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止庵与黄裳论争：藏在时间里的真相 | 冰川周末

不管是谢黄“误会”还是黄止之战，内里个中缘由及细节，惟亲历者才具发言的资格和自由。外人如我，所见所知均旁枝末节管中窥豹冰山一角。本文部分厘清时间线索和事实顺序，以达到正本清源和自我内心平稳之目的。

时间是一个筛子，漏孔里的光影陆离斑驳，怪异无常。人的记忆更是百孔千疮，一点点资讯加一点点认知加一点点亲历再加一点点联想，自以为可以把四下散落的“人文”珠子串连起来，拼成一角合理图案，殊不知，发现与真相总似近又远，不可捉摸。

记忆差错也许不可怕，可怕的是当时间源头错置了，后边的线索无一例外被打了结，再美丽的一幅编织物便成了残次品——纹理乱了，必须拆了重织。

▲冰川思享库《见证止庵和黄裳之间一场尴尬的笔墨论战》文章截图

这样的机会，我有幸亲历了。日前在“冰川思享库（即冰川思想库）”公众号发表了《见证止庵和黄裳之间一场尴尬的笔墨论战》一文，从韦力先生新书《上书房行走》出发，由书中写止庵先生的文章《是字号也是堂号》：

“跟他（止庵）交往中，最让我（韦力）尴尬的事情就是他跟黄裳的笔仗”联想到笔仗中我约请谢其章老师撰文《我所知道的“黄裳和止庵”》（ 刊登于2010年3月7日我所编辑的《深圳晚报》“阅读周刊”版面），因了韦力先生文中所著“某天我接到了黄裳的来信，信的内容是指责老谢在网上攻击他，而这个人又是我所举荐者，我在信中说过老谢如何崇拜他，而黄裳指责我说，我所推荐的人怎么可以反过来攻击他……”

由此诞生出《我所知道的“黄裳和止庵”》便是黄提及谢“攻击说”的源头。

这像是一个推理，有版面可查实，有引文可佐证，事件之发生与后续，似乎衔接得天衣无缝。以致于我在文章中检讨，2010年所做的这一选题，料想不到间接给韦力先生带来了“黄裳晚年对我（韦力）的气愤”。

帽子特别大顶，自己戴上后感觉到在这些大事件大人物中，自己这个小不点竟意想不到地起到了“与时俱进”的作用，一时间恍惚了起来，颇感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

▲2010年3月7日谢其章撰写的《我所知道的“黄裳和止庵”》

文章转给止庵老师，他以惯有之冷静方式述之，谢其章“得罪”黄裳的是2006年几篇网上言论，不是在贵报发表的那篇文章。

接着叙之，老谢手里还有2007年黄裳为此给他的信呢。

接着，老谢要的黄裳那本书是北京三联出的《珠还记幸》（修订版）（2006年4月）。

再接着……

一下子，感觉头上“大顶”忽地被挪开，历史烟云顿时飘缈莫测，心头瞬间无比凝重——如此一来，上篇的基点推断便立不住脚，谢黄“误会”另有其事，黄止之战是又一场文坛盛事，二者没有任何关联。

如有一点点关系，是前者的主角之一谢其章老师，在后者中接受我的邀约撰写了一篇观战记《我所知道的“黄裳和止庵”》。这篇文章是否又让黄裳先生不爽，不得而知。

是故，韦力先生文中写到的黄裳指责他所推荐的人反过来攻击他，指的是谢黄“误会”， 而“交往中，最让我（韦力）尴尬的事情就是他（止庵）跟黄裳的笔仗”则是黄止之战。我一厢情愿地将之混为一谈了。

赶紧跟冰川思想库的负责人之一魏英杰老师说，有新发现，需重新捋一遍。

黄谢“误会”说

恍惚中，开始费力重溯源头，谢其章老师无疑是关键点。那晚，我们在微信中连上了线，他提供了很多线头，脉络逐渐清晰——

其实黄裳与谢其章“误会”源于两个帖子。

▲谢其章以“之乎”之网名发布帖子《撼山易 撼黄裳难》

其一，2006年12月11日，黄裳发表文章《解密种种》，有人将帖转自孔夫子旧书网。

谢其章老师于是以“之乎”之网名于2007年1月10日发了帖子《撼山易 撼黄裳难》，“黄裳上不上网我不知道，不上网也不妨碍知道一点外间的议论，鄙人获取这点议论却是来自孔网，当时即不以议论为然－－实在是因为所议的水平太差。不成想，这么差的‘议’，黄裳也不放过，一棍子抡将过来，发了一回高龄的怨毒，活该挨棒子的。”

事实上谢老师的有感而发，矛头对的是韩石山。韩在《山西文学》上发表《黄裳先生，这样的藏品你也敢卖了？》，谢老师有不同看法，碍于韩石山当年来北京点名要见他，算是熟人，所以春秋笔法，未点人名。

有意思的是，查找中我还发现胡洪侠也于2007年1月10日《非日记》文章《窃喜的颜色》中提到，“今天在布衣书局‘蠹鱼会’读到‘之乎’的帖子，题为《撼山易 撼黄裳难》”，“窃喜”是因为拿到了一百中《珠还记幸》精装本中的一本。

其二，胡文辉于2007年2月7日在《南方周末》发表文章《梅郎少小是歌郎》，言“论培养比女人更女人的男人，我们这些泥做的骨肉，哪及得上天生丽质的高丽种？我们惟有多捧红些像男人一样的女人了。

▲发表于《南方周末》的《梅郎少小是歌郎》网页截图

黄裳2007年2月12日回应写了《关于“梅郎”》，“为之吃了一惊。文章题目写得出色，恍如旧识，是久违了的、只能在上世纪上海小报上才能见到的标题。”

2007年5月4日“之乎”先生以《黄裳后出拳》为题，写道“黄裳又出拳了（《关于梅郎》），一石三鸟，老而弥辣，他老，让人家先出拳，待对方懈了怠了，他老不紧不慢把主动弄了回来，先把柯灵夸成‘大为佩服’，又将鄙文（《文化人结婚记》）轻斥成‘见者惊异’，再把史料癖者置于‘易实甫同党’。……”

谢老师这两个帖子都字少信息量大，以其老北京人特有调侃的行文方式发之。孔网各路人马云集，很快就传到黄裳先生耳朵里，于是，有了韦力先生文中“某天我接到了黄裳的来信，信的内容是指责老谢在网上攻击他……”

谢其章老师对我说，得知此事后，早在2007年10月27日他便给黄裳先生写信做了解释，不过，担心写信解释不清楚，“告状在先，解释于后，效果总是打折扣的。再者，辞不达意，反倒是越解释越糟。”

▲谢其章

他认为这件事的起因，有可能一是他在公开发表的文章里过多地提到黄裳先生上世纪四十年代的笔名一事，二可能是在网络上的发帖和跟帖，一个《黄裳后出拳》，一个《撼山易，撼黄裳难》。

谢老师给黄裳先生的解释信发出后，黄老立即回复，他在信中称，我也是网上听来的（关于谢其章“骂”他），此事就算了……先生为文波俏，易引误会，以后不要再提下走。云云。

其实关于坊间所传的谢黄“误会”以及其中的是非曲折，谢老师说他一直想写一篇“我与黄裳先生的一点‘是非’”，只是这封黄老用毛笔写就的信，他一直没找出原件，“也许太珍贵了，藏得我自己都找不到了，哈哈。”

2016年1月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谢其章《出书记》，第168页至169页之间，他写道：

“黄裳对我的误会，有黄裳的回信可作结论，已完全解释清楚。冯小刚说‘群众里边有坏人！’某个小年轻利用黄裳不上网的信息不对称，来向黄裳传递网络上我说过的话，导致黄裳的不快。鲁迅说过‘捣鬼有术，也有效，然也有限……’所谓有效，确实惹得黄老动怒问罪；所谓有限，我略书数言，黄老即称‘先生为文波俏，易引误会’，顿刻消了气。”

也就是说，到2007年底，黄与谢的“误会”已做结论，与大象出版社出版的止庵著作《远书》而后黄裳与止庵一系列论战文章毫无关系。

黄止论战部分文章目录梳理

止庵老师的《远书》出版于2007年11月。这本书颇有意思，写于丙戍年除夕之夜的作者题记：“……就中偶有只言片语，或许能补所作文章之缺。不过果戈理出了《与友人书信选》，好挨一顿臭骂；大师何敢攀比，遭遇却恐相当。”

这似乎是一个预言，因书引起此后三四年间的黄止论战，像一个印证，坐实了中国版果戈理“遭遇”。这当然是写题记时的止庵未所料及。

▲黄裳（左）与止庵

黄止之战自2008年始，持续至2011年，为当时文坛轰动之事。

据止庵老师说，《远书》出版后，其中一封信提到黄裳：

“一是思想上往往很左，一是文字上常常抒情”。黄裳看后，2008年5月在《东方早报》发表《漫谈周作人的事》中，针对性地对止庵所编《周作人自编文集》说了几句不客气的话：“不料少加翻阅，错植颇多，嗒然意尽。非但时遇错字，如飞尘入目，为之不快；如遇需引用时，也不敢用为典据，遂高阁书丛，不再碰动。”

由此，论战大幕拉开——

2008年11月10日《中华读书报》止庵发表了《“没有好久”之类》。

2009年7月黄裳发出《草根庙堂》一文（刊登于《东方早报》）。

2010年1月10日黄裳发表《谷林先生纪念兼论止庵》（《东方早报》）。“听说止庵不喜欢我的文字，以为抒情过甚。这只是传言，未见文字。这大约是‘学者’的研究所得吧。……最近十一月四日《中华读书报》有止庵《文情俱胜的随笔》一文，……这里就明显地表现出‘学者’的偏爱来了。别人皆无而我独有的大段介绍、悬疑之意也是分明的。”

2010年2月4日止庵刊登《“六言诗案”及其他》（《南方周末》）。

2010年2月28日《东方早报》黄裳再写《关于止庵》：

“读止庵近作《“六言诗案”及其他》，好像是回应我的《谷林先生纪念》”，“我发现止庵有深藏不露的一面；有多样论辩手段、技巧；有含而不露的杀机，这许多都是值得认识、了解并学习的。例如止庵给我作的鉴定是，上世纪四十年代，卷入全民汹涌的革命战争巨潮中，表现是‘左’的，无可取；建国后，顽固的‘左的局限’仍在，八十年代以还，写了不少东西，但‘觉得只有两本好，即《清代版刻一隅》与《来燕榭书跋》’……”

2010年2月28日止庵写《谈丐辞》发表于《南方周末》。文中写到：

“黄裳很有书的学问，但他只有光谈学问时才好，若是说别的则经常是代表集体说的，这时的他也就丧失了自己，我不大信服他的见识。这是评论，没有建议；评论是‘我觉得是怎么着’，建议则是‘我希望你怎么着’。黄裳近作《关于止庵》，却臆想出‘止庵没有说出来的对我的建议’，继而推论我的意思是‘最好是告别现实回归‘隐士’，才是洁身自好的上好方法’，并断言‘这一‘好意’的指点之真正用心是异常险恶的，值得深深警惕’，仍为丐辞。”“丐辞实质上是一种思想方法。以黄裳而言，从《胡适的六言诗》《答客问》到这篇《关于止庵》，思想方法一以贯之。‘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

▲本文作者（右）与“大侠”胡洪侠（左）一起拜访黄裳先生（陆灏摄）

2010年3月7日我在自己所编辑的《深圳晚报》“阅读周刊”版面，约请谢其章老师撰写《我所知道的“黄裳和止庵”》。谢老师写道：

“毕竟岁月不饶人，黄裳先生后几篇文章，锋芒犹存，然战法已乱；论战需要备课，急于声辩，不免破绽迭出。纵观黄裳先生的论战史，对手大多是同辈年龄相差无几者，而此回碰上止庵先生偏偏小了四十岁，且正是能打之年。”

2010年3月14日黄裳在《东方早报》上发表文章《张佩纶的藏书》。

2010年4月8日止庵针对黄裳此文在《文汇报》刊登《张佩纶的遗产》。

2011年4月10日黄裳在《东方早报》发表《时下的传奇——〈来燕榭文存续集〉后记》，再次提及二人交火：

“这两年与我时有文字纠缠的是‘书评人’止庵。但实在又说不上‘争论’。止庵曾明确声明过‘不算争论吧？我不与人争论的，只是喜好不同而已’。……”文末称“反正我又没有写‘新儒林外史’的任务，那么就暂时到此为止罢。”

2011年4月14日止庵撰写《八道湾房产事》，在《南方都市报》刊登作为回应：

“我前作《谈丐辞》已经言明：‘对他我哪有什么‘没有说出来的建议’，说来其实是既缺兴趣，又没工夫。’不料此人仍旧一厢情愿，非要认定我对他还有所希望建议，真乃可笑可怜之至。关于这个话题，我所能说的仅此而已。”

围观的吃瓜群众还意犹未尽，但主角已然厌倦。战火停歇。

▲谢其章所著的《出书记》

至此，可以看出《我所知道的“黄裳和止庵”》只是黄止论战中的一篇文章，它比谢黄“误会”足足晚了四年。关于此篇也有后续，谢老师的《出书记》详细记载：

“我是此役的亲历者，双方的文章都是第一时间得见于报纸，所以某报让写一篇‘观战记’，我欣然动笔，题为《我所知道的黄裳与止庵》。刊出后，无一丝反响，倒是转载到网络上才引起一点儿骚动。……此文收进本书，最近忽然感觉出单行本的好处，即翻检甚为便利。最近有位大家旧事重提黄止之争，大家是黄裳的朋友也是止庵的朋友，但是他对两位笔仗的来龙去脉没有我清楚，所以陈述多有与时间及事实不符的地方，好在时过境迁，黄裳先生也已过世，不符就不符吧，笔仗又不是真刀真枪的战争，或以游戏视之可也。我的意思是，大家在行文之前若看到我的这本小书，看到我接发表时间顺序排列的黄止论文，就根本不会把我这个局外人也扯进这场笔仗里。”

谢老师写此文当在2016年之前，这段话放于此处依然管用。说实话，不管是谢黄“误会”还是黄止之战，内里个中缘由及细节，惟亲历者才具发言的资格和自由。外人如我，所见所知均旁枝末节管中窥豹冰山一角。

如不是上文因《我所知道的“黄裳和止庵”》为我所约稿并刊登，由此算是在黄止论战中有了一点点个人元素，却因源头错置，造成行文事实不符，必须做一个更正，以止庵老师的话讲即“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故重写此文，部分厘清时间线索和事实顺序，以达到正本清源和自我内心平稳之目的。

至于原委及真相，该由止庵和谢其章二位老师自己撰写，旁人实则无法也不必代劳。

文章千古事，岂能不慎乎？

（投稿邮箱：[e-mail]）

姚峥华

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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