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服从于革命性使“性”的红色更加耀眼
在当今影视和小说等文艺作品中，男女之爱似乎成为了其中不可缺少的“调料”。其实，那是高雅回归现实。因为现实生活中，无时无刻发生着人性中的男女之爱。
我们的革命前辈也不可能脱离人性，但革命性使人之常情中的“性”发出耀眼的红色。
一、革命指派的伴侣
革命阵营中男婚女嫁往往是组织牵线，在隐蔽身份的地下活动中便有了假扮夫妻的指派。电视剧《潜伏》中的余则成，共产党组织要求他留在军统，潜伏待命。余则成受命到军统天津特务站，站长吴敬中要求他把夫人接来。党组织给他派来了大方朴实、泼辣耿直的女游击队长翠平，让两人做起了假夫妻。
为了怕敌人怀疑，老余每晚都要摇床，翠平郁闷的说：还用天天摇啊，那边的会计是个光棍，受的了吗？天天摇，觉得你本事大啊！
他们严守着性道德的底线，做“假”做到底，没有“睡”在一起，没有行夫妻之实。
历史真实中的陈铁军和周文雍都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革命烈士。陈铁军1927年参加广州起义，起义失败后转移到香港。1928年初她同周文雍以夫妻名义，被党组织派回广州重建广州市委秘密机关。2月2日因叛徒告密，同周文雍一起被捕入狱。
1928年2月6日，在广州英勇就义。她在刑场上对群众说：“人们都说我同周文雍是夫妇。其实，我们是同志关系，因工作需要住在一起罢了。我们一起工作，一起生活，互相很了解……现在我宣布：我们结婚了!就以刑场作礼堂，敌人的枪声作礼炮吧!”于是就有后来影视作品中著名的“刑场上的婚礼”的故事及其歌颂的革命爱情。
从1950年到1952年，相继有近8000名湘籍女兵来到新疆，嫁给兵团人。1960年代后，更多的知识青年到新疆去，很多女知青的婚姻都是组织上决定的。她们开始觉得委屈，但最后大都能和自己的丈夫白头到老。
特殊年代里的特殊婚姻记载着不平凡的历史。
二、《色戒》中的色诱
“色”在形容两性关系中一向被打入贬义，于是有“好色之徒”的斥责。但当它涂上红色时，革命者舍生取义而选择的美人计便尽显悲壮色彩。
《色·戒》是由导演李安执导，梁朝伟和汤唯演出的电影。影片以抗日战争时期的上海为背景，讲述1938年，一群爱国青年在香港组成话剧团，为国家募款抗战。他们对汪精卫等汉奸极为愤恨，当得知汪手下的一个特务头目易先生身在香港，决定伙同团员，展开暗杀行动。
易先生机警精明，等闲之辈难以接近，唯一缺点是好女色，团员决定以美人计对付易先生，由剧团台柱王佳芝假扮香港贵妇，先与易太太混熟，继而藉机色诱易先生，从中制造暗杀机会。由此展开了故事。
影片改编自作家张爱玲写于1950年的同名短篇小说《色·戒》。该小说一般被认为是影射抗战期间郑苹如刺杀汪伪特工组织76号首脑丁默村的往事。虽然作者否认这点，但百度记载的郑苹如施加的美人计真有点像王佳芝。
郑苹如（1918－1940），民国名媛，中日混血儿。当年上海第一大画报“良友画报”曾将郑苹如作为封面女郎。
上海沦陷后，她秘密加入中统，利用得天独厚的条件混迹于日伪人员当中获取情报。她曾和日本首相近卫文磨派到上海的和谈代表早水亲重攀上关系，并通过早水的介绍，结识了近卫文磨的儿子近卫文隆、近卫忠磨，以及华中派遣军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等人。
她曾想绑架日本首相的儿子近卫文隆。那近卫文隆见到郑苹如后，一下子堕入情网。“若掌握了近卫文隆，不就能迫使日本首相作出停战让步了吗？”她大约出于这样的考虑。但上级命令她中止这一危险的游戏。
后来她以色相接近和参与暗杀日伪特务头子丁默邨，结果未遂而暴露身份被捕，但她咬定为情所困而雇凶杀人。1940年2月，她被秘密处决于沪西中山路旁的一片荒地，时年23岁。
富有历史道义的作家们终于以笔墨记载纪念他们。
为什么小说和电影都用“色戒”？“戒”的第一层含义是钻戒，世界上所有女人都难以抗拒的武器——钻石戒指。“戒”的另一层意思，就是“色”字头上一把刀，无论是使用的人还是被其迷惑的的人，到最后终于要身受其累，乃至把生命搭进去。
对此，李安说道：“色，是我们的野心，我们的情感，一切看色相；戒，是怎样能够适可而止，怎样能做好，不过分，不走到毁灭的地步。”色是利益，是感性；戒是道德，是理性，两者辩证地互动着。
当色和戒处理不好，便成为色诱。色诱是36计中的美人计，无论好人坏人都会把它作为达到目的的手段。前者的正义目的就被涂上了红色而流芳百世，后者就是贪图美色而伤天害理则被涂上灰色而遗臭万年。
三、令人嗟吁的红色伴侣
许多红色伴侣是在战火中走到一起的，但在和平年代里却遇到了险滩。有的过不了，有的仍然生死相依携手过。
曾经千军万马面前“横刀立马”的彭德怀却过不了那个险滩。
1959年庐山会议后，功勋显赫、“为人民鼓与呼”的国防部长彭德怀下台。1963年彭德怀预感到再也没有希望洗刷强加给自己的罪名了，于是放弃了申诉的念头。万念俱灰之后，彭德怀反倒坦然了许多，但他1938年结婚的妻子浦安修却被卷入令人窒息的党内斗争中。
浦安修当时在北京师范大学任党委副书记。从丈夫庐山“跌下马来”，冷遇、白眼、刁难、咒骂和日益沉重的政治压力始终缠绕着她。北京师范大学的一些人给她做工作，要求她与彭德怀“划清界限”，即是离婚。
在痛苦和迷茫之中苦苦挣扎的浦安修，犹豫再三，没有勇气去找彭德怀谈离婚，只好找彭的侄女梅魁，让侄女转达她的离婚要求。
彭德怀听后半天沉默不言，最后站起来对侄女说：“梅魁，我的问题没有结束，她的压力太大了，离就离吧，这也迫不得已，是政治需要，她也只好走这条路。”
也许彭德怀想起了《国际歌》的一句：“要为真理而斗争”，但是浦安修没有这种勇气。
比较之下继续共患难，携手走完人生的是潘汉年夫妇。
1955年4月，时任上海副市长的潘汉年被定为反革命被捕。潘汉年作为“内奸”的一条主要罪状，是1936年“秘密投靠CC派”，“成了国民党特务”。另一条主要罪状是“投靠日本特务机关”。
事实上，潘汉年作为中共情报人员，在十里洋场的上海滩周旋于国共日汪各种人物之间，为党获取大量情报、做了大量工作，对中共中央制定正确的战略起了很大作用。因工作出色而屡受中央嘉奖的潘汉年，不料在50年代，因此罹祸！在那种环境里，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潘夫人董慧在潘汉年被捕后第46天也被逮捕，他们谁也不知道对方的半点音讯。
1962年6月，以“参与潘汉年内奸活动”罪被捕的董慧，才获得了“免于追究刑事责任”的宽大处理。至此，两人才知道了对方的下落。
董慧原本是香港的富家之女，为了救国，十几岁来到延安，与潘汉年相遇结合后，一直随他奔波在生死线上。新中国成立后，没过几年安稳日子，就受潘汉年一案株连被捕入狱，一起生活在另一种生死线上。
当她的亲人从香港赶来要将她接回香港时，她拒绝了。她说：“我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富强回到祖国，那时才16岁，今年60岁啦！老潘的问题没弄清楚，我不能走！”
1963年潘汉年被判15年。后来假释走出秦城，转移到了劳改农场后，董慧也来到了他的身边。
“文革”爆发将近一年后，潘汉年夫妇重新被投入监狱。1970年潘汉年被加判为永远开除党籍，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75年5月29日，官方派人将潘汉年送到湖南省公安厅所属的第三劳改单位——茶陵县洣江茶场。董慧也与他同去洣江，在那里度过了最后岁月。
1982年8月23日，潘汉年被平反，强加于潘汉年头上一切莫须有的“罪名”被统统推翻。这时，距离潘汉年被捕为27载4个月零20天，距离潘汉年逝世为5周年4个月零9天。
潘汉年说过，“功过是非，历史自有定论！”只是这定论来得太迟太晚，潘汉年只能笑在九泉了。
九泉之下的潘汉年、彭德怀们今天会看到什么呢？
也许他们会看到今年承受着二战以来最为深重灾难的疫情。在和病魔作斗争的战场上，医护人员像他们一样为保护我们的生命安全，做出了可歌可泣的贡献，甚至做出了壮烈的牺牲。
也许他们会看到在新的时代里，那种为真理而献身的精神继续照射人们前行。而其中的许多人也只能像潘汉年那样等待“功过是非，历史自有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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