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版“敦刻尔克”，他凭一己之力抢运了150万人！ | 冰川新知
以宜昌大撤退为代表的中国抗战时期的大迁移，保存了我们民族的物质、精神命脉，为抗战胜利提供了有力保障，其历史贡献当更值得人们铭记。
冰川思想库特约撰稿 | 张守涛
最近，电影《敦刻尔克》的上映，引发了人们对“敦刻尔克大撤退”的关注，也有些人把中国抗战史上发生的“宜昌大撤退”称作中国版的“敦刻尔克大撤退”。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上海、南京相继失陷，国民政府西迁重庆，大批随之西迁的政府机关、企业、学校人员和物资拥堵在宜昌。
从1937年下半年到1940年宜昌沦陷，卢作孚指挥民生公司冒着日军炮火将150余万人员、100余万吨物资抢运到四川大后方，保存了中国工业乃至整个抗战的“元气”，为抗战最后胜利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武汉失守
宜昌大撤退比敦刻尔克大撤退规模更大、更为艰难，意义也更为重要。
如民国作家徐盈在《中华民国实业人物志》中所言：“中国的敦刻尔克的撤退的紧张程度与英国在敦刻尔克的撤退并没有什么两样，或者我们比他们还要艰苦些。”
完全是民间行为
敦刻尔克大撤退如电影中所演由民间船只参与，但主要还是依靠国家的力量，主要由英国海军部等军事部门指挥完成。宜昌大撤退则完全是民间行为，完全依靠的是卢作孚和他的民生公司船队。
因此，亲历了宜昌大撤退的中国平民教育家晏阳初说：“这是中国实业史上的敦刻尔克，在中外战争史上，这样的撤退只此一例。”
卢作孚幼年时家境贫寒，辍学后自学成才，先后做过教师、报纸记者、四川泸州教育科长、成都通俗教育馆长。1925年，他以8000元购买了一支小客船，创办了民生公司，很快民生公司就成了川江航运主力。
1937年抗战前夕，民生公司船只增加到46艘，成为中国最大的民营轮船公司。1938年10月初，卢作孚接到国民政府军政部的命令，要他将民生公司所有船只开到武汉长江下游田家镇凿沉，用以封锁江面，阻拦日军军舰沿长江进犯武汉，被卢作孚拒绝了。
▲卢作孚
卢作孚保留船只是为了参加抗日救亡，很快这些船只就有了大用。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后，宜昌作为长江咽喉、入川门户，三万多候渡人员（未计流动人数）和东南各地的十几万吨航空、兵器、轻重工业的机器、设备纷纷涌来。其中，有汽油、炸弹、炸药等军用物资，据说还有故宫文物。这几乎可以说是当时整个民族工业的精华，是国家仅存不多的元气。
任务更为艰巨
当时入川没有公路、铁路，只能靠轮船运输。而此时距离长江上游枯水期只剩40天，所有的难民和物资必须在40余天的时间内运走，日军又在节节逼近，而当时可供运输的仅有民生公司22艘轮船和其他公司的2艘轮船。
按平时的运输能力，运输这批人与物资需要一年时间，40天内完成几乎是天方夜谭，是比敦刻尔克大撤退更艰难的任务，宜昌到重庆的航道长度和恶劣的自然条件都远大于英吉利海峡航程。
卢作孚研究后决定，采取分段运输的办法，以最大限度地加速物资和人员撤退。最重要和最不易装卸的笨重设备，由宜昌直接运到重庆；次要的、较轻的设备则缩短一半航程，运到万县再交由其他轮船转运；更轻、更不关紧要的器材，再缩短一半航程，只运到奉节、巫山或巴东即卸下，留待以后再运。
卢作孚还要求船只白天航行，夜间装卸，不浪费一分一秒，将运输能力发挥到最大，并增设码头、转运站和3000多雇工，征用民间850多只木船。
▲民生公司轮船抢运撤退物资
事后，卢作孚在《一桩惨淡经营的事业》中回忆这段往事道：
“每晨宜昌总得开出五只、六只、七只轮船，下午总得有几只轮船回来，当着轮船刚要抵达码头的时候，舱口盖子早已揭开，窗门早已拉开，起重机的长臂，早已据其，两岸的器材，早已装在驳船上，拖头已靠近驳船。轮船刚抛了锚，驳船即已被拖到轮船边，开始紧张地装货了。
“两岸照耀着下货的灯光，船上照耀着装货的灯光，彻底映在江上。岸上每数人或数十人一队，抬着沉重的机器，不断唱歌，拖头往来的汽笛，不断的鸣叫，轮船上起重机的牙齿不断的呼号，配合成了一支极其悲壮的交响曲，写出了中国人动员起来反抗敌人的力量。”
四十天后，宜昌的三万待运人员全部运完，物资也运了三分之二。又过了二十天，当长江水位已经低落到不能运输时，堆在宜昌两岸的器材已奇迹般地全部被运走，保存了中国民族工业的命脉。
敦刻尔克大撤退只撤出了30多万部队、英国派驻法国的远征军所有重型装备都被丢弃了在欧洲大陆上，导致英国后来本土的地面防卫出现严重问题。
持续时间更长
敦刻尔克大撤退从1940年5月26日至同年6月4日共历时九天，而六十天的宜昌大撤退只是拉开了抗战时期大撤退的一个序幕。
广义的宜昌大撤退，事实上从1937年下半年一直持续到1940年宜昌沦陷。宜昌沦陷后，民生公司还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将平善坝至三斗坪一带24800余吨兵工器材运到上游安全地带。
日军攻陷宜昌后，看到的只是个空城。
在整个宜昌大撤退中，民生公司的船只担负了90%以上的运输量，只收取非常低廉的运输费，很多难民都是免费运输。
据资料记载，到宜昌沦陷前，民生公司运送部队、伤兵、难民等各类人员总计150余万人、货物100余万吨，而“在宜昌大撤退过程中，民生公司有116人献出了生命，有61人伤残，后被敌机炸沉及炸伤的轮船有16只。”
一直坚守在一线指挥的卢作孚也因此累得形容枯槁，并因此导致后来身患重病。1943年7月6日，冯玉祥在给卢作孚的信中称他是“最爱国的，也是最有作为的人”，“贵公司人材之多，事业之大，有功于抗战，均为其他公司所少有，敬佩万分。”
▲卢作孚在船上演讲
而打通了全中国“生命通道”的宜昌大撤退只是当时整个中国大迁移的一个精彩篇章，集中在东南各地的工矿企业、文化单位都在西迁。
据国民政府经济部统计，从1937~1940年，共西迁工厂450家，机器材料近12万吨，以钢铁业、机械工业、电力及电气工业、煤矿业等行业之器材为最多，使得后方工业体系得以正常运转。
各大高校和知识分子也纷纷西迁，据国民政府统计，高级知识分子的90%、中级知识分子的50%被从沦陷区转移到了大后方，保存了民族复兴的精神火种。
敦刻尔克大撤退撤出了30多万英法联军，保存了英法军队的有生力量，成为日后诺曼底登陆的主力；而以宜昌大撤退为代表的中国抗战时期的大迁移，保存了我们民族的物质、精神命脉，为抗战胜利提供了有力保障，其历史贡献当更值得人们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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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编辑 莫子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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