侠非侠：投放到汪洋大海里的井底之蛙
题图摄影：吉它木影
当年的我，其实是深深地受限于自己的贫穷，以及学识的贫瘠，在视野格局和认知上，都存在问题。“军训”结束不久，课程表发下来了。我这才知道，北大因为课室紧张，每个班级都没有固定的教室，每节课都在不同的教室上，课上完了就得背着书包走人，没课的时候就回到宿舍。
而即使是上课，也不一定是一个班一起上，而是几个班，甚至是全校同年级同学一起上。有时一个班上，有同年级的，也有不同级的，有进修的，还有旁听的。听课的人来源很杂，年龄大小不一，人数也多多少少，有时只有几个人，有时几十几百人。这种情况，在大一时最为突出。
因为北大第一年基本上都是些基础课，比如说文化史，历史，党史什么的。选修的人很多。这些课也大都选在学校比较大的阶梯教室里，可以容纳几十上百人。有时有些老师课讲得好，吸引了很多人来听，课室会被挤爆。搞得我们这些正式生连个座位都找不到。
当时，北大还秉持着开放听课的传统，这种开放，对内也对外。课室的大门都是打开的，只要你愿意，进得了学校，找得到地方，都可以进到教室听课。
因此，当年到北大蹭课的人不少，一如民国时杨沫，沈从文等，以至于在北大周围，形成一个个蹭课据点，那些旁听生们吃住自理，每天按时到学校免费上课，俨然职业学生。直到八十年代后期，估计是因为这些人太多了，影响了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校园管理严格了，进出校园没有那么方便，这种情况才减少。
但这种传统并没有因此绝迹，只不过，受益人由外转内，变成了在校内工作的职工家属等。近年来，北大保安一再成为新闻热点，引发轰动，就是因为他们近水楼台先得月，蹭课蹭出本科硕士文凭的，出书当作家的，办学当校长的，等等，不一而足，传奇又励志。
跟我们一起上课的，还有各国留学生，来自全世界。各种肤色，各种语言，各种穿戴，各种做派，教室里俨然一个小小的联合国。印象中最特别的是来自朝鲜的留学生，他们都穿着统一服装，胸前都戴着领袖像章，进出教室团进团出，行动统一，仿若一支军队。他们对人客气而严肃，让人有点望而生畏，因为很担心一不小心得罪了他们。
留学生中最活泼的是来自我们的近邻韩国和日本的，他们的中文水平相对比较好，人也礼貌，非常热情，喜欢主动跟我们交流，沟通，混在一起。我知道韩国姓氏中常见的朴字不念pu,而是念piao，就是一个韩国留学生告诉我的。印象最深的是个日本小胖子，跟我们汉语班的同学玩得很好，常常到我们的宿舍来玩，我们都忘了他是日本人。因此，你若善交际，在北大你可以交到全世界的朋友，可惜，我却最不善此道。
即使同班同学，很多人选修的课程不一样，上课的时间地点也不一样。就拿我们同室六人来说吧，虽同是中文系，我们课程表很不相同，上课的时间也不大一样。到后来，每个人选修的课也很不一样，这样，同室六人，虽基本以班为界分为两组，但到最后基本上是自己上自己的。真是应了师傅领进门，修行靠个人那句古话。虽然进的是一个门，同一个系，但四年大学之后，每个人到底学了些什么，各有什么心得、特长，是无法比较，也无从知晓的。
这样，在大学里，班级，同学的概念就弱化多了，同宿舍舍友的概念则大大增强。因为教室变成纯粹上课的地方，上完了课，一哄而散，谁也不搭理谁。同学间的交往交流主要在宿舍，同学之间关系最紧密的也是同宿舍的。在我们班，我关系最密切的，就是同宿舍的老门和老刘。我们三人中，老刘最勤奋，极少旷课、缺课、早退。老门和我基本都是情绪化的人，想上就去上，不想上就爱干啥就干啥，这样，老刘就成了宝。因为他基本上不拉课，笔记记得最全，我和老门到了要考试前，就只好求他借笔记来抄，或让他传达上课精神。他差不多成了我俩的救星。
同学间关系松散，上课老师更是有些神龙见首不见尾。上课老师中有些是本系本专业的，也有些是外系外专业，甚至是外校外单位的。大多数老师都是匆匆赶来上课，上完课就匆匆走人。北大老师是很傲的，基本上是不会点名的。上完一个学期，连学生的名字都不知道。学生想在课余找老师聊聊，也很难。
对于习惯了固定教室，固定同学，固定老师，以教室为核心，围着老师指挥棒转的我来说，这简直是彻底颠覆性的。刚开始知道这样的情况，觉得怪异极了，也极不适应。特别是对老师的上课方式，当时就觉得简直是乱来，是放羊，是不负责！事实上，由于没有老师班主任的监管督促，学习完全靠自觉自愿，在大学里，还真有不少学生，逃课，睡懒觉，贪玩，把大学生活变成了游乐园。尤其是到了大三大四，很多学生变成老油条了，这种情况更为普遍严重。
刚上北大的不适应，还包括因为不大熟悉，找不到上课的地方。
北大的校园虽比不上清华大，但也不算小。北大的教学楼很多，又很分散，我们手中只有一张课程表，上面注明某某室上，而某某室往往相隔很远，每节课时中间休息也就十分钟的间隔。
刚开始时，我们对校园不大熟悉，也不大懂，以为可以像高中那样走路去上课，没有买自行车，结果，不仅误了不少课，也闹了不少笑话。
记得我到北大上的第一节课是党史课，地点则偏偏设在校园东门外的物理教学大楼。当时我和同宿舍的几个同学一块去上，在校内找遍了也没找到，好不容易一路打听赶到，课已上了一半多，已快下课了。
更荒唐的一次是，我看着课表上列明某课在一教上，当我赶到一个大教室时，课已经开始了，我满头大汗冲进教室，等站在最后面看了看黑板，又听了听老师讲的课，却发现上的是物理课，我一点听不懂，才知道搞错了。于是立即冲下来，冲出教室。我听到背后是一片笑骂声。一定是那些老生们在骂我这新生，是可笑的蠢货笨驴。
当时，我边跑边斜眼看了下老师，只见他也是瞪着眼，只摇头。当时，北大的大教室都是阶梯教室，门开在讲台两边，进出都在老师眼皮底下，我那样从台阶上一冲而上，又一冲而下的举动，的确也是够闹心，够莽撞，够傻冒的。
图片来自网络
这样像野牛一样在校园胡碰乱撞了几天，把我累的够呛的同时，也知道了没有自行车，根本别想在北大混，跑路都要跑死。
我只好写信给我三姐夫，把情况跟他说了，希望他能帮我。三姐夫很快给我寄来了20元钱，我花了15元，在中关园那个夜间黑市上，买了部旧单车，这样，才总算赶上北大人的节奏。
刚上北大时，还有一个严重不适应，就是占座。
那时，北大课室严重不足，座位短缺。要想找个地方自修，就必须学会抢座占座。占座，在北大可是门特别的学问，如果学不会，别说正常上课，连个学习的地方都没有，只好去当个飘荡的孤魂野鬼。
那时北大最好的座位是图书馆自修室，或者是图书馆馆中临时搭建的大自修室。图书馆离宿舍近，方便借书，又不用担心临时要上课了，位子没了。但也正因为如此，图书馆的座位很抢手很难找。为此，几乎每天早上，图书馆门前，总是排着长长的队伍，主要是抢座位的人们。他们往往早饭不吃，先排队，图书馆一开门就冲进去，把书包往一个或几个最好的位子上一扔，表明此地名花有主了，然后施施然去吃饭或干其他的事。
有时他们把座位占了，却忘了，或者是临时有事来不了，座位一直空着，让人见了很不忿。就有人把占位的书包偷偷地挪走，或者干脆扔了。为这事，没少发生争吵乃至打斗。当然，那些占座的人都是很精的，专门找个破旧书包，里面放两本没用的破书，甚至两个砖头，这样，即使被人扔了，也没有什么损失。
其次是三教、四教、二教、一教或是地理楼，理科楼等教室的座位。要在这些个课室占座，必须拿着全校的课程表对照，认准哪节课没安排课才好。但常常出问题的是，课表本来安排这个时间没课，但你刚坐座位上，就进来一群人，告知临时调课了，就得赶紧收书包走人，搞得人颇为狼狈。
那时，如果要晚自习，就得下午就占好位，晚上再找是很难的，那就纯粹凭运气了。运气好时，有个地儿。运气不好时，逛遍了整个校园，都找不到一个落脚点。那滋味真是很惨很凄凉。尤其是在冬天，顶着寒风，雪花，踩着单车从一个教学楼到另一个教学楼，一个课室到另一个课室，却怎么也找不到，仿若游荡的孤魂野鬼无头苍蝇，感觉特别悲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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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大的日子里，有多少时间花在找位子上，都无法计算。那时，北大的学习条件，其实是蛮差的。而学生们的学习热情又很高，尤其是那些理科生，一天到晚背着重重的书包东奔西跑，学校的课座也大多是被他们占去了。当然，可能并不仅仅是北大，那时的大学恐怕都差不多。
当时我校园生活的一天，一般是这样的：早上八点左右起床，洗漱后去食堂吃饭。然后，拎着饭盒书包，骑着单车在校园里东奔西跑赶课，到学三食堂吃饭，回宿舍休息。下午没课，就去占座，或者去图书馆或宿舍里看书。晚上呢，也是或者去教室或去图书馆找个地方看书，或者就在宿舍里瞎聊。我因为穷，也不大会交际，活动范围基本上就限定在校园里，固定又单调。
这样规规矩矩还算认真学习的日子，其实也就维持了最多一年，这有高中时学习习惯惯性，也有对大学生活的敬畏。大二后，一看别人都逍遥自在地翘课乱玩，也随着懒散下来。呆在宿舍，或者到处乱玩。现在想起来，当然有些后悔，那时太不懂得珍惜，把宝贵的学习时间，给白白浪费了。
但在当年，这仿佛又是无法完全避免的。一则是大学文科学习的确比较轻松，若没有自我高要求，奉行六十分万岁的话，那是很容易混的。二则是，经历过初高中高压下严管严控，一下子到大学的放任自流，人是很容易懈怠的，而一旦那股劲泄了，要再提起来，就比较难了。那需要重新立志，确定目标。而当时，我最大的问题就是，我除了想赶紧混毕业找工作外，并没有其他高远的目标。
而那时我不少同学在入校前，已经有自己的人生方向目标，甚至有人已经小有名气，有作品发表。当时，我印象最深的是我们宿舍的老门，入校后就代表新生在校刊上发文，其中一句引用唐朝诗人李贺“少年心事当拿云，谁念幽寒坐呜呃”，真是意气风发，豪气干云，让我至今记忆犹新，我还是从他的引语中知道鬼才李贺这句诗的。
而我的同学中，其实很早就有了“拿云派”（考研派，留学派，专业派，做官派），“呜呃派”（混混派，懵懂派）之别，我当然是后者。我虽然知道这样不好，但却又不知如何改变。
当年的我，其实是深深地受限于自己的贫穷，以及学识的贫瘠，在视野格局和认知上，都存在问题。犹如一只井底蛙，一下子被投放到了汪洋大海中，在孤独恐惧茫然中，只想着自保呼吸活命，哪里会想到充分利用那浩瀚海洋的魔力，由蛙蜕变为龙，翻江倒海，凤飞龙腾？
现在想来，相对而言，北大有最好的资源，最大的自由，最充分的选择。但在经历了那么多年残酷的应试教育，习惯指令性功利性确定性后，要转向自主性非功利性不确定性，从手把手，到无人理，从要我学，到我要学，从为职业学习到终身学习，从为人学到为己学的彻底改变，当然不是那么容易。有多少人，耗尽一生，也未能。
2004年我重返北大时，当年的学三食堂和大礼堂已经被这座百年大讲堂所替代，著名的北大三角地也面目全非，令我颇为惆怅。
好在，在北大时，我还是见识过一些高人奇士，所以，尽管醒悟得比很多人晚，我还是终究有醒悟的那一天。但是，晚了就是晚了，肯定会付出代价。那代价，就包括浪费了最美好的北大岁月和青春年华，这是我一生的遗憾。
作者简介：
余秀华，我只是很想抱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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