一百单八将这个特殊的数字了。这奇妙的数字,到底有何指?当年梁山好汉们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是何等的痛快淋漓,豪气冲天。难道千年轮回,该我们承继衣钵?不过,想想他们最终的结局,也让人心头泠然。


反叛,还是招安?个性,还是服从?制内,还是制外?求器,还是求道?我仿佛体验到了梁山好汉们内心的彷徨和撕裂。


多年后想起来,三位班主任的选择,已经给我们提供最简单可行的路径:沿着专业的方向,踏踏实实走下去,一个个前景,清晰可见。其实也非常不错。但是,当年血气方刚,急于改变生存窘境的我,怎会耐得住这样的性子和寂寞?尽管懵懂,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么,却似乎很清楚自己不想要的是什么。我不想要再穷苦窘迫的生活,不想循规蹈矩按部就班,不想要一眼看得见头的人生,不想坐在书斋里青灯古卷。我要到外面广阔的世界,去闯荡,去探险,去发现。我想像梁山好汉们一样,过得轰轰烈烈,精精彩彩,痛痛快快。刚进校,我已经下定了这样的决心了!这跟北大的定位,跟我们的专业方向十分不搭,当然也注定了,我往后的日子,不会那么平坦。

~未完待续,每周五晚9.00刊发连载~

作者简介:

侠非侠:六零后,现居广州,媒体人。1984--1988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爱读书,爱思考。奉行真知真见真实真人“四真”主义,虽常遭头破血流犹未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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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性还是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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