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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少其:临画的目的是为创作。把临摹当创作与骗子何异?!


赖少其(1915年-2000年),广东普宁市人,斋号,木石斋。他独创的“以白压黑”技法,成为新徽派版画的主要创始人。解放后,历任华东美术家协会党组书记,安徽省美术家协会主席,中国版画家协会副主席,上海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广东美术家协会名誉副主席,中国美协和书协常务理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西泠印社社员等。1996年被授予鲁迅版画奖。赖少其先生是杰出的革命文艺战士,更是中国当代著名书画艺术大师。




每个画家都有自己的创作道路,不可能所有的画家都走一条相同的道路。现在我谈一谈我的创作道路,可能对大家有借鉴的作用,也可能不会有什么帮助。我已经展出我的作品,我这些作品是怎样创作的呢?



(一)我对临摹和创作的看法


我在一幅临摹陈老莲的花卉中写道:“临画的目的是为创作。把临摹当创作与骗子何异?空论学传统,自己又不临摹,岂不也是骗子?自己不知道什么叫传统,但否定传统,这种青年岂不太狂?把一切传统当宝贝,结果害人不浅。只临摹,不到大自然去写生,容易走入邪路。只叫多少次上黄山,画了黄山,便自称黄山画派,这种人不可相信。余学花卉,以陈老莲为师,先是临摹,同时写生;但不受老师限制,并且坚信能超过老师—这也是为人师者最希望青年者。”



(二)从何着手


每位画家,如果他要改变以前的画法,或从头学起,就有“从何着手”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应该根据各人的具体情况。

我的具体情况是什么呢?

在30年代,我本来是一位专业画家,因1939年参加革命,不能经常搞创作;我虽然在美术学校毕业,学的又是西画,后来搞版画,要改为国画,就有一个“从何着手”的问题。



解放以后,我虽然做文艺工作,但长期做领导工作,组织别人创作,自己没有机会搞创作。好在我搞的是文艺领导工作,特别是后来在上海搞美术领导工作,因此我认识了不少著名画家。如在南京,我认识了傅抱石和陈之佛先生;在上海,我认识了黄宾虹、潘天寿、唐云、吴湖帆、谢稚柳、王个簃、江寒汀、朱屺瞻等先生,在和他们的交往中,我学到了不少东西。因我是“领导”,所以也就不得不学习有关画画的一些知识,在理论上不得不对国画有自己的看法和想法,尽可能把自己从“外行”变为“内行”。



我原来是学西画的,特别喜欢印象派,因此把印象派的技法带进了木刻。尤其是套色木刻,因研究国画和民间木刻,也把国画的技法和民间木刻的技法带进了木刻,使木刻有民族气派,但我仍然不能称为国画家。虽然如此,对我从事国画创作,形成自己的国画风格有颇大的影响。我在领导国画家创作期间,也积累了不少失败的教训,当然也有成功的经验。我只能是一个“旁观者”,缺乏创作国画的实践经验。“实践出真知”,没有国画创作的实践经验,谈不到有“真知”。这点,对我的教训很深,有不少美术理论家就是缺乏这种“实践的真知”,往往不能说到“问题”的点上。


我从何着手呢?应该说,我是从临摹陈老莲花卉册着手。当时(1958年)我在上海购得陈老莲一册花卉画册,我开始了临摹学习,并同时进行创作:一方面我刻了版画《初夏》,另一方面我创作了花卉。这是我从版画过渡到国画的开始。



1959年,我从上海调到安徽工作。带领一批青年木刻工作者上黄山,为人民大会堂安徽厅创作了一批大型木刻,同时我开始临摹程邃和戴本孝的山水画,学习“干笔渴墨”之法。但他们的画不雄伟,我又临摹了唐伯虎的《匡庐三峡》。此画我临摹了四个月,感到四个月画一幅画,时间太长,不符合现在时代的“紧迫感”。



我刚刚开始学国画,便发生了“文化大革命”,我被打翻在地,把我的临摹画当作黑画批判,直到“文革”后期,我和一批青年木刻工作者又重新开始从事木刻创作,这些木刻后来大部分被挂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被版画界称为“新徽派”。因我长期在安徽工作,上黄山画画很方便,我开始以“干笔渴墨”之法画黄山,之后画九华山,唐伯虎没有画过黄山,他到过齐云山,画过庐山,巍峨雄伟,非常壮观,但他的画过于沉繁,我倒难以学他。因此,我转学明末金陵八大家之一的龚半千,龚半千喜作大画,气势雄伟,对我影响极大。同时,我也学梅清的积墨法,也研究萧尺木和渐江,特别是黄宾虹如何画黄山,对我帮助也极大。特别是我学了金农的漆书,以漆书入画,好像木刻,非常厚重。但不如程邃、戴本孝的空灵,这是我的不足,也是我的特色。



(三)移动透视


台北的一些先生用“移动透视”一词来论证中国山水画的创作方法是符合艺术规律的。用西画的透视法无法画高山,更不用说画长江大河了。中国画画高山,是上上下下,左右观察,可以俯视,也可以仰视,先取局部素材,再画全境,把这些素材作为“画本”,然后再加工创作,可以一次一次地加工,这与西画写生不同。屁股坐在那里是不准动的,一动便不符合焦点透视。这种不准移动的写生方法,若到黄山,英雄无用武之地,近处往往会被一块大石头遮住,远处一片模糊不清。这种方法实在过于呆板,不如中国画的方法灵活。一般来说,我每画一张画,至少要移动三次。第一是先选好“前景”,往往是选一块好的石头,或一棵好的大树,仔仔细细地画,把它画好。第二是找“中景”,往往要找比较有典型的流水、瀑布或建筑。最后,找一块能看到大山轮廓的地方,作为“背景”,使人一看就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我曾到过武夷山作画,手拿一个本子,爬上爬下,走到那里,可以说“游尽图成”。我也看到一位油画家,他背着一块大板,汗流浃背,实在辛苦,不是被这边遮住,便是被那边挡住。我们再看唐伯虎的《匡庐三峡》,他用俯视画五棵非常高大的大树,山头更高,也用俯视画成;可是山脚却用仰视,使你感到树大、山高,使人兴叹。黄宾虹先生曾说:“天上有乌云,就是本来受光的地方,也可以变黑。”似乎西画家只知道有一个太阳,如果画早晨,太阳一定从东升起,这当然是符合科学的规律。但如果是在室内,有三盏灯、三个光源,就会把一个太阳所发射的光打乱了。因此,我认为有一种科学叫“自然科学”,这就是西画的焦点透视;还有一种科学,应该称它为“艺术科学”,这就是中国画所采取的“移动透视”。哪一种好呢?我以为“艺术科学”更加符合艺术规律。如果我们画一幅长卷,用“移动透视”法没有什么不可以解决的困难,如果用西画的画法—我们称之为“自然科学”的方法,其实就是照相机,是画不出长卷的。中国在两千年前就知道“墨分五色”。可是西方在发明黑白照片以后,才证实一个黑的颜色可以表现各种色:头发是黑色,脸是黑色,衣服是黑的,山和树也是黑的,真是不可思议。元代大大发展了水墨画法,就是着色,也是淡染。本来应该是绿的树,可用水墨画。当然,我们不能说这种画法已经是十全十美,也可以吸收西画五彩缤纷的方法,但不能照搬西画,一定要经过中国画家再创作。中国画过去很少画水影,现在也已经有画水影的了。



(四)要不要“变法”


我在三年前,即1986年初从安徽回到广东的家乡定居。安徽有黄山和九华山,广东虽没有像黄山、九华山那样美的山,但它是热带,五彩缤纷,所以广州叫花城。广东是改革开放先走一步的地方,高楼大厦有如春笋一般林立,农村也变了,怎么办?有一些好心的朋友劝我不要搞什么“变法”,已经七十多岁了,还提什么“变法”?我已回到老家,家乡变了,我的画也应该变。我戏称“丙寅变法”(1986年为丙寅年),实际上,我已在福建、山东、广东汕头用写生方法反映这些地方的山水;我再向前发展,反映家乡现实,这完全是可能的。



如何变?画法要变,我以中国画的线条为基础,吸收西画印象派的颜色。我在安徽经常把画装裱成轴,画是长方块的,我开始变为方块,然后变为“横幅”,不用轴,而是用镜框,这就使我不仅画法要变,构图也要变。特别是花卉,我画得多了,又重新临摹陈老莲,做了新的尝试。我还用不中不西、又中又西的方法,画了黄山春、夏、秋、冬,为了加重画的内涵,我在画中加了诗。春是送别,夏是黄昏,冬是大雪(强调要登攀),只有秋,没有题诗。有不少西方的朋友对我的“变法”表示赞赏。当然,这还很不成熟,我还要继续探索。这不过是一个开头罢了,请多多指教。



我认为,我们不仅应向古人学习,也应该向同代人学习,向全世界的同行学习,向民间学习,向青年学习,只要自己的立场站得正,就不怕向别人学习。学习的结果,应该是使得中国画更加丰富、更加美。我想世界人民是希望中国有新的发展,而不是把中国画变成了西画。没有中国画的特色,这不是世界人民所希望的。我们常常提“百花齐放,推陈出新”,中国画是一朵鲜花,让它在世界的百花园中齐放吧!中国在前进,世界在前进,中国画也应该前进!要前进,就应该“出新”。


注:本文刊登在北京画院所编《木石还真——赖少其绘画艺术研究》,原文题目为《我的创作道路》,此文为1988年7月2日赖少其先生在香港中华文化促进中心的演讲,原载《美术》2001年2月。

来源:北京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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