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下的德国: Christian Drosten，一位值得尊敬的德国学者

导读: 借此次疫情，我之前试着向大家科普德国(政治)体制、社会以及人文的知识，希望有更多人能深入理解德国(虽然我解释的不够完整，也不够系统化)。今天，我带大家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德国。通过一位顶级病毒学学者的视角审视当下德国抗疫局面。其目的还是想回答一个旧问题: 德国政府为什么做？它的做法是过于保守、是否适当，还是严重低估了疫情？希望通这位科学家的视角能让我们受到启发。他的名字叫Christian Drosten。他是谁？

Christian Drosten

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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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介绍:

Drosten教授生于1972年下萨克森州Emsland的一个农民家庭。他的老家叫Meppen，只有35000人口的普通小镇。高中毕业于该市的Gymnasium Marianum学校。

1992年就读于多特蒙德和敏斯特大学化学工程与生物学。

1994年在法兰克福歌德大学就读人类医学(Humanmedizin)。

2000年通过第三次国家考试(das dritte Staatsexamen)。

随后在法兰克福输血医学与免疫血液学研究所获得博士学位。自2000年六月起，他就职于汉堡Bernhard-Nocht-Institut病毒系。

2007年(35岁)出任波恩大学医院病毒研究所所长。

2017年(45岁)出任柏林Charité医院病毒研究所所长。

他的成就:

2003年，Christian Drosten与Stephan Günther比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 (CDC)更早发现Sars病菌，并首次研发出快速诊断测试方法(年仅31岁)。当他们有突破性科研发现后，秉承透明化原则，第一时间把他们的研究成果公布于免费的学术杂志《Eurosurveillance》，让所有人都可以快速，无障碍获取相关信息。直到同年五月份才把学术成果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期刊》。二人举止获得《自然》杂志的高度认可。

他们获得沃纳·奥托基金会(Werner-Otto-Stiftung)奖。

2004年获得葛兰素史克（GSK）临床感染学赞助奖、European Society for Clinical Virology颁发的Abbott Diagnostics Award、罗伯特·科赫基金会(Robert-Koch-Stiftung)博士后奖以及德国卫生与微生物学会 (Deutschen Gesellschaft für Hygiene und Mikrobiologie )的生物医学诊断奖(BioMerieux Diagnostics Award)。同一年，他在荷兰皇家艺术与科学协会授课。

2005年荣获德国联邦功绩十字勋章(Bundesverdienstkreuz)。

2020年一月份，Drosten以及其团队首次研发出针对此次新型冠状病毒快速诊断测试方法，并第一时间与大家共享其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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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读完他的简历后，想必不会对他的专业性和无私的学者风范产生怀疑。尤其是对我们中国人而言。他先后两次对中国抗疫做出了贡献。

当德媒开始密切关注国内疫情后，Drosten也开始进入大众视线。对此，他有做解释。简单地说: 大众需要被科普相关知识，传播正确信息(他很看不惯社交媒体上流传的假信息)。他身为该领域专家，其研究所出资者是国家，拿着纳税人的钱(不是政府的钱！)，自己更有义务这么做。

据一位同行表示，Drosten是目前全德国，甚至在全球范围内对这个狭隘的冷门科研领域屈指可数的顶级专家之一。他不仅具有权威性专业知识，而且还能详细分析病毒对社会起到的各种影响。另外一位常常出镜的德国病毒专家Alexander Kekulé有一次被记者问到: 在德国谁最有可能最先研发出疫苗？他的答案是: Drosten。学术性权威往往来自同行的认可，而不是网民的情绪。

Alexander Kekul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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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学者出身，其发言也遵守科学家应有的态度: 理性与冷静。在权威面前也表现得不卑不亢(最后我再给大家说一个小细节)。这段期间我看过很多关于他的视频和采访，给我留下的印象是: 真实，对现实状况给出负责任的、学者的理性判断，不会刻意粉饰，也不会故意抹黑，说话坦诚，表达清晰，语气直接。

为了能够让大众更好地理解，他会把复杂的病毒学知识以一种简而易懂的的方式陈述出来，借用一些简单数据说明学术背后的规律。但某些德国媒体或社交媒体会断章取义，以自己理解的方式去解读。在Drosten眼中，明明是学术界的常识，但经过某些媒体转述，反而变质了。因此，他甚至还收到恐吓信，说他在制造恐慌。比如此前在(华语)媒体被广泛传播的两条爆炸性新闻:

„有70%的德国人会被传染“

或 

“27万德国人将死于此次疫情“

Drosten教授有说过类似的话吗？有。但并不是全部。俗话说，魔鬼都藏在细节里。

今年3月2号，联邦卫生部部长斯潘恩和Drosten，RKI(Robert Koch Institut)主席Lothar Wieler教授以及另外三位不同领域专家等六人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新闻发布会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pKrBE5yLnU)。Drosten也有发言。他的主题是“病毒到底有多危险？“

(联邦新闻发布会) 左起第三，Drosten

一开始，他只做了一个笼统地介绍。他的第一句话是“恐惧不是数据“(Angst ist keine Zahl)。之后又提到: 很多专家在公开场合也要说清楚，现状因病毒的变异会随时发生变化、承认对病毒的具体扩散速度所知甚少(注: 大家只知道速度快，但精准到什么程度，依然未知、只能估计。Drosten也是如此)。

他借此机会批评社交媒体上的恐慌现象。比如某些所谓的企业想借此大捞一笔，提供独家数据或信息赚不义之财。这些人往往对现状进行过于悲观的判断、过于强调风险。Drosten不这么认为，因为至今为止还缺乏禁得起考验的严肃数据。

在此，他正准备就此打住。但是，坐在他旁边的卫生部部长斯潘恩表示，希望他能说得更具体一点。“既然部长先生让我说，那我就多说一点吧“ : 他微笑着回复说。

左: Drosten 右: 斯潘恩

我把他的发言总结一下。它能解释上面两条爆炸性新闻的真伪。

1.）新型冠状病毒的特征

目前的死亡率在0,3%到0,7%之间。它属于轻度流感。如果他本人今天被传染，平均死亡率还不到0,5%(他今年47岁)。0,5%以上的死亡率是指那些年长以及本身就患有疾病或有慢性病的男性。假如他作为个体被传染，不会对社会造成影响。如果有很多人在同一时间被传染，会对社会带来很大压力。但是，不可能所有人同时被传染。

病毒传染的速度极为重要。它含有很高的信息价值。传染速度跟传染率(Reproduktionsrate)有关。现在还处于初级阶段，传染率尚且不是很精准。目前有几种不同估计，比如2,2和 3,8。为了让大家更好地理解背后逻辑，他选了整数“3“作为传染率的均值。它意味着，一位患者最多只能传染给另外三个人。传染率越高，传染速度越快。

2.） 60%到70%德国人被传染的数据是怎么来的？

要回答到底会有多少人被传染，先要回答到底需要多少人被传染才能终止病毒继续传染？

一位被传染者通常会接触很多人(Kontaktperson)。在所有跟这位患者接触过的人里面会有多少人被传染？他的估计是5%到10%(这也是一个估计值)。这就是说，一位患者跟100人接触过，在这100人里面大约有5到10个人会被传染。

这个传染比例(指5%到10%)低于大流行性流感 (pandemischer Influenza)。以此类推，此次疫情的传染速度要低于大流行性流感的传染速度。Drosten也坦诚，不排除自己的错误性判断。他只提供一个粗略的对比，毕竟大流行性流感和新型冠状病毒之间还存在很多不确定性。

重要的不是最终有多少人会被传染，而是在什么时间段被传染，一年，两年，还是五年？时间段的长短才是最重要因素。

举例，一个患者能传染给三个人。传染到什么程度才会停止传染？每次传染过程(Übertragungsgang)都减少一位随访病人(Folgenpatient)，如果把随访病人的指数降到低于1，传染链就会被终止。此处还要考虑两个因素。据Drosten表示，以目前数据显示，他不相信一个人会被多次感染(Mehrfache Infektion ist nicht möglich)。同时不能忽略康复后的人会获得免疫力。按照这个逻辑推算，三分之二的德国人会被传染，既67%。德国一共有8300万人。67%相等于5561万。平均死亡率0,5%意味着将要死去27,8万人。

如果把时间段设定在一年，将会有27,8万人死亡。如果把时间段分成两年，每年死亡人数是13,9万(三年是92680人、四年是69510人，五年就是55610人)。

德国每年有85万人会自然死亡。在这批人群中，绝大多数又以高龄人为主(尤其是带病高龄人)。他们不仅是最容易被感染群体，死亡率也是最高的(0,7%)。按照目前信息来说，因疫情死亡的人数跟带病高龄群体有很大的重叠度。对此，Drosten做了一个假设，以5%到10%的比例来计算。85万的5%或10%等于42500到85000。如果以两年时间段为计算单位，13,9万的死者里面有多数人都来自这个因自然死亡的带病高龄群体。如果再把时间段分成3年、4年、5年或更长，就更难察觉了。

他的核心观点是，如果德国人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被传染(67%)，加上每年的自然死亡人数(85万)，再加上该病毒本身的杀伤力不强(0,3%到0,7%)，大众没必要陷入恐慌。当下的现状是: 无法克制病毒扩散，但可以将病毒扩散速度降低，避免更多的人在更短的时间内被传染。因此，被传染人数高低不是最主要的，而是在什么时间段。时间越短越不利，时间越长越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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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Drosten描绘的一个纯理论上的估计，因为还有很多不确定因素。最终结果如何跟现实有区别。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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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肯定会变异。历来如此。变异后就有可能会影响死亡率(上升或下降)和传染率(加速或减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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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异后的病毒是否对至今已知的高危群体也会起到影响？比如，相对比，目前的高危群体普遍集中在老年带病男性身上，年轻人、女性和儿童或婴儿几乎没有受到显著影响。但是，假如因病毒的变异导致集中高危高龄群体也发生变化，涉及到其他性别或其他年龄段群体，结果就很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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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时候会有疫苗？他表示，或许在明年夏天。

Drosten在此次新闻发布会中开头也说到，这是一个比较新的病毒，学术界在现阶段并不具备足够充分的精准信息，包括他自己在内。

很多人或许立马质疑Drosten的初衷: 你自己都还没搞明白，还有脸出面充当公知，给大家科普？这不是害人吗？

对此，我在上面已经提到过两次，有必要再重复一下。

早在2003年二月份，他跟另外一位德国病毒学专家Stephan Günther几乎以一己之力发现Sars病菌，并且还首次研发出相关快速测试方法，“击败了“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 (CDC)。2020年，以Drosten为首的研究所再度首次研发出快速测试方法，并第一时间把科研结果公开，与全世界实验室共享。

 他做了以下解释:

他完全可以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先发表在顶级学术杂志《新英格兰医学期刊》上。但这样做会浪费很多宝贵时间，况且这种学术性杂志很昂贵，不是所有人都能买得起。面对紧急时刻，他提倡学者们第一时间将新的研究成果和发现公开化，透明化，让更多人受益，不能等到有重大突破后才这么做。Drosten对当下学术界的这种“自私风气“(以自己的荣誉为主)做出了严厉批评。

秉承以上原则，不难解释为何Drosten积极地走入大众视线，向大众科普相关知识。在他看来，很多德国人之所以表现得焦虑，甚至过于担忧，正因为他们并不具备充分的病毒学知识(常人也不太可能天天接触病毒)。恐惧的根源往往跟自己的知识匮乏有关。既然大众有这方面的刚性需求，想了解更多，他很愿意为大家科普。

 出于这个原因，ndr.de新闻网站专门推出一个采访他的音频节目(每期半小时)。(注: 我强烈建议懂德语，想深入了解该话题的读者们上网听听。节目当然是免费的。在此附上网站链接https://www.ndr.de/nachrichten/info/Coronavirus-Virologe-Drosten-im-NDR-Info-Podcast,podcastcoronavirus100.html)

 Drosten在NDR的一期节目中说到，德国其实有很多优秀的病毒学专家，但每个人的专业研究领域会有差异。不是所有病毒学专家都可以在不用做准备的情况下每天接受30分钟关于冠状病毒(Coronavirus)的采访。他之所以可以做到，是因为他的整个职业生涯都在跟冠状病毒打交道，比如Sars和Mers。他并没有借此机会自我炫耀，而是刚好他长期从事该细分领域的研究，但这并不代表比其他优秀病毒学专家更强。他在节目中还特意向听众中的潜在同行道歉，希望他们原谅自己没有精准地运用学术词汇，要不然很多普通听众根本就听不懂。

Drosten不仅仅是一位严谨的科学家，他也是一位有公民意识的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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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是德国政府顾问。迄今为止，很多人(尤其是德国华人)都在批评联邦政府的不作为。其实，联邦政府的绝大多数措施跟Drosten的建议是一致的，甚至是他提出来的。除了一个例外: Drosten建议取消上周六在门兴格拉德巴赫举行的德甲比赛。因为它距离北威州重灾区Heinsberg只有10公里。但是，根据门兴格拉德巴赫卫生局评估，传染风险偏低，不需要取消。同时，重灾区Heinsberg县长Stephan Pusch表示很不理解门兴格拉德巴赫卫生局的判断。按照德国体制，是否取消当地活动(比如足球比赛、展会或演唱会等)，取决于当地有关部门的判断，而不是联邦卫生部。后者没有发出指令的权力(Weisungsbefugnis)，因为法律上不允许。对于某些偏激进的德国华人而言，他们本身就缺乏法律意识，不知道分权的真正含义何在。盲目地批评联邦卫生部部长是一种“误伤“。

由于卫生部和内政部在法律上受到限制，他们被迫要跟各个州合作。不具备足够合作精神，很难理解德国体制，更玩不转。两个部门今天可以携手合作，但明天就有可能成为竞争对手，后天又有可能被迫合作。

此次联邦危机小组由卫生部和内政部共同主导有两个现实因素: 向下和向上。

左: 斯潘恩 右: 泽霍夫

向下: 卫生部单独搞不定，需要内政部协助。比如内政部旗下的联邦警察和联邦个人防护和救灾局这次会发挥其功能。因为很多措施最终会由他们落实。同时，联邦卫生部和内政部可以同时对接各个州的卫生部和内政部。假如各个州内政部需要资源，比如缺少警察，内政部可以调遣联邦警察协助。

向上: 联邦危机小组都是内阁成员，假如他们认为某些措施需要内阁或国会批准，他们两的共同建议被通过的可能性更高，执行速度更快。比如禁止相关医疗设备与物资出口(注: 据卫生部部长说，不是严格禁止，对方可以申请进口)。

危机小组不建议现阶段大规模封锁区域。Drosten表示赞同。他认为，目前被传染的数量还太少，只有几百，即便是数千人被感染也不需要进行大规模封锁，因为缺乏目标性。

Drosten表示，德国当下处于一个很有利的阶段，可以对症下药，采取更有效的措施。

比如，德国实验室的数量(注: 大约30个。柏林Charité医院每天可以做1000次测试，其他大部分实验室可以做400次测试)、先进设施配套以及员工的专业性不仅在欧洲，甚至在全球都名列前茅。

一直以来，德国实验室系统都是去中心化的(有点联邦制的味道)，没有太多限制(Regularien)，可以进行自由测试，甚至还能赚钱。这意味着，德国不仅可以进行更多数量的测试，还能比其他欧洲国家更早地发现确诊人数。测试数量越多(越精准)，确诊人数也就会越高。这也解释了为何德国确诊人数大幅度上涨的原因。但它也有一个小缺陷: 数据不集中，不完整。这也导致为什么RKI(Robert Koch Institut)的数据库总是慢一拍。Drosten对此的态度:  在这种情况下，统计数据不完整是可以被原谅的。 

此外，Drosten还把德国体系跟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 (CDC)做了比较。美国CDC比较权力主义化(集中化)，什么都要经过它同意或批准: 统一分配测试设备、统一收集数据。德国刚好相反。昨天，联邦卫生部部长还建议，除确诊人数外，还要统计所有测试人数。这样做会更客观。

另外一个更明确的建议就是取消莱茵兰地区的足球比赛。他认为，德国当下不需要每周末人山人海的足球场，但不可以没有学校(Alexander Kekulé教授建议将所有学校关闭两周)。昨天，卫生部部部长斯潘恩建议，取消超过1000人以上的大型活动，因为他觉得各个州做得还不够。这个建议最早由Alexander Kekulé教授́提出。Drosten也认同。不难想象，莱茵兰的德甲比赛有可能被取消，或者在没有观众的条件下举行。 

一开始，Drosten表示，在飞机场对来自中国的游客进行体温测试不会起到作用。今天的德国机场好像也没有实施体温测试。

Drosten表认为，并没有学术证据表明，戴口罩能起到效果，因此，他本人也不代戴口罩。(注: Alexander Kekulé也表示戴口罩没用。他本人更牛。有一次对记者说，自己曾经得了三次严重的流行性感冒，免疫力杠杆的，甚至不介意跟别人握手)。

很矛盾的是，以上多数建议都出自Drosten或受到他的支持，但没人批评Dros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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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想补充一下Drosten在ndr网站上对中国的评价与评估。

首先，当武汉封成后，他曾经有说过，最让他当心的是武汉人是否愿意长期接受被隔离。现在看来，他的担忧是多虑的。前几天，他大赞武汉人的利他主义和集体思维。在艰难时刻还能保持幽默，很让他感动。

整体上讲，他对武汉封城给予正面评价。疫情首次出现杂武汉以及周边城市，比较集中，封城是有针对性的措施。但毕竟目标太大(因为武汉人口太多)，无法立即将病毒“射死“。病毒蔓延因封城而得到限制，但问题依然还在。由于逐渐复工，人口流动性增加，Drosten估计在接下来几周的确诊人数又会暴增。

Drosten表示，理论上讲，也可以把封城模式复制到德国，但出于三个原因不可能实施: 政治体制、社会因素以及德国人的自私(„德国人比中国人更自私“)。关于“德国人比中国人更自私“的说法可以从两个角度去分析。第一，他之前的担忧并没有发生。第二，借此批评当下某些德国人的自私行为，比如囤积。在他看来，囤积是一种自私现象。Drosten也在节目上多次强调，无需恐慌。

现在给大家揭露文中提到过的那个小细节。在那次新闻发布会上，Drosten应卫生部部长的要求向在场记者解释关于病毒危害的知识。突然间，新闻发布会主持人(可能是联邦卫生部发言人)打断Drosten，让他把话筒递给下一位专家。Drosten转过头，惊讶地说道: „我觉得很奇怪，我正在向大家做解释，快要结束了，突然间被打断。“ „我不知道您快结束了。既然这样，请您继续讲“: 主持人这样说道。