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秦之变（三）：商与西周 – 官僚制与书面文化的雏形

说完商和西周的仪式活动，我们再来看看这个时期里官僚制和书面文化的发展情况。

对于官僚制的早期发展，我下面将会引用《翦商》中的三处文段，它们对应于夏、商、西周三朝，并且提示了官僚制的若干重要面向。

夏朝的情形：

在现代人的观念里，上古的青铜制造业应当在王权的直接控制之下，但这很可能是借后世的官僚制和君主集权制的运行规则来想象上古。二里头—夏朝还属于王权肇建、蛮荒未褪的时代，不同行业多属于特定的族群世袭经营，他们往往拥有较高的自治权。

在宫殿区尚未修筑宫墙时，二里头的手工业作坊区已经建起了围墙。当时属于二里头二期阶段，铸铜作坊规模还不算大，也没有发现青铜兵器，那为何要把作坊区的安危放在王宫之前？可能的答案是，作坊区的围墙是手工业族群自己兴建的，他们需要承担自己的防务，并且有这种资源和实力。实际上，青铜冶铸者的宗教风俗也有别于宫殿区，这也是他们族群整体自治的表现。

这两段话提示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即在早期文明中，部落和宗族是社会分化、行业分工的主要边界。农耕活动和战争活动以部落为单位产生区隔，也就造成了统治阶层和被统治人群对应于不同的部落。在夏朝的阶段，即便是对于战争和统治至为关键的青铜冶铸行业，也是交由特定的族群世袭经营的，而没有通过官僚制被王权直接掌握。

商朝的情形：

早商不仅疆域过大，殖民城邑前出太远，而且王权也过于发达，其标志就是郑州和偃师商城庞大的城池与仓储体系。这就需要职业化官僚团队，而“职业”则意味着脱离原生态的宗族生活，只对雇主，也就是商王负责，从而丧失传统文化特质。

早商王权还改变了商人的社会结构，特别是偃师和郑州这两座庞大的城池。传统的商人宗族共同体和城市生活存在矛盾，城内宗族只能放弃旧有的农业、牧业、手工业兼营的自足模式，成为王权游戏规则中更为专业化的人群。这是商人传统精神沦丧的起点。

在王权和官僚体系主导的社会规则中，倘若某位商王突发奇想，要放弃传统的人祭宗教，就像郑州商城晚期曾经发生的一幕，那么，唯命是从的官僚体系是难以起到纠正作用的——它只能充当王的工具。幸运的是，郑州最发达的铸铜和制骨作坊都在城外，它们所代表的群体才是商人传统的保存者，并在内战中挫败了城内欲废人祭的“改革派”。商族传统精神离不开那些分散而自治的商人族邑，就像美国的白人精神离不开南方种植园的“红脖子”一样。

经过九世之乱，当盘庚迁都殷地，开始建造庞大的洹北商城，历史似乎要复制早商时代的循环。但武丁意识到了这种危险，转而放弃洹北商城的营建，让各商人族邑自行其是，自由发展，以维持商族旧有的小共同体社会结构和传统部族生活方式。由此，商人的宗教文化才能得到维护和传承。

一下子引用了四段话有点不好意思，但是确实值得引。最核心的信息是：官僚制和原生态的部落-宗族之间存在深刻的矛盾。前者通常需要在不断扩大的城市中孵化，更有能力打理好复杂的经济社会事务（比如服务于王室的仓储体系），对于想要扩权的君王来说也是更加称手的工具。但是官僚制的扩展会削弱部落和宗族这样的小共同体，这一方面破坏了旧有的分工协作体系，另一方面则侵蚀了原有族群的宗教文化和自我认同。相比于仪式活动，官僚制是一种远为“冷漠”的组织、运作方式，可以在异质性的文化环境之间“嫁接”而不影响自身的有效性。

西周的情形：

那么周王、诸侯、大贵族们，难道没给自己留一点地产吗？有，他们都有自己的一份“自留地”，不分封出去，而是派一些管家去管理，征收赋税，靠这些来养活自己，而不是靠下级的诸侯、大夫、士来进贡钱财。

……

天子和国君的这种自留地叫“县”，县就是悬，直辖的意思。为天子和国君管理自留地的官就是“县官”，他们未必有大夫那么高的身份，有些是士，这种直接为天子或国君服务的人叫“元士”，比一般的士（为大夫服务的）高级一些。

从理论上说，“县官”不是世袭的，但干的时间长了，也有变成世袭封主的趋势，天子或国君拿他们也没办法。

第一段中所说的管家，即是早期的官僚了。在封建制的每一个层级，领主们都会根据自己的实力和需要维持一个自己的官僚班底。其中，天子和国君派往直辖地的官僚被称为“县官”。由此，我们就可以清晰地看到官僚制和郡县制的密切关系。

当天子的自然希望扩大直辖的领地，但是事实上，周天子不光不能以县的建制去蚕食分封的领地，而且县官也往往会蜕变为世袭领主。可见封建和郡县的斗争，在这个时期是前者占据上风。

再来说说书面文化的早期发展。

不妨从《周礼》中的“六艺”概念说起。这六艺是“礼、乐、射、御、书、数”，它们是西周贵族训练自己子弟的六项艺能，也是孔子早期培养弟子的六项科目。六艺中的“射”和“御”分别对应的是射箭和驾马车的技能，反映的自然是封建贵族原初的武士属性。六艺中的“书”和“数”则属于书面文化的范畴。

其中，“书”对应文字，指的是识字与书写。识字是阅读的基础，而书写则是写作的基础，两者虽然都是卑微的认知技术，但是一切经由阅读和写作才能通达的精神境界，都要以它们为梯子的第一级。“数”对应计量符号，虽然主要指算数，但是也包含了天文、历法，乃至对于田亩、米粮等实际事务的计算。可以说，周朝的书和数就是文科和理科的婴儿阶段。

书和数都是非常实用的技能，一个年轻人在孔子门下学了书、数，未来再不济也能给贵族家当文书、账房先生。不妨再引用一下《语言与文字（上）》中的一段话：

我们当代人或许大都不记得自己刚读小学时识字、朗读、抄写、默写的痛苦了，但如果我们去看一看古代社会的情形的话，就会意识到读写教育对于个人是一件很奢侈的事，对于社会则意味着需要动用大量的资源，并升级-维护一套系统、科学的教学法。在大部分古代社会中，但凡能熟练地掌握读写就会被很多人视作“读书人”了，意味着光明的前途。就像今天一个人通过了司法、精算等的考试或是熟练掌握了一到多门计算机语言一样。

书、数都和占卜有密切的关联，后者是远为古老的现象。对于前者，中国最早的文字甲骨文，即是在甲骨上记录占卜结果的文字符号。对于后者，侧重计算的“数”和更具神秘主义色彩的“数术”概念在这一时期密不可分，后者研究的是阴阳五行、占卜命理等的规律。

如果说人祭反映了祀与戎的紧密联系，那么占卜则带出了一个更加复杂的关联网络。除了书、数，占卜还和祀与戎有关。占卜的一大用途就是向神灵询问适合祭祀的时间和方式，以确保祭祀的有效性。同样的，在出师征战之前，占卜也是决策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环。

占卜的过程其实相当复杂，根据张光直先生的论文，除了商王可能会亲自问卜外，还有以下几个主要角色：“贞人，作为商王的代言人问卜；卜人，执行占卜过程；占人，专掌解释裂纹的含义；史，专掌记录整个占卜过程并将其刻在甲和骨上。”这就引出了占卜和文书的关联。引文中提到的“史”，在商朝时还是一个附庸于占卜活动的角色，到了西周时就已分化出来，发展为名目各异、层次不同、职掌不断细化的史职系统，也就是官僚文员系统。

通过对占卜的简单探讨，我们再一次看到了书面文化、仪式活动和官僚制之间的紧密联系，或者可以说，是一种分化有限的混融状态。对于商和西周的介绍就到此结束，下一章会迎来春秋和孔子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