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芳华》有如大观园，但绝不会让刘姥姥去一探究竟 | 冰川观察
透过刘姥姥的眼睛看大观园，是文学地再现真实；而在《阳光灿烂的日子》和《芳华》里，没有一个刘姥姥，任由文学对时代撒谎。
1993年出品，1995年上映的《阳光灿烂的日子》（以下简称《阳光》），在1996年台湾金马奖上，从最佳剧情到最佳音效，从提名到获奖，有七八项之多。
跟着异口同声的叫好，我也跑去看了这部片子。说实话，我不知道它好在哪里。
大学毕业后，闲极无聊，我看了那时候出版的所有王朔的小说，包括《阳光》的原版《动物凶猛》，为他的语言和机智所折服，但我还是不理解《阳光》为何受到台湾电影人的青睐，直到看了2007年某一期“锵锵三人行”窦文涛、梁文道与王朔的对话，似乎恍然大悟。
▲《阳光灿烂的日子》剧照
原来大院子弟的生活，受的教育，与所在城市，包括北京平民子弟完全不同。
他们有自己的语言体系，能够看公开宣传上没有的历史材料，以及不能公开出版的书籍；闲时研究打仗，王朔笑称：“我不是吹牛逼，我指挥一个集团军富富有余，哈哈哈。”
而当窦文涛听王朔说，大院子弟都把北京城的公众称为“老百姓”时，惊呼在台湾，他们这种身份的人，也把当地公众称为“老百姓”。
看到此处，我似乎明白了，台湾当时的影视界，完全看得懂这部青春生活片。
从远处说，不管是国民革命军还是人民解放军，都脱胎于苏联的思路与训练养成，并不约而同聚集而居，形成独特的大院文化；从近处说，两岸的大院子弟，也多不约而同，喜欢从事文化娱乐业。
这种“共情”，恰似一种心照不宣的密码核对，相互莞尔一笑。王朔自言，后来到了美国，最喜欢的还是跟台湾的国民党人打交道。
▲王朔的母亲是一名医生，父亲王天羽为军委训练总监部（后改编制为总参军训部）的军官教员（图为王朔全家福）
但是对大院生活完全陌生的老百姓，我们真不知道它好在哪里。这不是我们的生活和想象所能及。
这是他们的生活，是他们的青春，像神话，像科幻，与我们毫无关系，毫无瓜葛。
他们的青春可以进入主流叙事，仿佛正史一般，得到尽其可能的传扬。而我们的青春，飘散在零零碎碎的野史和传闻之中。
如果这部电影信息能够保存千年，那时候的历史学家再看这部电子文物，或许他将断定这是20世纪70年代人生活的全部——风花雪月、满面欢笑、俊男美女、才子佳人，荷尔蒙迸发，以及到21世纪初年，大部分人都还达不到的物质享受。
即便文字记载还在，即便有张艺谋的早期电影如《菊豆》《活着》般的贫困与荒诞，但那时候的历史学家也会迷糊——兴许这只是全部生活的一部分，否则怎么解释它在“同时代”就获得了那么多的褒扬？
这只是极小极小极小一部分——万分之一都不到的人的生活，那里就像大观园一样，清幽雅致，楼台亭阁，你看不到任何一丁点那时候全国百分之七八十的人住的茅草屋。
一个导演，当然有权重现他自己的生活经历，但可怕的是，当只有他们的生活才有资格展示于公众面前之时，这不是表达自由。
《芳华》的场景，仍然是大院，不过它不是北京的大院，而是西南某省会的大院，那里的生活，比《阳光》还要好。
他们可以将饺子吃到腻，可以有冰激凌吃，不时还有来自北京上海的吃食，衣服光鲜亮丽，不含一点褶皱，住在有木地板的房间，每天可以洗热水澡，有游泳池……
作为一个西南地区的70后土著，如果不是看了这部片子，我做梦都想不到，当亿万饥饿的人们还在那片土地上拼命刨食时，已经有一群人过上了神仙般的日子。
上世纪70年代的西南地区，即便在省会，也是成片低矮的破旧瓦房，坑坑洼洼的街道，垃圾遍地，街上不时可以看到“老百姓”穿着打了补丁的衣服匆匆而过……
但是，观众在《芳华》里，连一瞥他们的机会也没有。从这点来说，它跟《阳光》一起，在共同篡改历史。
不可否认，姜文和冯小刚在影片中讲述的人物和故事，是可信的。但问题在于，人物和故事越真实，越精巧，其所植入的历史镜像更加不知不觉，越难反驳。
▲《芳华》中所描绘的大院生活十分美好
与之相对照的是，同样是变态年代的故事，《辛德勒名单》里，如果故事没有置于时不时的任意杀戮，则辛德勒先生的善举必定是残缺的，甚至有理由怀疑，导演在刻意掩饰什么。
对《芳华》的评论，更多集中于人物冲突，以及在人物冲突中表现出来的价值观，赞弹有之。这是很可贵的。但如果整个舆论只是集中于此而不及其余，则至少对姜文到冯小刚等一丛大院子弟来说，潜意识里是可以欣然接受的：人物可以臧否，只要你接受生活曾经如徜徉于大观园的历史叙述，就可以了。
《阳光》是一座造价不菲的大观园，《芳华》是另一座造价不菲的大观园。大院、文工团和大观园里一样儿女情长，一样一颦一蹙皆有高低贵贱。最后凋敝，各奔东西。
但大观园的可贵，是突然之间闯进一个刘姥姥，陡然还原了所有的社会现实。在大观园最鼎盛时期，一个刘姥姥的出场，强烈提醒大观园的虚幻与不真实。
大院的外来者，来历不明的于北蓓能充当刘姥姥的角色吗？不能；政治身份卑贱的何小萍能充当刘姥姥的角色吗？也不能。
她们顶多是那个群体的边缘人，即便不是自己人，也是同路人，理论上可以寻找到进阶的出路。
不像刘姥姥，鬼使神差，谋得一个千载难逢的游园机会，耳闻目睹天上人间，见识贵族之家一顿饭就相当于自己这个穷人一年的所有开销，那么多琳琅满目的奇珍异宝，几辈子都不能见识……
那么，在《阳光》和《芳华》的年代，有没有刘姥姥呢？可以说遍地都是刘姥姥。但恰恰，以解救穷苦人，为穷苦人谋福利为己任的团体，其价值载体上，彻底回避了自己的解救和服务对象，他们连露出一块补丁的机会都没有。
从这点来说，透过刘姥姥的眼睛看大观园，是文学地再现真实；而《阳光》和《芳华》里，没有一个刘姥姥，任由文学对时代撒谎。
▲刘姥姥进大观园（87版《红楼梦》剧照）
有一次到军博参观。近代以来成排成排的重型武器摆在那里，一个个的铭牌看过去，发现基本都是外国生产制造，不由得感慨系之，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难道不是由这些武器及其生产国所左右和主导的吗？由是，军人地位在近代以来，客观而言是越来越高的，在上世纪70年代，恐怕达到历史的顶点。参军入伍，几乎是城乡青年唯一的正牌出路。
而大院，天生就有参军便利，要进文工团，“给我爸说一声”，不一定是吹牛；而文工团，这几乎是军人这个最体面的团体里，最体面的团体。
尽管那里也有成长的烦恼，有勾心斗角，但与大部分人还在为解决温饱而挣扎、为基本尊严而哭泣，这些又算得了什么？
两部电影，客观上与抗日神剧共谋，一体两面构成一个整体，20世纪中国的苦难，要么被戏说，要么被青春靓丽的身影和蔚蓝的天空所遮蔽，让人看不真切。
其实，何须千年，你随便去找一个对历史不怎么感兴趣的90后，告诉他上世纪70年代如何贫穷，他或许只能参考朝鲜的现状去想象，而实际上，那时候哪里有平壤的高楼大厦和满大街的漂亮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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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大刚
冰川思想库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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